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不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内涵而言“接受教训”，就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穷于应付而不得要领；甚至，一叶障目而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说，认透本质，乃为正确接受教训之本。
然而，不仅对于知识份子，也不仅仅是就着反右运动，而且是对着全体国人及其经历的现代史，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多数人都曾直接，间接受过毛泽东的害上过毛泽东的当，因而都极有必要认清这个仍被挂在天安门前的戴着慈眉善目端庄凝重画皮的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尤其是他的徒子徒孙们使尽全身解数使庐山真面目云遮雾罩，以防止人们去撤除天安门广场的那堆垃圾(暴君纪念堂)，好维护着他的精神不死，阴魂不散，鬼蜮继续害人。这就更增加了认清本质的难度，同时也激增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党史上看，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定格为毛泽东的本质，因此，邓小平把毛泽东定位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虽然他只能算是第七个领导人。可中共不承认前六个，只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思想；也因此，中共至今奉行的仍是脱胎于毛泽东为反右派而制定的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的所谓“四个坚持”；更因此，你去审视胡锦涛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听他的宣称，就会发现其基本精神仍是继承了毛泽东反右派的衣钵，只是，换成与时俱进的“汤”，不换左倾路线的“药”，比起邓小平江泽民来，不是说谁是好东西，而是静观乃是“一丘之貉”，动观则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我为什么费如此之大的气力，决心要揭露出毛泽东的本质的原因。
本质既然不是外显而是内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怎能发现毛泽东的本质呢？中国的老祖宗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视是看，以是为，观是细看，由是由来，察是体察，安是乐，廋是藏匿。)；共产党的洋祖宗说，人在其创造物中直观其本质。 这样说来，毛的本质便寓于他一系列的行为之中；而邓小平的“六四”血洗天安门，江泽民胡锦涛对民主思想的镇压`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乃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显示了毛的阴魂继续统治着中华大地；“你不打他就不倒”！所谓死人的“阴魂”，就是他活着时的“本质”。让我们通过对他生前的听言`观行，以及审视他的主要创造物――复辟专制极权，来揭示其本质：
他置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于不顾，乘国家之危，对祖国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以肥一党之私。
1964年7月10日，毛对受其接见的社会党人士佐佐木对日本过去侵略中国表示歉意时，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叫做“贼不打三年自招。”问题是，2500万中国军民死不瞑目呀！问题是死于南京大屠杀的30万同胞，如果复活，还需要洗脑，使自己的思想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问题是，做了日本细菌战活体实验者和其他牺牲者以及可怜的慰安妇们所遭受的生命摧残和无法想像的心理糟蹋，都可以不必追诉，甚至觉悟到，这才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问题是，毛泽东的促日蒋火拼于战场`日共勾搭(通过潘汉年)于私下，恶性膨胀共产党的势力，倒不是卖国主义行为，而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了！问题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狼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应该面东跪拜，口唱：“膏药旗， 冉冉上，日本护大共产党！不是皇军大大地， 呼儿咳哟！ 哪来人民挨解放？”
毛对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竭力进行破坏，对共产党内的抗日派将领也坚决进行打击和压制。到后来，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机者帮腔，诬蔑蒋委员长，说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胜利了，才跑下山来摘桃子。这要多么无耻，才能面对着血与火的历史撒下这样的弥天大谎？当他胡说八道时，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大多仍健在呀！在文革中，时常读到的一条语录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这部纪实片和大陆的电影片《血战台儿庄》和还原历史真相的《谁是新中国》等纪念碑式的杰作，所提供的悲壮史实，直使“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论者， 在这块纪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连塔斯社记者，苏共住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气愤而予以指责：“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本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流血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转引自辛灏年着《谁是新中国》第524页――拙著从资料到见解，得益于该书匪浅。我愿推荐该书，与读者共用)
