【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特约记者林冲芝加哥采访报导）

庄思明先生简历

现年七十二岁的庄思明先生，一九三三年生于中国广东，一九三六年移民越南，在五十年代初期参加越南共产党，一九五四年随北越部队集结越南北方，后在北越《越南之声电台》、《新越华报》任编辑、记者，负责当时越共总书记胡志明的相关采访报导，一九六五年在中国大陆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参与新华社“印度支那组”工作，一九六八年被江青下令逮捕，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越南特务、叛徒”，一九七八年获“平反”恢复工作，一九八０年作为中共国安部特务派驻香港，负责搜集研究海外对中共的舆论，一九八九年在香港《开放》、《争鸣》、《前哨》任记者、编辑，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国，现为自由传道人。用“传奇”来形容拥有这样一份简历的人士应该并不为过，“传奇”之处不但在于其时空跨越巨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中角色和思想的巨大反差也成为其“传奇经历”的醒目焦点，记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人物，记录了其部分思想、经历，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向往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

庄思明﹕我青少年的时代在越南，读书的时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往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所以我就走上一条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路，参加了越南的“革命”，因此前后被法国殖民者逮捕了两次，在监狱里受了很多刑，但当时并不在乎，用共产党说的就是﹕活着干，死了算。，当时只想到两件事﹕不是坐牢就是去杀头。在监狱里，越共支部认为我被捕后表现好，就吸收我为越共党员。

一九五四年，越南按照《日内瓦协议》以十七纬线分成南、北两方，北方是胡志明的共产政权，南方是吴庭艳的反共政府。我当时作为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随越共军队到北方去了，并受到越共重用，在《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做编辑、记者，经常去采访越共主席胡志明活动的新闻，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苏共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印尼总统苏加诺等人访问越南北方，我都负责采访。当时胡志明去哪里，我都会和他在一起，写了不少胡志明的报导。

从越南返回中国大陆　因反对神化毛泽东被捕

庄思明﹕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这个人太坦率了。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讲成是暴君、恶棍，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当时，有一次在电台国际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时，我说﹕“越南也有斯大林。”当时有人就问我说﹕“你讲的是谁﹖”我说﹕“就是我们的胡伯伯呀。”当时他们就大发雷霆，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检讨。

后来，我就离开了《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被分配到《新越华报》去作记者，照常在胡志明身边工作。当时尽管我认为他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彻底否定这个“胡伯伯”，我只是认为“他有这些问题”。

到六五年，当时苏共和中共发生分歧，吵得很厉害，中共发表“九评”，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啦等等，当时我对中共的那些观点比较“接受”，而越南方面对中共和苏共的争论和冲突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我当时不赞成，就对越南方面提出﹕让我回中国去。

我在六五年八月回到中国，当时新华社知道我回了中国，而且越南文很好，越南话也通，越南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中共正需要这样很了解越南的人才，成立“印度支那组”，因为当时在印度支那地区和美国的交战很激烈。当时中共对越南中立的态度是不满意的，但是为反美等关系也需要和越南联合。我就参加了新华社的“印度支那组”，在那里工作。

六五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出来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就暴发了，那时中共大树特数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我吃了豹子胆，竟然站出来反对神化毛泽东，我反对说毛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也反对老喊“毛主席万岁”。因此，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中共把我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个人抓了起来，是毛泽东的老婆江青亲自下的命令，给我定了一个反对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有是“叛徒、越南特务”等等，就把我关进了监狱，这是我第一次进共产党的监狱，在北京。

应该讲，当时我心里还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只是觉得毛泽东在神化他自己，只是反对这种“神化”。

因言获罪劳改十年

庄思明﹕六八年我被抓到北京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时候，我一直“想不通”，干了几十年“革命”，出生入死，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心里不能接受，我就一直想，想到整个脑子都发热，有一天就中风了，好像有一瓶黑墨水倒在脑袋里，昏倒下去。

上午的时候倒下去，我以为自己就这样死了，我心里很不甘，为什么自己干革命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在这里死去了。到下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口气了，好像会呼吸了，后来听说他们用针灸还是什么对我做了抢救，虽然活过来了，但是眼睛看不见了，看人只能看到一个黑影，耳朵也听不见了，讲话也不行了，整个脑子里面是空的了，一张白纸，什么都忘光了。当时觉得自己废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要自杀了。

