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特稿

台湾需不需要高铁？绝大多数国民会举双手赞成，但高铁案发展到今日地步，的确不是个良性示范；站在国家发展以及人民权益的立场，政府现在决定介入协助，是不得已的最佳选择，但在催生高铁的目标下，监督与责任机制，要同时雷厉风行才行。

翻开高铁当年与政府签订的ＢＯＴ契约，称其为一纸不平等条约，似乎并不为过，现在高铁发生集资与技术困难，依约政府若不以三千多亿收购，就得看着高铁遥遥无期甚或成为泡影，不是人民所乐见。

事到如今，要达成台湾对首条新干线的殷盼，航发会与中技社共同投资七十五亿元，行政院并成立高铁小组介入，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不可讳言，更大的挑战才要开始，“台湾高铁”一路走来的困难与问题，未来等于政府团队必须挑起，更多专业的挹注已属必然。

检视这些年高铁的奋斗史，殷琪等高铁团队的管理能力受到考验，已是不争的事实，政府现在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深入了解每个环节，才能替人民严格把关。

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其实仅是其一，日本新干线为何不敢背书？未来即使兴建完成，零事故的安全确保，都要一一克服的，这些，高铁团队也必须坦诚的向政府交代清楚，不能只是讨救兵要钱。

同时，既然政府的钱愈出愈多，偏离了ＢＯＴ的原始意义，则高铁完成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随之调整，殷琪辞职，这是最起码的，其他的细节，高铁小组应该确实把关。把挖空国家、图利个人的指控，消除到零。

此外，高铁采取ＢＯＴ兴建，是国民党执政时代定的约，当初为什么会订出这些条件？也应该一并调查清楚。不能自己造的因，现在摇身一变在国会责难为何有此果，这是模糊焦点，当年的决策者也要给社会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