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4日讯】前言

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予以特别重视的工程﹐目的是为了展示其驾驭自然能力。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李鹏出任组长﹔１９８９年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后第一个出访地就是三峡大坝坝址﹔１９９２年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之前﹐召开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大会﹐江泽民亲自作报告﹐用组织纪律要求为三峡工程投赞成票。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规定﹐对三峡工程不准作公开辩论﹐另一方面又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片面鼓吹三峡工程的效益。

黄万里先生生前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反映了三峡工程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能给他６０分钟的时间﹐讲述为什么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中国共产党错过了最后一次改正三峡工程错误决策的机会。黄万里先生将三峡工程称为祸国殃民的工程。

李锐先生因批评三峡大坝工程﹐二次受到党组织最高领导人的批评﹐一次是胡耀邦的批评（胡下台后为此表示歉意）﹐一次是江泽民和朱容基的批评。李锐先生无奈向中央建议￣为重庆准备后事。

１﹒１﹑中国共产党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由新上任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任领导小组组长。

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药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１５号文件﹐文件决定﹐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六十二条具体确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共二十一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了一个１５号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审查和批准三峡大坝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遵照这个１５号文件规定的程序去完成所布置的任务﹐这不是对三峡工程决策的重视﹐而是对中国宪法的蹂躏﹐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蔑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职权之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根据宪法第七十一条﹐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但是其先决条件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不是听从一个政党的某个文件的指挥。

为什么要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三峡大坝工程﹖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是为了让对三峡大坝工程的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得到最充份的表达和辩论﹖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大坝工程的真实目的在于﹐今后无人需要为出现的错误决策负责任﹐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１﹒２﹑戴晴入狱和三峡工程论证的结束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即将结束﹐论证领导小组原则通过了十四个论证小组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计划在１９８９年春季上报国务院审批。

以李锐﹑周培源﹑孙越崎为首的﹑以陆钦侃﹑侯学煜等科技人员为中坚的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和以戴晴女士为首的一大批记者认为有必要在这之前让全国人民听到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出版了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参见戴晴主编 – 长江之死）。《长江﹐长江》序言写道﹕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岸岸也就是挑战。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的重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不久中国和世界把目光集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原计划的三峡大坝工程可行性报告也没有按计划在此时上报国务院。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被军人的坦克赶回校园之后﹐“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女士被当作“天安门动乱”的幕后黑手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抓入秦城监狱。其实﹐戴晴女士与学运没有瓜葛﹐没有参与这个运动﹐她也不赞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举动﹐ 更不用说指挥或幕后操纵这个运动（参见戴晴 – 我的入狱）。将戴晴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山监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目的不是对天安门运动的清算﹐而是为了打击三峡大坝工程的反对派。戴晴被抓之后﹐汇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意见的“长江﹐长江”一书被列为禁书﹐从书店和图书馆中的书架被撤下﹐被焚烧﹔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向国家计委等单位写黑信﹐状告“长江﹐长江”一书中文章的作者和被采访者﹐说他们和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联系﹐要求这些单位的党组织在政治上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成员（参见卢跃刚 – 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株连九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段﹐把反对三峡大坝工程和所谓的“六四反革命动乱”联系在一起﹐借刀杀人。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三峡工程反对派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不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长江三峡坝址作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出访视察目的地。２５日回京后﹐立即前往医院看望李鹏﹐谈了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参见李鹏 － 三峡工程日记）。三峡工程成为共产党内斗争﹑站队划线的重要标志。

就在戴晴女士入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工程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中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个结论到了可行性总报告中却变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１９９１年８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工程可行性报告﹐但是以程序错误否定了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从９月起着手重新撰写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这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于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７日得到批准﹐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撰写该份报告的知识分子出卖了灵魂﹐而换取了李鹏从总理基金中拿出来的高额奖金。（参见王维洛 － 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１﹒３﹑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员会议