不过他们还是对我进行了追查，可是追查来追查去，我并没有其他反革命言论。最后说是“放”，实际上是把我送到山西去劳改了，一去就是八年，这个事情从开始到 结束，坐牢加劳改，一共十年。而劳改时的待遇更惨，比坐牢还更苦，三个月都没吃到一滴油。

和中共国安部表面周旋得以赴港

庄思明﹕七八年五月的时候，说要给我平反啦，没罪了，你讲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没事了，恢复了我的工作，又回到新华社做编辑、记者。还派我到中越前线去采访，那时中共正在打越南。

虽然平反了，可是当时我对中共这样的欺负老百姓，这样的对待我，使我对中共失去信心，我要探讨，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给我开平反大会，我找借口没有去参加。八十年代初，我申请去香港探亲，新华社一直不同意。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也处在一个巨大转变的时刻，它也不敢完全拒绝。我的申请书递到公安局，落到国安部的手里，国安部就派人到公安局来见我，对我说﹕“你去香港的条件完全符合我们的规定，但是你愿不愿意给我们做点事﹖就是当我们的外派人员，讲更清楚一点，就是做我们的间谍。”我当时说﹕“让我考虑一下。”我也告诉他们﹕我基本上不是一个做间谍的料，我是做记者的。我不得不说要考虑，因为他们当时和我这么讲﹕“如果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明天就可以去香港，随时可以走，如果你不答应，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走。”

所以我一回来找了我几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帅鹏，他当时是新华社很有名的大右派，是李慎之的好朋友。我和他讲了这个事情，帅鹏就说﹕“不行，不要参加他们的工作，当初把你当反革命抓到监狱去，现在又要叫你做它们的特务，不干﹗”帅鹏很直率就和我这么讲，我把他的意见当作一种参考放在心里。然后我又找到另外一个朋友，叫程天水，他原来是越南《新越华报》的社长，后来也回到中国，他在北京外语学院，我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你这个事情很麻烦，如果你要去香港，你不和它们合作，那你香港可能去不成，你要好好考虑。”最后我找到我的一位在经济研究所姓严的好朋友，他以前给宋庆玲做过秘书，我请他给我提些建议，他和我说﹕“你可以假装和它们合作嘛，但是你去到那边就海阔天空了，到时候你干嘛还听它的话。”后来我就接受了老严的意见，和国安部的人表面周旋，答应为它们工作。

这样它们就想派我到香港去了。在去之前，它们有一个小组，有男有女六七个人，来培养我一个人，当时让我看苏联的秘密警察等搞特务工作方面的书，学它们的东西，更多的是要学习、理解中共的政策。不过就在那个时候，魏京生的案件就出现了，我当时同情魏京生，就老是和这些人讨论魏京生的问题，学习时间经常变成辩论会，我不赞成抓魏京生。但是它们很有耐心，我这些观点不成为问题，它们还是要我为它们工作，所以最后我还是去了香港，名义上是探亲，实际上是它们派我出去的。

马列主义出了问题

庄思明﹕一九八０年八月，我到了香港，香港的经济繁荣使我大开眼界。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城市，使我有机会拚命阅读研究政治理论，我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出了什么问题﹖我发现，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是问题的症结，列宁说要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突破资本主义体系，导致苏联的十月革命﹔毛泽东要用农村包围城市、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理论正是给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根源。出于这些思想，我当时就在香港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批判、揭露中共。

因不配合中共国安部工作再次被捕

庄思明﹕我在到了香港后，中共国安部要我发挥记者的特长，收集情报，综合研究各方面对中共的一些看法等等，那时候港币也给我，美金也给我，中共在我身上花钱。但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表面周旋”，每次回国都是和国安部的人谈几句，它们就会请我吃饭啦，用汽车拉我去玩啦，参观这里，参观那里，好像保持一种很密切的关系，但我自己知道，只是表面的，我什么事情也没做。

到香港一段时间后，自然要找个工作做，不然我自己也站不住脚，虽然它们给我钱，当时生活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不能够总这样，一个人在那边没有职业，但是老是有钱，周围的人也会发生很多疑问，因为那边有我的老朋友，他们介绍我在一家法国公司做公关经理，因为我熟悉大陆的情况。

