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9日讯】2005年8月27下午，徐晓女士在三味书屋主讲“个人经历在什么意义上才有价值？”笔者专程听讲并做了简单笔录。现根据颇为凌乱的笔录整理成文，为了行文的方便，个别话语的前后顺序也稍有调整，特此说明。
一、个人写作与历史使命
徐晓的讲演是围绕着自己的新书《半生为人》展开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徐晓写道：“我愿将此书当作一束野菊花，献给爱过我和我爱着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是——周郿英、赵一凡、刘羽……”
赵一凡的父亲是一名被打成“托派”的老共产党员，赵一凡上小学时被压塌了脊梁骨，从此成为用双拐活动的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赵一凡自学成才且知识渊博，家里成为各路精英聚会的沙龙和各种地下手抄本的中转站，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徐晓17岁时走进大自己20多岁的赵一凡家中，等待她的是1975年1月28日的牢狱之灾，罪名是“莫须有”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同案犯中有北京的赵一凡、徐晓、郑红丹，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赵凤歧、张□，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等数百人。
出狱之后，赵一凡为了让徐晓走出精神困境，给她介绍了地下文坛的赵振开即北岛等人。1978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徐晓，按照惯例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看望赵一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见到了正在张贴《今天》创刊号的北岛、芒克、陆焕兴。随后，徐晓在三不老胡同的北岛家中，认识了加盟《今天》的志愿者周郿英、王捷、李南、程玉、陈彬彬等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今天》相继推出了北岛、郭路生、芒克、钟阿城、顾城、史铁生、蔡其矫、舒婷、黄锐、严力、曲磊磊、马德志等文学家和艺术家。随着西单民主墙被强行封杀，《今天》也被迫停刊。几年后，周郿英成为徐晓的丈夫。1988年，赵一凡去世。1994年，周郿英去世。2004年，作为《今天》发起人之一的刘羽去世。
关于《半生为人》，徐晓介绍说：这部书首先是个人写作。近来以个人经历写作的著名作家，主要是章诒和、高尔泰等人。高尔泰到美国10多年，一共才写了30多万字。他的《寻找家园》用很简洁的文字书写了几十年的往事。章诒和从1980年回到北京就开始写作《往事亲不如烟》中的几篇文章，先后写了20多年。写小说遇到过不去的“坎”可以虚构，写纪实的东西遇到过不去的坎，是不能够虚构的。
我们为什么要写个人经历呢？章诒和在“序言”里说过，写作的动机是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高尔泰也说“我把石头放在地上，总比我扛着推着要好一些”。我正在编“高尔泰文存”，这是他写在序言里的话。我的《半生为人》前后写了10年，10年当中一年写一篇或两篇，不可能连续写作，写得比较慢。《最后的五月》是我先生周郿英去世后写下的第一篇，我不梳理过去的生活就不能面对未来，当时甚至没有拿出去发表的想法，这样的写作动因是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原因。对于我自己来说，不写是不行的。进入历史的需要是很靠后的因素，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这才有了使命感。
二、绝对是很重要的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态度，徐晓表示说：我现在的态度是对别人要相对一些，对自己尽可能用绝对的观点，绝对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写与《今天》有关的历史。10年以后我发现我所写的人物都是和《今天》有关的。今后若干年我也将不断重复这样的精神体验，我愿意称之为我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人问我：“你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有趣，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就这么简单啊？”我说：“让你去选择坐牢，你会觉得有趣吗？”不过当他说到我所写的东西有意义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评价为好的和值得的。比如赵一凡，我认识他时才17岁。我儿子现在也是17岁。如果他认识这样一个朋友，我会急死的。两年以前，我儿子认识一个理发师傅，他被对方迷住了，他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理发，而且还赠送礼物。我不同意他这么做，我觉得社会上的这些人怎么可以放心呢？赵一凡是一个瘸子，没有工作，我整天跑他那里聊天，我父母当时要是知道是不会同意的。
前不久有一个研究文革的美国博士采访我，他总想从我嘴里得到文革比现在更好的结论。他问我：别人都说文革是荒漠，你们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怎么能说是荒漠呢？我说那个时代我们能读到的书，不会超过100本，我个人读过的书不超过30本。有很多人因为读书和传递手抄本坐了牢，我自己就是因为读书坐了牢。
从绝对意义上，现在什么都有丰富了。我们同时又觉得是物欲横流，生活得很浮躁，这也是绝对的。我小时候不可能说自己要嫁一个大款，现在的女孩子就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有人问我，你们出版《今天》就没有想到赢利吗？那时候连摆摊卖花生米都不允许，出版《今天》怎么会想到赢利呢？
你不能说《今天》的这几个人就是先知先觉。我希望将来能写一本书，把横向的、这一小撮人生长的土壤写出来。我不仅要还原事件，还要还原背景、还原氛围。我的书中有一篇《精神流浪者的重访》，我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写出《今天》的潜意识。像陈加明、多多、芒克都会唱歌，北岛是练男高音的。他们就是这样玩起来的。高干子弟家里有西方的唱片，接着又接触到了西方的诗歌，这些人都是到了农村又从农村跑回来，读读书听听音乐，然后才开始搞创作的。当时民主墙上有很多杂志，其中有3个文学刊物，《今天》第一期出来，马上就引起大家的注意，还在当工人的田晓青从第二期就开始投稿，这说明《今天》还是有实力的。《今天》中的很多人现在都不写诗了，田晓青现在还在写。
三、文学界这10多年是最堕落的