对三峡工程问题﹐中央领导层曾做出过决定﹐不准公开争辩。但是１９９１年３月﹐江泽民却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１９９１年底和１９９２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表现。

１９９２年１月国务院在无有效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前提下批准了三峡工程。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中央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务会﹐专门讨论三峡工程﹐由江泽民主持。会上由共产党的水利专家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作用做了主题报告。钱正英说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用三峡水库替代由于泥沙淤积和人为垦殖而日益缩小的洞庭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违反自然规律﹑肆意改造自然﹑坚持建设三峡工程的哲学和理论基础。李鹏在会上作主题发言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表现﹐所有重大问题在可行性论证中都有了结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是第一位的。政治局常务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由国务院将议案提交人大会议审议。

此时中共中央决策层对三峡工程提案是否能在全国人大通过并没有把握。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的报告文学中是这么记录的：“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内﹑在全国人大﹑在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中央各大媒体在统一指导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过半数。”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江泽民在会上建议﹐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会议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报告（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为了三峡工程总书记要亲自上阵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７日﹐江泽民﹑李鹏﹑田纪云﹐陈俊生﹑萧秧﹑李伯宁共同商讨修改了江泽民在“两会”党员会上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稿。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８日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在“两会”期间召开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员大会﹐由李鹏主持会议﹐先讲１５分钟。江泽民主讲﹐专讲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小时。江泽民说党中央和他都投了赞成票（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到全国人民人大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去召集代表党员大会﹐去为一个工程拉选票﹐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实施代表政治权力的粗暴干涉。应该说﹐“两会”期间的这次代表党员大会﹐对半个月后的三峡工程的投票决策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组织纪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最终代表的不是选民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三峡工程举行投票。投票前﹐黄顺兴代表要求对三峡工程作一大会发言﹐但未得到同意。黄顺兴等２５名代表以退场﹑不按表决器表示抗议。当天举行的三峡工程投票结果如下：赞成票１７６７票﹔反对１７７票﹔弃权６６４票﹔未按表决器的２５票。

这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赞成票占出席人数（２６３３人）的６７％﹐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的比例基本吻合。

中国著名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夫人（一位著名的戏剧表演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分后悔当年听信了海外媒体的误导﹐在三峡工程决策时投了弃权票。其实余秋雨先生应该后悔的是﹐他夫人没有参加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大会﹐聆听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信息传递﹐否则也不会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和党中央发生偏离了。

１﹒４﹑党组织的纪律对三峡大坝工程反对者的限制

１９８４年年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李锐先生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三峡工程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他和林一山在五十年代时期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后﹐李锐先生出任胡耀邦的副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为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就以李锐的官位﹐出版一本著作只是区区小事而已。但是要出版这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却不是这么容易﹐北京﹑上海出版社却没有人敢挺胸而出。李锐先生只好回老家湖南﹐利用老关系才出版了这本书。

《论三峡工程》出版不久﹐李锐先生就受到共产党的纪律处份﹐因为作为一个党员﹐他出版此书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而给予李锐先生处份的正是他的老乡﹑好朋友﹑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胡耀邦下台之后﹐曾写诗给李锐先生﹐就这件事表示歉意。李锐先生也和诗回赠﹐表示理解﹐并阐述他对三峡工程不变的态度（参见：王维洛：胡耀邦和三峡工程）。

细心分析共产党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特别是共产党员作为个体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可以发现﹐共产党员在位时多表示支持三峡工程﹐特别是那些处在上升期的政治新星﹔而在退休下台之后（包括到政协去任闲职后）﹐对三峡工程多持怀疑﹑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胡耀邦是这样﹐赵紫阳可能也是这样﹐林华﹑乔培新﹑彭德﹑王兴个等都是这样。可见﹐当一个人在不怎么受党的决议﹑纪律约束时﹐在他的大脑可以有自由思维余地时﹐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就难以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也证实了国际上对三峡工程的评价 － 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透露李锐先生因三峡工程受江泽民和朱容基批评一事的是李鹏撰写的三峡工程日记一书,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４日, 朱容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做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参见李鹏 － 三峡工程日记）

