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8日讯】2001年4月-6月 （注：因手头没有有关书籍，全凭记忆写。引语等如有错误，请朋友来信纠正。）

之一、思想和语言的污染和混乱

马列主义及对马列主义的汉语翻译，一方面。由于介绍了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论，给予人们一种理论研究的参考，有其一定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马列主义的根本错误及翻译水平问题，又在汉语中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包括思想的污染和语言的污染。本人曾经多次论述过的”法、法权、权利”和所谓的”利权”，是一个例子。关于国家问题，则是一个更大更典型的例子。除了马列主义本身的错误及翻译错误以外，还有等而下之，水平极低的毛泽东之流，更以他们自己的胡说八道，把人们的思想和语言搞得混乱不堪。

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的文章中，到处是不懂装懂，冒充内行，胡说八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批评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著作时，我嘲笑毛泽东不懂哲学，不懂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一到哲学领域，甚至连基本的汉语也不懂，也不会了。例如把汉语表示普遍性绝对性，与普遍性绝对性是近义词、同义词的”同一性””统一性”，说成是特殊性相对性，把汉语中与相对性是近义词或同义词的”对立”性，说成是绝对性普遍性。把表示变化性，不同性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转化”，说成是同一性不变性的一个含义。还有把对立程度小于”斗争”等汉语单词的”对抗”，说成是对立程度极大的一种状况，其实这种状况不是对抗而是敌对、破裂或爆炸、或类似含义。把汉语中在理论之后，表示理论的实行的”实践”，与理论之前的客观实际等同起来，说成是理论的前提。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可笑的东西。

在一篇文章中，我嘲笑说，衡量猫用猫的标准，衡量牛用牛的标准，衡量狗用狗的标准，可是一到理论领域，马上就不同了，衡量文艺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还有全国那么多大理论家，甚至整个理论界，一轰而上，铺天盖地地解释这些伟大高深的理论。及到今天，还有那些智商、智力水平低得令人可怜的新老左派，连毛泽东最明显的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也看不出来，还死抱这些垃圾不放。暴君不懂装懂冒充内行胡说八道，与帮闲大理论家的吹捧拍马，都令人厌恶。而又有许多人，自以为早已摆脱了马列，却天天说着”经济是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先于理论”等等马列和毛的完全错误的陈词滥调，则让人感到又好笑又好气。

马列和毛泽东，给中国的思想、理论和语言带来了巨大的污染和混乱。

之二、关于国家问题

对国家问题，我已经在过去的文章中，多次谈过。等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论述。在这里，再作点非常简单的解释。

目前民运中的不少朋友，谈到国家时，总是在马列的国家概念中打转，前一段谈到爱国主义时就是这样。以为爱国就是爱统治阶级的国家。其实，马列的国家概念，是错误的。爱国主要就是爱祖国，或者爱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其次是爱民族意义上的国家。除马列主义者及少数受马列主义影响很深的，浅薄的民运人士以外，很少有人把爱国说成是爱治权意义上的国家，更少有人说成是爱统治阶级的国家。

一般说来，汉语中的国家概念，是从古代”国”的概念演变而来的，象祖国这个概念一样，是以地域为主的一个概念。有时它也带点治权的含义，例如把国家和老百姓对立起来时，就是讲治权意义上的国家。有时也带点民族意义。因此汉语”国家”翻译成英语时，有三种意义、三个单词：country, state, nation。而当印欧语言中的三个单词都翻译成国家时，有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名在俄语中很得当，但汉语就难免有点别扭。而一些民运朋友受马列书籍影响，往往只在治权意义上讲国家，并且用的是马列的意义。这就颇不妥当。

其实，即使是治权意义上的国家，马列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马列把国家说成是阶级组织，说成是阶级的国家，把法，法律，说成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不对的。国家，恰恰不是阶级组织，相反，恰恰是具有排他性的全社会的组织，全社会的唯一代表，法和法律，则表现为全社会的意志或全社会唯一代表的意志。在社会中占优势的社会势力，当然往往在国家中也占优势。越是民主的国家，越是代表全社会，越是专制国家，就越是倾向于某些社会势力，包括阶级，阶层，集团，家族，个人。但是，再专制的社会，皇帝的绝对专制，朕即国家，国家依然是全社会的代表，皇帝仍然不可能完全排除被统治的臣民。中共是党即国家，但仍然要说成是劳动人民的国家。

以全社会代表的面目出现，这就是治权意义上的国家的特点。至于法和法律，也是同样，它们往往是全社会各种意志较量和综合的结果。

我们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主张马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朋友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往往造成一些可笑的错误。我曾经一再指出，阶级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异化现象，不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马克思错误地把经济异化，包括阶级异化，当作人类社会的本质，并以此为立足点，建立起一个完全错误的，颠倒人类社会真实情况的颠倒的理论体系，结果，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之三、具体的人，抽象的人