彭德怀打了抗日的百团大战，就成为毛泽东眼中十恶不赦的罪行，说是犯了战略错误，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其实，早在1937年8月22－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就主张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21日致电彭德怀，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主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见《毛泽东年谱》)就在9月25日平型关打响的这一天，毛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说：“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又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其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236页）试想，正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际，同时，中日实力悬殊正是中国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实力却怕暴露实力，那么你栽培这个“实力”和留着着这个“实力”，并且还要恶性发展这个“实力”，到底是要干什么罪恶勾当呢？
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毛还在跟他没完没了地算这笔账，对着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后来又说：“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
林彪迎合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着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蕡张，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
由于历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给人们看，所以它时常出现相映成趣的场景。1974年1月19日，中国与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发西沙之战。当时，台湾海峡在国民党海军和美国第7舰队控制下。中共海军舰艇往来东海`南海，都要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冲突。这次军情紧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阳明山养病，被毛共称为“卖国贼”而“窃踞台湾”的蒋介石，对西沙战事也很关注，看着送来的电报：“海军导弹护卫舰四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看后不加思索，便语重而心长地说：“西沙战事紧。”亲自下令，破例向解放军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当天晚上，解放军东海舰队四艘导弹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卖国集团”的军队不仅没有开炮，还打开探照灯，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舰队顺利通过。(参看《西沙群岛保卫战：毛泽东决策的最后一仗》，倍可亲网站)。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场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义，一面是险恶的奸计：清浊分明泾渭水，爱国卖国岂容混？最令人气愤和悲哀的是，有些浴血抗日而于战场九死一生的幸存战士，躲过鬼子的屠杀，却死于毛泽东的“镇反”之中。
第三， 庐山会议上毛还说：“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党联系群众，不是拉科西，不会出纳吉。个别问题一出现，很快解决，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100万，匈牙利没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这里要重新提起，为共产党反蒋冲锋陷阵的所谓“七君子”，中共当权后，有的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的当了部长，唯有以博学多才铁骨铮铮享誉知识界的王造时，始而受冷遇，继而打成右派受迫害，终死监狱时还带着铐，并落得家破人亡。原来。共产党要的”爱国七君子”必须都是伪君子，决不允许你真爱国，要的是你爱国其名，反蒋其实。王博士居然真的要爱国，起草一封致史达林的公开信，反对苏联与日本订的条约承认满州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公开信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对于共产党无异于把娘偷养汉子的丑事公之于众。自然也就决定了王在“解放”后不会有好果子吃。虽然他在毛所谓的第二战线上，也是声名显赫的反蒋英雄。
应该总结的教训是，王博士先上了共产党“爱国”的当，误以为共产党真是要他“爱国”。当然不能说他爱国有错误，错就错在投错了“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你若是爱国而不挂引号，共必反你；你若真爱国，就必然反共。这个必然性是客观的。王博士等等人们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点；倒是共产党对这点毫不含糊。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就在于，爱国而又亲共或投共，那叫做“南辕北辙”。
后来他又上了“帮助党整风”的当。 两“当”上得他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双灭俱亡奄奄一息时还带着手铐。这就是共产党给爱国一君子，安排的下场。岂止此乎？他的子女受株连，有的划右派，全是死于死不当死。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所着《沉重的1957》一书中写道：“左是中国知识份子的 ‘白虎星’` ‘扫帚星’。除了用 ‘家破人亡’来形容王造时先生遭受极左路线迫害那令人潸然涕下的厄运，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第73页)
