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9日讯】一家人里，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是穷人，老二是富人，老三是知识份子。老三帮穷人不好，帮富人也不好，结果总一样会产生革命，就跟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
“路径依赖”就像走路：选择第一步，决定了下一步,这都是习惯，人们对毒品也会习惯的。
最近在小圈里关注和谐与稳定很盛，笔者感觉自1997年以来，是分析比较最细致的一次。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及中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之间的不同。激进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党治与立宪，不仅中国人谈，洋人也在谈。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印度化、拉美化、俄化，黑社会升级的迹象，印度化（等级制度森严）、拉美化（资本外逃加剧与贫富差距恶化）、俄化（权力精英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力）和黑社会升级（社会犯罪增加）的迹象，转型期非旦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向中国的拉美化印度化或向专制传统又迈进一步。中国发生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全面的复古。中国人是希望自己能借助于西式文明精神，例如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公民、宪政民主制度等等，来完成文明的更新。但是，我们更多发现的是一种向专制传统的回归。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加上国际资本还有黑社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危害呢？假如国际资本和黑社会联手会带来什么恶果？我们不清楚：会不会把中国带到阴沟里。中国将堕入“权贵资本主义+黑手党”深渊，在“黑金政治”下，劣币驱逐良币，刁民驱逐良民，贪官驱逐清官，政权丧失合法性，社会危机愈演愈烈，整个民族将沦为犯罪集团人质，人权难获保障而笼罩于恐惧之中……
一首学生民谣，道出孩子们想做什么样的人的心态：“学习苦、学习累、学习还得交学费，不如混个黑社会，有吃有喝有二房,买下豪宅名车，还雇一群保镖。”一位名律师调侃有说出如今做好人有三个去处，“一是座牢，二自杀，三出家，现在属出家最难”。
余世存:在90年代上半期，原始资本积累的奥秘、消费主义时代来临的神话、“下海”或开辟“第二职业”的时尚，对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在财政、银行、外资、私营经济的支撑下，在各类资源资本化的过程里，娱乐、影视、房地产、股市、网络等领域以及都市里出现了假繁荣景象。知识阶层的多数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碗羹”而沾沾自喜。他们除了继续热衷于扮演政策咨询者的角色之外，还忙于做“儒商”、“傍大款”、担任公司顾问、充当律师，甚至学会着做出版家、主持人乃至“演讲专业户”等；而青年学生们则忙于“考级（电脑、英文、会计等技能的资格等级）”、挣钱、出国。党治是强化了各行各业的体制，如学术体制、行政体制等，它使精英的利益意识得到了强化。 从社会价值上讲，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官位的淡漠，对官本位的批判也成为过去，2000年后人们对官位、职务、身份、地位越来越看重，这说明在社会层面，一种集体意识，主流生活价值已经形成。八九十代，市场、社会对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创业的空间极窄，政府给教授、公务员涨工资，让资本家入党营造了一个常人难以逃避的利益磁场。
杨帆讲道一些超越法律、政治底线的问题。
第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恰恰是漠视工人的基本权利，建设部公布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3000亿。这还不如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关系，让工人白干，只管吃住，这接近于对待奴隶的办法。最后还得国家总理出面讨回工钱，温家宝帮助农民讨工钱的事件，成了国际故事。
第二，传染病问题。中国去年闹SARS，这些年来河南闹艾滋病，还有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死灰复燃。官方媒体只说好话，只说假话，掩盖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恶化。SARS问题要不是有民间媒体突破封锁，后果肯定更严重。河南爱滋病村的消息也是民间舆论突破官方封锁之后才为外界所知道，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促使政府设法解决。其实，这是河南卫生部门的系统腐败所造成的。1992年后，河南卫生厅开发人血资源，后果造成了诸多的爱滋病村。2003年还是老专家向国际呼吁中国才认账。这种腐败绝对是超越底线的，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医疗产业化问题。医疗卫生资源本来属于公共资源，却在90年代后期大肆搞起所谓产业化，其结果是在本来就存在医疗腐败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医疗风气，造成“有钱治病，没钱等死”的诸多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从广意上讲，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而现在的教育成了脱贫致富的唯一手段。教育本来在中国阶级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成了保持中国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在中国掀起的教育产业化恶浪几乎要断绝这条最后通道，还趁势从整体上收买知识分子群体，将全社会都变成“经济人”的活动场所，将一切社会活动都变成“经济人”的交易行为，就连谈恋爱、婚姻都如此，更有经济学家将父母生养孩子解释成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造成了类似“马加爵案”、学费杀人等等诸多人间悲剧。教育产业化的系统性腐败不是超越底线了吗？
第四，生态环境恶化问题。20多年来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模式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所以胡温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五个统筹”，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之，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需要为子孙后代考虑，腐败势力集团:”我跑了后管它洪水滔天”。
第五，腐败势力集团干政问题。前述所有问题都是腐败势力集团造成的，为什么他们的能量这么大呢？其根源就在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从理论、指导思想、社会舆论到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再到执行的腐败势力集团，就是自由主义学者孙立平所言的从权力和资本勾结到收买部分经济学知识精英形成的“精英联盟”，他们操纵我国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舆论，干预政治，一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现在，所谓彻底的反腐败，遏止腐败，要害就在于打掉这个腐败势力集团，打掉这个“精英联盟”。
康晓光：《政治精英分析》“精英政治”，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统治集团的同盟军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尽管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照。目前，政治支持基础已经从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则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权利始终由政府垄断。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所以大众、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上能动的阶层或群体是不存在的。由于公民只能作为个人存在，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中国精英只能像个体户一样自生自灭无所作为。当一系列滥权、搪塞、专断、黑暗发生时，当人民感觉不到公正时，当人民处境悲惨时，却见不到精英的影子。当人民怀疑你时，那就太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力争进入政教合一的“官学”，使自己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认可。因为，在主理左右国家政治的皇帝、宗室、外戚和宦官这四种非理性的的夹逼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只有一条，那就是官方的政治认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遗传下来对王权政治的“附着依恋症”，被现代知识分子以另一种形式继承下来。知识分子决不可能在政府与大众之间行使监督和批判职能，整个社会失去了预警系统，最后整个国家将陷入动乱。
国人认识还有些疑点:
一,以为发展就一定稳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发展中的不稳定的理论,在某些情形中，发展不仅不支持稳定，而且就是不稳定的根源。
二,中国人现在能维持温饱，不像当年的大乱农民没饭吃被迫造反。现代人，温饱不是唯一导致不满和对抗的原因。外出打工经历以及各种困扰问题，使得原来安分守已的人对于生活和命运有了新的期望和理解；对于自己的状况不再满意，甚至愤怒。
三,目前没有替代共产党的执政力量，破局之后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还会执掌大盘。
老外也异常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
《谁倾听我们的声音》报告中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
界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他认为，很多人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经济的恶化”，但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经济的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是没有人说过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和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因为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在经济状况比今天坏得多的苏德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应该崩溃。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 界屋太一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
英国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 格雷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格雷反对各国效法导致整个社会瓦解和分裂的“新自由主义”之路，主张要走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多考虑本土的传统与文化，建设一个宜居的现代化模式。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困惑恰恰可能是“看不见的手”侵入，和“看得见的钱”侵入，包括政治与文化。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和麻木，几乎葬送了几千年来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华民族的命运。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