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 在中国已经曝光的腐败案中，贪腐者的配偶等家庭成员在涉案者之列的，被称为家庭腐败；在家庭腐败案中，贪腐者的子女在涉案者之列的，被称为“衙内现象”。中国官方媒体称，所谓“衙内现象”，是指当权者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经商的子女大捞钱财。如今，“衙内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引起民愤。自由撰稿人一平和曾宁就如何克服“衙内现象”作了一场讨论。记者杨家岱主持了他们的讨论。

记者：媒体上有一篇文章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衙内现象”这个难题，还得从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体系入手。那我们底下就逐一讨论怎么样才能建立这个制度和监督并重的体系。首先这个教育，它起不起这个作用呢？一平先生。

一平：它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对，但是顺序不对，顺序首先第一应该是监督，有监督那么才有批评，通过监督来改变制度，第三才是教育，没有好的制度，教育是没有用的。

记者：曾宁先生对一平先生的观点怎么看？您同意吗？

曾宁：我基本上同意，不过我倒是觉得摆在第一位的可能还是要制度，第二位是监督，第三位才是教育。毕竟教育更多是从道德的层面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对于一个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制约，那么我想光仅仅是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制度和监督可能是相互联系的，有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有助于更好的监督。谈到制度，有些地方现在就已经有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这个制度要求领导干部披露家庭的重要财产情况。建立这种制度，一平先生，您认为起不起作用？

一平：你在体制内搞一些公布财产，那我可以不公布！如果没有监督的话，那我可以伪报，我可以把财产转移。它严格说来，是体制内的一个小制度，这个有一定的效果；但实际上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政治制度，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衙内现象”，它有一个中国对权力的制约的问题。

记者：曾先生，请您谈谈看法，这个制度、监督之间的关系。

曾宁：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同意一平先生的看法，我想只有最终实现民主政治，通过诸如政党对政党权力的制衡，舆论、民众对政治生活有效的监督，我想贪腐问题，包括衙内腐败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记者：现在有什么办法加强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作用？曾先生。

曾宁：所谓民众的举报，包括有奖举报，往往我们看不到，我们听到的反而是举报者受到迫害。中国的舆论、中国的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对腐败揭露的空间现在不是在逐渐的扩大，而是在明显的缩小。

记者：在媒体公众监督方面，一平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说吗？

一平：如果媒体要起到监督作用，必须给媒体不受权力控制的独立权力。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二十多年来下发了二十多个红头文件，严禁党政机关干部兼任经济实体的职务，严禁领导干部子女在父母分管的单位里从事经营，这些红头文件好像没起什么作用。有人说红头文件不管用，要搞刚性立法，要制订法律。可是我的问题是，总不能搞一个法律说领导干部子女不许从商吧？曾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曾宁：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社会上，干部在经济实体中挂职，以及干部自己经商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这么一些红头文件好像要解决一些腐败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放纵了，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腐败问题它是持这样一种态度。

记者：一平先生，为了克服“衙内现象”搞刚性立法，这个可行性怎么样？

一平：从法理上来讲这是不应该建立的，你不可能限制一个人，因为他父亲做官他就不能从商，这从法理上讲不通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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