问题是，上“爱国当”者仍络绎不绝，大有前仆后继之势。小人物不必挂齿，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李宗仁就是中计“爱国不分先后”而回归大陆的。他受尽利用和羞辱，后悔莫及。傲慢的胜利君主毛泽东，对他的降臣夫妇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轻蔑地奚落他们是“上了贼船”。他们也只好“吃不了兜着走。”。有什么法子？如果不计毛的嘲弄气味儿，“上了贼船”倒是实情。
问题是，至今中共仍然拿爱国主义来行骗。无奈，情愿受骗者仍有之，助骗以牟私利者也仍有之。这些人既可怜又可叹，后者还既可恨又可耻。殊不知：1，毛泽东早已从大量事实中总结出规律：“从爱国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是知识份子的一条必由之路。”说明爱国主义是跳板，共产主义是贼船；2，“予岂好卖国哉？予为夺权而不得已也。”这是古今卖国贼共同的衷曲。爱国者对于卖国贼来说，不是别的，乃绊脚石一块也，岳飞、彭德怀、王造时等，统统都是卖国贼必须踢开的绊脚石。3，“这都是属于过去的事了，不能老纠缠，要一切向前看。”这是心怀叵测`貌似公正的说客惯用的骗人说词。但，不能用这句话长期有效地搪塞一切；须知，“过去”在过去就是“现实”，当它是“现实”时让人纠缠吗？“过去论”者在这一点上打了马虎眼。反右过去了，不谈；“六四”过去了，不谈；……过去复过去，过去何其多！何况我们总结历史教训就是要回顾过去，瞻望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更何况，割地150万平方公里的卖国条约墨迹未干，也能算是“过去”吗？我们要直面现实，但忘记过去，现实就是无源之水。只要有一天没弄清中共的过去，国人就一天摆脱不了对中共的轻信：只要一天不摆脱轻信，中国就一天没有希望。
人们之所以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多数是由于“轻信”，少部分则是由于“投机”：
关于“轻信”，谢泳先生在《书生私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大批乃至几代；知识份子，再乃至几亿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都可以归结为‘轻信’二字：轻信马列，轻信革命，轻信共产党，轻信他们的空头支票，结果便如羊群自动涌入了屠宰场。真是千古浩叹！”(转引自柳孚三《自由主义思想遗产发掘和继承》，《议报》第191期)
关于“投机”，你只需明确无误地知晓毛泽东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斗争哲学，你就干脆收起你那投机取巧心理。你就没想一想，毛泽东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政治投机者，往往自作聪明，也就往往班门弄斧。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更多；中国人有，洋人也是洋洋大观：大陆是大本营，港台海外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作为过来人，我有太多目击，耳闻的经历，使我相信：“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难道为此赔了老本，甚至于赔上老命的还嫌少吗？
红卫兵运动，有轻信的因素，能轻信到发迷发狂的程度；有政治投机的因素，能投机到豁出身家性命的程度。当我看到他们鼻脸暄红地聒噪“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时，内心止不住要冷笑：“彭德怀当年保卫延安，才是实打实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而你们现在用的只是高分贝的口号和落井下石的打砸抢抓抄。”毛泽东暂时需要你们当炮灰，所以就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用口号保卫毛的红卫兵，就打倒了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的彭德怀。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毛对老彭“卸磨杀驴”。文革小组新闻广播把小将捧上了天，他们也横行天下于一时，就是没有想一想，老驴功劳那么大，一卸磨就杀掉，你们这些小驴能抵住老驴的一个脚趾吗？房檐滴水滴滴照。果不其然，尚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即尚未卸磨，毛就要杀你们这些小驴了，他翻脸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了。”从此开始批斗你们，把你们流放到穷乡僻壤，有的还投进监狱。
现在我再来与硬骨头胡适对比着，说一说软骨头投机者郭沫若。郭对毛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到了死皮不要脸的程度，虽得到一些甜头，但也大大地吃了苦头。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辈子奴颜婢膝，狗苟蝇营，把本该，也本能对人民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来，却全葬送了。自己生活得别说光明磊落，潇洒豪迈了，连安全感都没有，特别是文革期间，一天到晚，吓得屁滚尿流，而且其多才多艺的爱子也惨遭迫害而亡；其悲惨之状，有甚于一般人所说：“老年丧子大不幸。”
胡适没有留在大陆，毛发动运动缺席批判他，给予大泼污水，任意曲解， 恶毒诬蔑，直至阿Q式地对真理宣判死刑。试想，如果他对中共别说是投机，哪怕只是稍稍轻信，存有幻想，留在大陆，他一生该会作何设想？还会对文化作出那么巨大的贡献吗？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思杜(威)却思马(克思)，走了投共的道路，虽发表文章向中共表态，坚决认贼作父，但还是不见容于中共，仍是给划了右派。他用自杀的办法，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不是用磕头如捣蒜的检讨的办法，乞求高抬贵手，说明其幻想已经彻底幻灭，党有绝人之路。铁的事实，强烈的对比，沈痛的教训，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个人去从，自当明断！
如上所列举的事实，从毛泽东个人不抗日(养精蓄锐)反抗日(与日勾结而促成日蒋拼杀)，不爱国(让日本多占地)，反爱国(迫害抗日武将彭文人王等)，说到毛卸磨杀驴，又说到胡适和郭沫若的两条人生道路。