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讲的人是抽象的人，并对人下了一个被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奉为经典的著名定义，说在现实性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多少年来，那些盲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定义推崇备至，认为这就是具体的人。其实，马克思定义的这种人，恰恰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人，看不见，摸不着，而必须用头脑来把握的抽象的人。本人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具体的人出发，批判和否定这种马克思定义的人，并且被歪曲了的人开始的。

“在现实性上”，人完全是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有头脑，有思想，会行动，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时空中的人。这种具体的人，至少可以首先分解（或抽象）成四个方面的人，即：1、生物的人，肉体的人；2、意识的人，精神的人；3、社会的人；4、历史的人，时空的人。

马克思的定义，只是定义从具体的人抽象出来的社会的人，并且是社会的人中一个更抽象的部分，更抽象的属性，即社会关系。正象前面讲的那样，这些社会关系，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凭人的头脑，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又凭人的头脑，靠逻辑和想像来把握。这种社会关系，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总体的，部分的还是总和的，都只能属于抽象范畴。即使企图建立的是有序的总和，或有序的总体，也不过是企图把抽象综合起来，重建抽象的总体，或者抽象的具体。有时，一些人，一些理论家，如黑格尔，往往从单纯的抽象出发，企图重建抽象的具体，并把这种头脑中重建的具体，或者想像的具体，当作现实的具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在过去的书和文章中，我曾经用我的意识科学简要地证明，人们能够从具体走向抽象，但却不能从单纯的抽象简单地走向具体。单纯的抽象，只有在人们的头脑中（注意，已经是在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的具体表像面前，以具体表像为依据，才能思维地，或精神地，或意识地（不是现实地）重建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和意识系统（不是现实系统）。黑格尔之所以在建立从抽象到具体的系统时，常常要用神秘主义的”转化”来完成，原因就在这里，就在于从单纯的抽象，不可能走向具体。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这种神秘主义的”转化’。我在向朋友谈怎样读黑格尔的时候，总是说，你们不要管他的’转化”。这种神秘”转化”的秘密，其实就在于黑格尔的胡说。理解了上面这段话，可以说就是搞清了读懂黑格尔著作的主要诀窍。

因此，马克思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1、把抽象当作具体。2、把头脑中，意识中再现的抽象的综合，抽象的具体，当作现实性的或现实中的具体。

由于是简要议论，文字有限，以上许多术语没有解释，理论没有展开，多数人可能看不懂，希望不久后能够有时间比较详细地加以比较通俗的论述。

之四、生产力是人的能力，不是客观物质

生产力是人的一种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承认的。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课书中，也把生产力定义为人的能力。但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奇怪的逻辑出发，立刻又从生产力中分出”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与客观物质等同起来，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于是物质生产力就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是概念和逻辑的极端混乱。

物质决定精神，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理，现代科学不断地证实这个原理，而没有相反的科学证据来否定这个原理。到目前为止，否定这个原理的”证据”，都经不起科学检验，它们或者是骗子的编造，或者由某些特殊情况产生的假像。大陆由钱学森等倡导、轰动多少年的”特异功能”，目前稍许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是骗子们的骗术。但是，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 ，恰恰是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原理。

生产力是人的一种能力，不仅人的技能、技术、智力、知识等等是人的能力，而且物化的能力即物质生产力，也是物化于物质中的人的生产能力。例如，物化于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机器、设备、电脑、电脑纲络中的生产力，也是人的能力的物化，而不是单纯的客观物质。并且这种物化的能力，只有与人结合，与人的智力、技术、知识、意志及其它精神要素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否则，它们只是潜在的生产力。没有这些精神要素及物化于其中的人的能力，这些机器、设备、电脑、电脑纲络，不过是废物一堆。因此，把人的生产力归结为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与客观物质混同起来，这是多重的错误、完全的错误。

生产力是人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是精神的能力，还是物化的能力；无论是人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发展起来的，还是先天后天相结合才具有的，他们都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客观物质。物质生产力无论怎么物质化，都还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都是由人决定的东西，是人的能力的物化。因此，是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和决定物质生产力，而不是物质生产力决定和创造人和人类社会。事实上，现代生产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主要是精神性、知识性、智力性的生产能力，这一点，与某些以技能为基础的生产力还不同。技能，是人的智慧和肉体的结合。因此，除精神因素外，还包含有物质肉体的能力。

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表面上非常强调”物质”，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伪唯物主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急于建立体系，因此糊里糊涂地偷换了两次概念还不自知，他们把人的能力偷换成物质生产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否定精神生产力的倾向），又把物质生产力说成客观物质。然后又按照错误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现象，把由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及决定的物质生产力，反过来说成是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大厦，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异化现象作其虚假的”证据”，因此迷惑了几代人。但把它赖以建立虚假大厦的这个基点打掉，这个虚假的大厦也就将很快倒塌。