有人说我很乐观，其实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孙郁的文章我觉得特别好，其中他提到，我们这些人的影响越来越小。《南方周末》上止庵借我说的“新人的故事”对我进行置疑，说《今天》的朋友们抛弃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去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还不够，我们是面具或者符号式的新人。他对我们这一代或一群人提出置疑，我觉得特别好。包括北岛最近几年在国内出的三本书，让人们重新关注北岛，这些东西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用顾城的话说，《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它两、三年就迅速瓦解，80年代末纷纷出国。大部分人沈寂了，只有几个人在坚持写作。其中最棒的是北岛，他在海外脱离母语的孤独中坚持写作。国内的大部分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还在坚持写作的只有田晓青和刘自立。
文学界这10多年是最堕落的，日本的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有人类关怀的。我编过他的文集，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中国作家在社会现实面前全部失声了。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对我说：“蒋彦永很好，木子美也很好。我既支持蒋彦永也支持木子美。”
我认为文学终究是要走向边缘化的。北岛比较倒楣，那时候没有人给他出诗集。《诗刊》当时可以发行上百万份，现在连2万份都到不了。《今天》在海外复刊后，我也帮他们组过稿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好稿子了。
四、要坚持就要付出代价
我认为从来没有完整的真实。一个杯子，这一边画了一个图案，另一边画了一只兔子，我不能透过杯子看到那一边的兔子。关键要有真诚的心态。
比如我写的刘羽这个人，他和我们一起办《今天》，文革期间他说过“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三段论，因此被关了三年牢。由于恐惧，他退出了这个群体。他生活得非常失意孤独，出国去过得非常艰难。后来发现得了癌症，他把所有钱用在几个月的治疗上，然后就去世了。他最后什么也没有了。
李南也是当年参加《今天》的人物。20多年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现在穿的衣服还是20年前的，只是汽车月票由原来的4块钱换成了40块钱。朋友们送她衣服，她说你送我10年前的，不要送我两年前的。
对我来说，书写回忆是特别现实的事情。这些事情标志着现在也标志着未来。我不是当成职业写作，我特别害怕职业写作，我写得很少也很慢。所有这些写作都面临着真实的问题，一方面是客观的真实，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发生在北京还是上海，是冬天还是夏天，这是不能改动的。另一个是内心的真实或者是本质的真实。
有人写过一本《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我看了特别震惊，里面说我在监狱里听说“四人帮”倒台了，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纪实类的文字第一要做到准确，做到准确并不难，第一是诚实，第二要有责任心。
我比较一根筋。我17岁时肯定不知道这样走的结果是坐牢。别人告诉我被盯上了，我当时觉得盯上就是要办学习班，因为我在学校里也给别人办过学习班。我没有想到被盯上是要和公安人员打交道而且要坐监狱的。到了办《今天》的时候，只有我是清楚的，因为我已经走过一次了。
人一辈子可以自己选择的很少，更多的是迫使你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你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既有年轻人的激情，又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有选择的。只是我们没有像12月党人和职业革命家那样，自觉地选择清教徒式的生活。
我坐监狱的结果，是给我自己带来了正面的思想资源，有些人包括参加民运、六四的人，坐牢后沈沦消极的更多一些。
前些年我当编辑做得还不错，出版社为了收买我，给我一个副主编。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也没有多上班，只是收入多了一些，但是我内心很不舒服。辞掉副主编以后就自由多了。李慎之去世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没有辞职我就不可能那样写。人总会有一个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如果不太在乎社会角色，就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生长出一些东西来。
我写作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心态，这个问题一直在解决着。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能够接受新东西的人，超级女声我可以和年轻人一起看。不能说那个时代好还是这个时代好，关键是如何面对现实和如何认识自己。那个时代真的比现在困惑多了，我们整天都在写信写日记，现在骗骗自己能够混过去就行了。要坚持就要付出代价，那个时代是要坐牢的，这个时代一般是没有人理你，你要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
五、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
不知道是什么由头，让徐晓谈到了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她说：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我觉得周国平与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在文章中写到了郭世英。郭世英这个人物很值得写，还没有人作为专著写过他。郭路生作为诗人出现与郭世英就有关系。张郎郎听说郭世英被捕后开始逃跑，逃跑前写下“相信未来”4个字。郭路生接着写了一首诗“相信未来”，后来就发表在《今天》上。
曹天予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们回北京了，请你来聊一聊”。见面一聊，谈的是告状的事情。我说我可以约一些记者采访你们，通过媒体逼迫有关方面拿出当年的档案来，但是我不赞成告状。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法院竟然就给立案了。法院要是证明确实是曹天予陷害了郭世英，那么他就是杀人犯，应该怎么处理他呢？我们内心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的，谁是一个坏人，谁是一个无聊的人，看了相关的回忆就清楚了。用个人经历写作，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你可以随时面临尴尬。如果你是真实的人，你就不能回避这些事情。我说个人书写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自给自足，自己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他同时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自己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
－－转自《北京之春》2005年10月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