从整个共产党的教旨说，也是把爱国主义放在国际主义之下的。比如，当年苏联在东北，大举侵略中国，中共的口号和行动，却是“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祖国！”从各方面进行审视，可知他们提“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自己并不信`不行，只是作为一种策略，除了上述种种圈套之外，另一目的，就是为了搞统战，或是为了转移大陆人民的强烈不满。
是不是毛泽东不爱国家民族人民， 只是一个心眼儿为共产党谋利益呢？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表明他没认清毛泽东极端自私自利的本质。
一旦他的私利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便毫不留情地使庞然大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陷于瘫痪；坚决彻底砸烂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公检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众多的老战友`老革命。祸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让上亿人受害；经历过日本和国民党监狱的老干部说，现在老毛对待我们远比敌人的监狱都残暴！这可不是右派给社会主义抹黑，而是老革命的具体身受。至于黑五类、黑九类本来就是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或没有围墙的监狱之中，文革中最严重的情况竟是许多地方遭遇到集体屠杀。严重的，甚至老少无存，斩草除根。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旨在通过文革就像通过反右、庐山会议等等这些毛的“杰作”，来直观其本质。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戎，她的父母亲都是意识形态工作者，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母亲是市一级的宣传部长。书中写道：“1967年2月的某一天，在恐怖气氛最浓时，我父母曾作过一次长谈。当时母亲坐在床边，父亲则坐在一张藤椅上，两人对面。他告诉母亲，他现在总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真的要搞好’大民主’，让一般群众说话；也不是打倒干部的骄气，取消他们的特权。 ‘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来扩增毛泽东个人的权力。
“我父亲说这话时说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亲问：‘毛主席不是很宽宏大量吗？他都能容得下溥仪，为何要把那些与他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战友置之死地呢？为什么他对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亲很激动，但却平静地说：‘溥仪吗？他是个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弃了，留下他，他能复辟吗？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母亲。母亲理解他的意思；毛泽东不可能忍受任何潜在的挑战。不过她仍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为什么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又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呢？’
“父亲说：‘可能毛主席觉得他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就达不到目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能叫革命，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边都沾不上。他为了个人权力，让国家和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错的，简直就是犯罪(是犯罪，并且是罪大恶极。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认同张部长的定性！’
“母亲一阵揪心，感觉到大难临头了，她的丈夫既然这么说，一定会有所行动。果然他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
他这样做了，他被捕了，罪名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残酷斗争，精神失常了……直到粉碎四人帮，都得不到平反，因为涉及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终还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开明的共产党人赵紫阳亲自批准给他平了反。
作为别的什么部长犹可说，唯独作为专门吃宣传饭的部长，以他这种身份，能在文革运动初期就看穿“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所具有的渺小的本质：在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极端自私自利`阴险残忍虚伪狡诈，为一己的权力欲之驱使，竟不惜亡党乱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位部长能有这种洞察力，实属难能可贵。我认为，政治信仰，人各有志，不必强同，但能舍生忘死，坚持良心，则确证其具有令人景仰的伟大人格――这正是毛所缺乏的一个“伟大”；岂但“缺乏”？而且适得其反面：“渺小”。这样一来，既有“伟大”又有“渺小”，符合了毛泽东思想要求的两点论。不过，邓小平又对毛的“伟大”做了补充：“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选》二卷，第271页)这样一来，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后有邓小平的“两个伟大”，合起来叫做：“六个伟大，一个渺小。”这样就又符合了邓小平理论把问题“说全”的要求。不过，尚需有个小小的改正，即把邓小平说的“错误”，按张部长的定性，都改为“犯罪”；如此而已。