这期 间我经常往来大陆，但这时候，我就不再和国安部报告了，太忙了，那么它们就认为我在有意摆脱它们，所以我去到哪里它们都会监视。到八五年的时候，在我要回香港的时候，它们就在飞机场抓我。我问它们﹕你们为什么抓我﹖它们说﹕你到了公安局就知道。到了公安局后，它们搞得很恐怖，对我进行精神威胁，电视、采访一大堆，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说抓到了大特务，我本来是中共的特务，它们要把我说成是替外国工作的特务在中国进行活动，要给我賳脏，用这个办法威胁我。可是我不怕，我不是特务嘛，我又没干它们说的那些事，我不怕它们，我就骂它们，我说﹕“你们这些人给我滚蛋，如果你们在这里拍摄、照相，我根本就不会讲话。”这些人给我一吵一闹它们就走了。

在审讯我的时候，中共方面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家伙，听他的讲话就知道，他对审讯工作很有经验。他向我提出，第一，你要继续和我们合作，马上回香港，我们再派人和你联络﹔第二，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我们要你坐牢。我考虑后回答它们﹕我宁愿坐牢，不和你们合作。当时我自己有一种好奇心，我也不怕坐牢，我没有什么事嘛，出于做记者的好奇心，我想通过这次坐牢，把监狱的情况了解一下，我当时想，最多几个星期它们就会放了我。

以“变造证件”罪被判刑两年

庄思明﹕但是它们没有放我，后来审判我的时候，给我定了一个“变造证件”的罪名，说我变相的制造伪证件，实际上我没有变造过任何的证件，但是它硬给我加上这个罪名。所以在审判我的时候我就对那个法官讲﹕“今天你们审判我，明天我就到国际舆论上去审判你们。”法官说﹕“你不能抹黑我们的祖国。”我说﹕“你们可以做得出来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谁在抹黑谁﹖”它们理亏呀，就拿出一大堆《争鸣》杂志，问我哪一篇是我写的﹖我当时有在《争鸣》上写东西，有的用真名有的用笔名，清清楚楚，这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这样我就被它们判刑两年。

后来它们让当时陈云老婆的妹妹，找到我太太，让她来做我的工作，让我低头认罪，说认了罪就可以马上放出来了，但我和它们说﹕我不认罪，不但不认罪，你们还要赔偿我的损失。那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不得不坐了两年牢才回到香港，那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

对中共不再有幻想

庄思明﹕一九八九年，那时我正在《争鸣》杂志工作，中国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运动兴起，三月二十九日也正好是魏京生被监禁十周年，我写了一篇《为真理平反》的文章，然后参加了在香港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要求释放魏京生和所有的政治犯，当时刘千石、刘慧卿等人都在这个团里。我和他们一起到北京去，但第一站是天津，结果到了天津，其他六个人都可以进去，我就被赶回来了，它们找借口说我的回乡证没有盖印，就把握遣送回来，结果引起全香港和全世界许多报纸都来采访我，我的孩子当时正在澳洲读书，他都看到了我的消息。

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中共的认识更进一步了，我就是觉得有责任，要把中共的丑恶揭露出来。一直坚持在刊物上写文章。我有一个姓吴的朋友，是中共派驻香港的负责人，我们两人经常交换意见，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是一个黑社会，更深一步来讲，就是黑手党。它想关谁就会关谁，想杀谁就会杀谁，没有半点道理可讲，这个政权我们对它不能再有幻想。

九七之前，在九一年我就申请来美国了。

我觉得《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九评》写得很好，当《九评》发表以后，我在德国的、在法国的、在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告诉我﹕“你赶紧看。”我原来还是不大想看，原因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我都知道。我在中国的时间这么长，在越南对共产党也很 了解，这些事情我不用细看了。谁知道我翻了这九篇文章，看后觉得非常好，写得非常尖锐，我非常认同这些观点，对中共我们是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可以说，只有那些不明不白的，头脑糊涂的人，才会存在幻想。所有的人都应起来“反共”，为什么要让这么一个邪恶的党，这么一个黑社会、黑手党还在统治中国呐﹖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反对它，而且这种反对是很应该的，很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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