之五、向余英时先生致敬

看了余英时先生退休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话，不由深表敬意。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头脑清醒、见解深刻的台湾人的谈话。我在大陆时也曾看到过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大陆把余先生归为新儒家一类，并不是很妥当。一般大陆的自由知识份子，大多不赞成新儒家的观点，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但对余先生的观点，我却大多赞同。二年前，美国误炸中共驻南使馆，海外华人中，一片抗议美国的鼓噪，其中不仅包括亲共势力，而且包括不少民运人士及原来以反共面目出现的人士。余英时先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写得也很不错，但遭到不少人围攻，当时我加了几条帖子，反击这种围攻，并向余英时先生表达敬意。余先生学有所成、见解清醒、深刻、正确，在目前台湾、海外以至西方普遍对中共认识不清的时候，是颇为难得的。

现代西方社会，虽然是一种民主社会，有其巨大优点，但同时却是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商业社会，商人为商业利益，唯利是图，又欺软怕硬。因此，西方对东方强大而强硬的专制社会，有时往往采取软弱的绥靖主义退让政策。历史上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专制及其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先是一再容忍和退让，坐视希特勒的强大和扩张。最后，希特勒和史达林签订了秘密条约，共同出兵，侵占和瓜分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才被迫应战，结果一败涂地。

如果不是希特勒发疯，胜利冲昏头脑，转而向他的独裁盟友史达林的苏联发起进攻，而是与史达林继续联手，攻打西方，那么，西方的败局几乎是肯定的，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将统治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这些年西方对中共的政策，也同样是一种绥靖和退让政策。近来布希政府对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克林顿当政时，我们少数朋友谈到克林顿政府及西方的绥靖退让政策时，认为按这种政策搞下去，三四十年以后，如果中共的专制政权还没有垮台，美国就将败给中共。这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将是一个大灾难。好在中共的专制政权不可能再维持三四十年，这种情况也就不可能发生。

因此，西方的绥靖政策，对西方，还不可能是一种导致毁灭的灾难性政策。可是，这种情况，对台湾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台湾随时处在中共占领的危险之中，而我们接触的台湾人，无论岛内还是海外，却普遍对中共本性认识不足，对中共抱有幻想。由于普遍害怕中共，没有庄敬自强的精神，更没有人具有用民主统一中国的思想和宏图，只有普遍的偏安思想，一相情愿地用幻想来欺骗自己，幻想中共不会武力攻台，或者幻想与大陆分离，独立。或者象余先生说的那样，一些原来最反共的人士，现在都成了最巴结中共的人。所以，害怕、幻想、缺乏心防、偏安、缺乏宏图大业、缺乏庄敬自强、希望分离、独立，以及巴结讨好中共，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根源：缺乏对中共本质的认识，以及缺乏反抗并取代中共极权政权的勇气、决心和宏图。结果，台湾弥漫的是一种令人丧气的充满自我安慰的幻想和缺乏心防的偏安气氛。

一切都看大陆的眼色，害怕，巴结大陆。大陆吹口气，台湾刮台风。大陆尚未武力攻台，台湾人却已经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一些头脑清醒的民运朋友对此感到毫无办法。如果台湾人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不求进取，不求与大陆人民一起，取消大陆的极权政权，只是幻想中共不要武力犯台，幻想美国全国一致，竭尽全力，武力保台，那么，由此招致的失败，招致中共有一天武力占领台湾，恐怕也无法避免。如果那一天到来，那么，我们要说，台湾人败于中共，但更重要的是败于自己。目前中共不敢贸然犯台，害怕美国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台湾人却不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一点上。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到美国本身的危急关头，美国很难举国一致，全力以赴，韩战，越战等等，都是例子。台湾应该立足于自己，努力争取大陆人的人心，以大陆人民的人心和力量来反抗中共当局，一方面，使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条件成熟时，彻底解决中共极权政权。如果台湾人能够使大陆人民把台湾看作实现全中国民主的基地，而不是他们防备的分离独立地区，那么，台湾就是中共难以战胜的；而如果台湾人使自己变成大陆人极力防范的分离力量，那么，他们恐怕很难承受大陆老百姓全国一致的民族主义加极权政权的双重打击。

我这里这样说，不是从世界公认的或人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出发，谈原则问题。而是从台湾人的利益出发，谈策略问题。在原则上，我非常同情台湾人的情绪，从原则上说，（不是从道义上，不是从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和法理上，更不是从策略上说，）台湾人没有义务一定要过问大陆的事情，他们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中共太过凶恶、残忍和强大，台湾人害怕心理的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同情和理解的问题，而是严酷的现实问题。

从台湾人的利益出发，他们必须抛掉幻想，抛掉害怕，勇敢地面对这种现实，勇敢地反击中共。正象余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共其实不过是垂死的老虎。我也为台湾人惋惜，当台湾没有能力统一大陆时，蒋氏父子坚持反共复国，统一大陆。但当台湾人有可能用民主来赢得大陆的时候，他们却转而自保，不想进取了，从而使自己处于劣势和被动之中。李登辉承认大陆政权合法性，放弃中华民国对大陆的主权，本来是想讨好中共，结果，却放弃了自己道义上的优势，换取的却是中共的怀疑、不满和反对，认为放弃大陆主权是搞台独，马屁拍到马腿上。

我希望台湾人能够认真听一听，好好想一想余英时先生的清醒之言。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