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7日讯】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孩子们上学确实太难了，放弃读研究生而自动去那里当小学教师的徐本禹与外界联络非常困难，那地方不通电、不通车，打个电话要走18公里山路到镇上去。有时只能通过时断时续的微弱信号，发手机短信，每次发短信，还得爬到山顶上去。
同去的7 名短期支教学生因水土不服，先后病倒，纷纷打道回府，去年8月1 日，最后一个学友也离开了。那晚，徐本禹给《楚天都市报》记者发短信：“现在只剩下我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到狗吊岩村一个多月后，徐本禹被选为校长，这个村办学校有220 人，孩子来自周围几个村，家长如没有钱，就交包谷代学费。当地人每天吃两顿饭，大多是土豆、酸菜汤和玉米面，因为生活不习惯，1.75米的徐本禹，体重降到50公斤，瘦了十几公斤！[画外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如今翻了五十六年，却越翻越穷。]
尽管如此，他说：“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给狗吊岩的村民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没有被遗忘。” 9 月28日，中秋节。徐本禹发来短信：我病了几天了，但还是坚持吃了一碗包谷面，我要保存体力熬过去。
通过徐本禹在武汉和贵州两地的努力和影响，一年多来，猫场镇狗吊岩村的环境大为改善，村里修了路、通了电，孩子们住进新校舍。[画外音：如果没有徐本禹，猫场镇狗吊岩村早让人遗忘了，那里的环境也永远不会有人去改善，村里也永远没有路、没有电，孩子们也永远没有新校舍，那么老百姓要这个国家干什么？飬那么多肥肥白白的总书记、总理、书记、省长们干什么？]
这时，徐本禹萌生了一个想法：到更贫困、更需要帮助的地方去支教！经过一番考察，大方县最偏远的大水乡大石村成了他的目标，该乡党委书记沈义勇年轻有识，两人一拍即合。今年7 月，徐本禹转到大石小学。
大石小学是一栋二层木结构老房，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徐本禹写信向母校汇报后，华中农业大学决定捐资8 万元用于大石小学建新校舍。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得知徐本禹的事迹后，当即批示当地政府拨款29万元，投入新校舍建设。[画外音：请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同志，您在贵州到底除了当官做老爷之外，还会干什么？为什么要得知徐本禹的事迹后，才肯批示拨款29万元建新校舍？可见您不是没有钱，而且麻木不仁、大大坏了良心的。这本来是您的失职，现在倒像您在做好事，大石小学成了阁下的 “政绩工程”、在您的老脸上添了许多光彩。再说贵州就这一个地方穷么？]
贵州之行，记者真切地体验到了徐本禹事迹的感召力。在大水乡，记者见到了一位从武汉来支教的王昌茹女士。今年54岁的王女士，她将在这里义务支教一年。 50岁的刘力女士，是贵阳的一名私营企业家，去年，她捐资9,000元用于狗吊岩村修路、给孩子们交学费；今年，她又捐资1 万元给学生们修课桌。[原来狗吊岩村修路还是靠私人捐资，农民交了几十年农业税都喂了狗！]
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说，像王昌茹、刘力这样的热心人太多了，大方县各中小学先后来过59名志愿者，其中还有一些外国人。现在，留在大方县的仍有 2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深圳、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徐本禹”这三个字，不再仅仅是一个热血青年的名字，而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楚天都市报》）。[画外音：但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耻象征，中共反动派为了维持永久的法西斯政权而长期实行文盲化、贫困化政策，致使《义务教育法》成了一张废纸，农村教育成了叫化子事业。]
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农民也和贵州农民一样凄凉，那里农民每天也只能吃两顿饭，而儿童每天只能吃一顿。即使一天一顿还只有玉米土豆，该村希望小学 5 年级学生，现年12岁的孩子叫丁肖霞的对《信息时报》记者说，她一天只吃一顿饭，都是在中午吃，说是吃饭，其实是只有土豆和玉米，有时候煮成粥，有时候炒着吃。只有过年的那一个月，家里才会买米做饭吃。[画外音：这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幸福图景，一边荒淫无耻，一边饥寒交迫。这种惨状决不止存在于这两省，而是各省都有，尤以西部省份、山区、边区、少数民族区、沙化区、水旱灾区、污染区、血吸虫疫区、艾兹病区更甚。]
小霞还说，家里有爸爸妈妈和16岁的哥哥，每天都要下地劳动，他们每天吃两顿饭才有力气干活，由于粮食太少，要是自己也吃两顿饭，他们就不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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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一名网友说，我们是否可以少搞一些庆典，少一些形象工程，为我们祖国的未来们创造出更多一些教育机会呢？这一名网友太天真，“为我们祖国的未来们创造出更多一些教育机会”的做法违背了我党的愚民政策的。须知：天下没有了愚蠢而又贫困的农奴、城市贫民，我党不是没有了压迫、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了吗？]
78岁的张蓬才老先生退休前是重庆市万盛南桐矿业公司医生，去年脑溢血，至今行动不便。半年前，老张取出最后8,000元积蓄，订做了100 套课桌，预备送往万盛山区学校。“那是他的养老钱呀。”说起老张的犟，老伴代仕芬一脸苦笑。（《重庆晚报》）
张老为省钱抽叶子烟，看14英寸老式“红岩”彩电，冬天舍不得开电烤炉，洗衣淘菜的水必须留下再次利用，三个儿女下岗，张老从未资助过他们；四儿因车祸致残，智障，走路一瘸一拐，张老也不给四儿子钱，还叫人做了辆架子车，让四儿子推车沿街叫卖酱油、醋，自挣生活费。去年，四儿子病逝，老张落泪道：“对不起他啊！”但张老在退休18年中，竟为当地教育事业捐款32万元。[画外音：张蓬才毁家助学，党和国家却让张老一家自生自灭，是何心肝！]