在张部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文革作出定性十几年之后，邓小平说：“搞 ‘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同上，第305页)如果，哪怕这个人是政治低能儿，又如果他不丧尽天良，他也不会说出这种冠冕堂皇而实质上无异于掩耳盗铃的话。难道邓小平自信能够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吗？别说不能，即便能，又何苦呢？像邓这样的大政治家会不知道逃避不了要对历史负责吗？你不是总爱像老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张口“实事求是”闭口“实事求是”吗？这里又验证了我开头说的，就是你把实事求是当作谎言的总包装。
中国的政治家在乎“历史”，是富有传统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不同，刘少奇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是很在乎历史的。由于毛想当世界革命导师，国际共运领袖，便疯狂地倒行逆施，作出种种惊人的傻冒之举，致使劳民伤财，中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刘想要采取一些挽救措施，如搞“三自一包”等，惹火了毛。刘像是敲警钟似的，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一头碰到南墙上，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转引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第392页)。
镜头转到大救星兴高采烈地举着手的情景，伴随着五音不全的高分贝喊叫：“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
问题是，在海外有些人士，吃着自由主义的饭，唱着“极权主义就是好！”我在《世界日报`民意论坛》上看到，有人声嘶力竭为毛喊冤叫屈，嫌毛祸国殃民做得还不够，说什么“要正确对待毛泽东”。但这个“正确对待”却有一个不正确的规定，就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以饿死人为例，饿死的毕竟不到当时人口数的一成嘛！这样说来。三七开也不够正确，还是数学O分的毛主席的“指头论”才具有数学的精确性；你无法否认，这死了的人数与还活着的人数相比，的确是九个大指头与一个小指头的问题嘛！
这些人：有的属于即便饿死九成也轮不到他们的人，另有声称是黑五类。后者可能是抓住机会赶紧表态，以展示其“从人到猿”的改造成绩，向党确证自己变成了猿。所有这些人，不管你装得多么马列毛，你还会比有良心的，但以卖狼奶为职业的共产党人张宣传部长更马列毛吗？可喜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可鄙的是，猿声依稀啼不住。这不禁使我想起我曾不那么认同的一个观点：人和人的差别竟大于人和类人猿的差别。
人所以“轻信”(包括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投机”)，是由于不了解物件的本质而为假像所蒙蔽，因而就失之于从主观愿望出发，抱上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认清本质是绝对首要的。如上所述，我们已认清毛的本质是自私。可是，世界上除了毛封的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还有谁不自私呢？不过在刚一解放时，我倒是听到过一位省里卫生厅的干部说起过：“我跟白求恩共过事，他是一个老骚货，手下的小护士都遭他奸污了。”因我姑妄听之，未曾求证，故不便率尔推翻毛论。
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举出毛的“自私”在程度上和性质上与众不同之点，才是他的特殊本质。他的自私具有“极端性”的特点，极端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让事实来说话：作为他绝笔，绝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扩增他个人的私权，如张部长所说，不惜把世界翻了个底朝天，其时间、其强度、其深度、其规模、其浩劫性，他自认人皆曰：史无前例；他一生杀害无辜之多，史无前例；他倒行逆施，打压异见，大放卫星，土法炼钢，实行人民公社化，其疯狂性，其愚不可及，史无前例；其饿死人数之多，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他对私人医生李志绥说起会死人，张口就是死他几千万不算什么，中国人这么多，更有甚者，他为当世界革命领袖，不惜死去一半中国人，然后再在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所以，他不仅在杀人之实上，而且在杀人的狠毒之心上，也是史无前例；他集历史上权术之大成，养天地邪气，法古今坏人，所用手段之阴险毒辣，其性质之反现代，反民主，反文化，而造成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最独裁之政治，为希特勒，史达林所自愧弗如，堪称史无前例；他以知识份子为敌，大兴文字狱，开展诸如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焚书坑儒，自称是秦始皇的100 倍，自是史无前例；他为填欲壑，糟蹋小女子的身心，破坏人家的家庭，虽极为卑鄙恶劣，但与历代荒淫无耻的皇帝相比，无法确定他已创世界纪录，但与他假装正经，伟大，以及被神化的庄严形象相比，其落差之大，则是史无前例；而最罪不容诛的是共产党自己说，他“搞乱了人心”，“耽误了几代人”，实际上，他通过搞政治运动，通过洗脑，把几代人，把很多中国人 ，搞得没有尊严，寡廉鲜耻。正如牟宗三大师所说：“什么叫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大陆上，黄帝的子孙，哪能没有廉耻之心呢？为什么能够出现 ‘四大不要脸’呢？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才使得人无廉耻。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转引自《黄花岗》杂志第六期第87页)现在我民族，民风日下，已到堕落的程度， 始作俑者，岂一“杀”字而可抵其滔天之罪乎？！我这才算领会了，西方史学家为什么把写史与“愤怒”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足见，毛的自私，专门损人利己，已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而致使天怒人怨的地步！。所谓“史无前例”的“史”，非但中国史也，犹为世界史也。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十四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