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9日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中国将在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免除农业税之后，中国的“三农”问题会发生什么变化？

最近，数十名中国的学者、各级政府官员聚首广州，在“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各抒己见。记者申华也就这个问题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崔大伟以及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后农业税时代中国农村依然存在很多尖锐的问题。

记者：我们知道免除农业税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那么首先我请教一下崔大伟先生，您觉得在实质意义上免除农业税有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呢？

崔大伟：应该对某一些农民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在农村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农业税，主要问题是像地方税，像教育税等这样的费用都比较大，减轻农民的负担是从七八年开始提，但基本上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

记者：文贯中先生，您觉得在农业税免除了之后，中国“三农”问题还存在一些什么严重问题呢？

文贯中：农业税最后被取消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但实质上给农民的好处不是很大，因为总共也就免掉农民的三百亿，那么多农民大家一分的话，每人能免掉的税其实是比较小的，并不能使中国的农民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能够迅速的跟东南沿海的城市里面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

记者：您觉得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文贯中：我觉得还是要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农村里面去，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就是说农村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体制也应该建立起来，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医疗保障。那么第三就是说，中央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义务教育费用的来源，而不应该转嫁到农民头上去。如果这三项都能做到，那么我想给予时间的话，农民就有机会来分享东南沿海出现的经济繁荣。

记者：崔大伟先生，刚才文先生提到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这方面还有待中国政府来关注。那么您觉得现在农民是不是在一个是义务教育方面，一个是医疗保健方面确实负担很重呢？

崔大伟：这个不仅负担很重，教育制度在农村不好，农民没有一个出路；第二是，现在很多穷的人要是生病了以后就没办法，你要花很多钱能治好你的病就不错了，但是要花很多钱的话就没办法承受这个负担。另外一个方面，基层干部的数量也太多了，最近十年虽然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实际上很多乡政府的干部都请他们的亲戚来当干部，所以人数太多了，现在要看能不能取消乡政府。

记者：您的意思是取消乡政府？

崔大伟：对，没有必要。

记者：文贯中先生您觉得乡、镇、县这几级政府过于庞大，也是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主要来源？

文贯中：我刚提到要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农村里面去，其实就包含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就不应该由县、镇、乡来管。那么其实像刚才崔先生所说的，中国现在县、镇、乡干部仍属于市，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骑在农民头上吸农民血的吸血鬼，我觉得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利基础它就是要靠自己的党员、干部去贯彻中央的一些意图，所以如果把这两级政府大大削弱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统治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记者：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起农民各种形式的维权，也就是说农民的困难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而且还存在有公民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广东太石村发生的农民要罢免村官的事件，结果就是罢免不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要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还要解决中国农民公民权的问题？也就说要给农民一定的权利去保护自己的权益？请问崔先生。

崔大伟：也可以这样说。我想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意识也扩大了，比方说是土地问题，现在也可以说土地是最后一个公共财产，赚钱的人都是基层干部，所以农民发现这件事，他们就很生气。

记者：文贯中先生呢？

文贯中：其实农民抗争的主要原因往往跟土地以及课征杂税是相关的，我记得多年来的一个结论是土地还不如就说私有化，把土地的所有权彻底的还给农民，好处大部分就应该是由农民来分享，现在是落到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的手里边去。

记者：但是土地私有化以后也只能就是说解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如果农民遭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如果没有公民权的话，他还是无法跟不公平的事情来对抗、打官司，这还是解决不了他们政治权利的问题。

文贯中：如果有一个土地所有权的话，农村里面慢慢会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他们能够比较有力的对抗乡村干部的滥权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