万盛区教委教育科科长杨洪曾去过老张家，科长大人说：“屋里简陋得没地方落脚，怎么看也不像拿得出32万元的家。”[画外音：我想问科长大人，一、府上一定比张家阔气得多了，那么阁下拿下多少钱来助学？阁下可是先进代表㖞！二、既然张家这么穷，您还忍心收下他的钱，真是闫王不嫌鬼瘦呀！爱心感动全世界，就感动不了铁石心肠的贪官污吏。]
张老出生于万盛区金桥镇青山新村一贫困农家，从小父母双亡，无钱上学。1941年，当时富甲一方的教育家刘子如先生创办青山新村小学，穷孩子可免费入学，13岁的老张得以踏进学堂。[画外音：在万恶的旧社会，父母双亡的穷孤儿可以免费入学读书；莺歌燕舞的新社会，却有千万父母双全的幸福儿童被关在学校外面。河北省尚义县黄脑包村农民李静靠卖血供儿子读书，后来实在供不起了，二儿子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
1988年，张老退休回老家探亲。发现“村校的孩子特苦，没有课桌，站着上。” [画外音：这是因为没有了富甲一方的教育家刘子如先生，他们都被当作反动地主阶级消灭了。另外，张老先生没有看到从乡村到中央的我党和政府的办公大楼是何等富丽堂皇，也没有看到我党送给古巴、朝鲜多少真金白银，也没有看到我党先进分子们仅吃喝、小车、旅游一年就花去公帑七千万元，也不知我军费每年都是双位数增长，也不知道我国早已小康盛世了。如果他知道他那点钱还不够大人老爷们塞牙缝，他还会干这种傻事吗？]
今年9 月23日去世的93岁蹬三轮的老人白芳礼，在他最后的二十年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 300 多名贫困学生。而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画外音：毛泽东把武训批得狗血淋头后的五十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武训，何其讽刺！]
1986年，74岁的白芳礼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白贾村。他走在村里，发现大白天到处都有在干活的孩子。他问：为什么不上学？孩子们说，大人不让他们上。他便又找到大人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上学？大人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
第二天老人便召集家庭会议，宣布 “第一，我要把这些年蹬三轮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第二，我要回天津重操旧业，挣下钱来让更多的穷孩子上学！”
白芳礼回到天津重新蹬起三轮车，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穿的总是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衣衫鞋帽。一年365 天，他没歇过一天。他曾在夏季烈日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满地的路途中，摔到沟里；他曾因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他曾多次在感冒高烧到39℃ 时，一边吞着退烧药，一边蹬车，甚是尿湿了棉裤还照样蹬着车跑。
从1993年到1998年，老人资助了200 多名藏族学生，直到他们高中毕业。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学生捐款，学校要派车去接他，他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他自个儿蹬三轮到了学校。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个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老人那里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这些年得到白芳礼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教育基金等单位达30家之多。
1994年，81岁的白芳礼把两间老屋卖了，又贷点款，在紧靠天津火车站的一块小地盘上搭个小售货亭，卖一些糕点烟酒等，这就是“白芳礼支教公司”。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又挨着亭子搭了个小铁皮棚子，里面用砖头搭了一块木板算是“床”，夏天，棚里的温度40℃；冬天，水可结冰。白芳礼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5 年。蹬着三轮闯荡了一辈子的白芳礼，骨子里有一种大义与胸怀，国家与社会在他心目中有头号的位置。[画外音：他曾对儿女们说，我现在是有国无家。可惜国家并不领他的情，拆了他“白芳礼支教公司”，决不手软，而且分文不赔。]
1999年，天津火车站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礼支教公司”也在劫难逃，老人哭了。他老了，腿脚没劲了，以后还指望用什么挣钱给孩子们读书呢？
那年冬天，老人蜷缩在车站附近一个自行车棚里，硬是给人家看了3 个月的自行车，每天把所得的1 角、2 角、1 元、2 元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饭盒里，等存满500 元时，他揣上饭盒，蹬上车，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人们看到，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身上已经被雪浸湿。他向学校的老师递上饭盒里的 500 元钱，说了一句：“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新华网》）。
[画外音：不哭白不哭，哭了也白哭。一个衰朽的武训终于挡不住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铁轮，武训连同他所挚爱、向往的教育事业早已粉身碎骨。佚名先生说，教育产业化——好歹把大学搞成了养鸡场。现在只剩有陶行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梅贻琦、竺可桢、李登辉、马相伯、司徒雷登、潘光旦、张伯苓、唐文治、邹鲁、许崇清、萨本栋、罗家伦、吴有训、熊庆来、吴贻芳、陆志韦等，这一长串的名字供后人凭吊！]
15-OCT-2005于深圳河畔
(10/15/2005 22:49)
──原载《新世纪》(//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