李锐先生建议中共中央停建三峡工程﹐结果是受到批评。最后﹐李锐先生不得不向党中央建议：“为重庆准备后事”。

２﹑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和三峡水库的淹没

２﹒１﹑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有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区域发展等等。而防洪是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据说在防洪效益方面﹐三峡工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海拔１８５米﹐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２２１亿立方米（为坝址处海拔１４５米至１７５米时的库容量）。这是三峡工程防洪目标实现的技术基础。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三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专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采访记录以“陆佑楣￣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发表在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１日人民日报上。

陆佑楣说：“如果三峡大坝已经建成﹐１９９８年沙市的水位将被控制在４３﹒５米﹐长江中下游将不会出现如今紧张的局面。”可见三峡工程防洪作用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中的重要地位。

陆佑楣还透露﹐为了保护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防洪期间三峡水库不但要蓄水到海拔１７５米时﹐而且还可以蓄水至１８０﹒４米﹐可以形成２７９亿立方米的库容﹐这相当于５个半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

黄万里先生等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利用大坝水库防洪﹐无非是把大坝下游的洪水﹐移到大坝上游去了。

那么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大坝坝址处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甚至海拔１８０﹒４米时﹐三峡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重庆的水位如何呢﹖

２﹒２﹑李鹏的理论

三峡大坝建成后﹐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是否会淹重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２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留学成材的水电专家﹑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专门就这个问题考察了三峡地区和重庆市。１１月２０日李鹏将考察结果写成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通过考察﹐李鹏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可以蓄水至海拔１８０米﹐重庆并不担心三峡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请看李鹏日记中的有关记录摘要: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下午３时﹐去参观朝天门码头﹐这是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今天水位１６３米﹐相应的流量为６３００立方米／秒﹐航道保持３米水深。据朝天门码头办公楼前庭院中石碑上的水文记载﹐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最高水位达到１９３﹒７米﹐其他年份夏季洪峰水位都在１８０—１８５米之间﹒重庆在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没有永久性建筑﹐几乎每年被淹﹐因此重庆并不担心三峡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晚上﹐听市委汇报……萧秧在汇报中讲的中心问题要求三峡工程搞中坝方案﹐即大坝高程１８０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今天我们乘船在通往三峡的航道上﹐顺流而下。晨５时﹐到达涪陵﹐７时半上岸。涪陵古称涪水﹐巴王陵墓在此。涪陵１９８１年７月的最高洪水位为１６９﹒８米﹐沿江路为１５２米﹐市中心广场路为２１０米﹐河滩房子为１６６米﹒因此﹐水位在１５０米时基本不淹﹐在１８０米时淹６０％﹒

……

下午３时﹐到达万县地区忠县境内。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张光政﹑县长郭金龙来接。我们在忠县对岸的石柱县换船﹐然后﹐到江北上岸。参观了名胜石宝寨。………

石宝寨位于长江北岸忠县﹐有孤峰突起﹐形如玉印﹐故名玉印山﹐当地人传说是女娲补天的遗石。石宝寨建于康熙年间﹐寨楼依山势呈阶梯状布局﹐整个建筑由寨门﹑层楼和寨顶庙宇组成﹐共１２层﹐通高５６米﹐犹如一柱奇峰矗立江边。游人盘旋登楼至绀宇宫﹐犹如登云梯直上霄汉。鸟瞰四周﹐大江滚滚向东流去﹐北面一片梯田。如三峡大坝建成﹐石宝寨也不会被淹没。（笔者注 － 石宝寨入门处的高程正好是海拔１７５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晨７时半﹐我们下船到万县市﹐这是一座热闹的山城。……当日长江水位在１１３米。１９８１年７月最高水位为１４２米。如果长江水位达到１５０米﹐半个城市将被淹掉。全市街长４公里﹐纵深1公里﹐市区工业都布置在１４２米标高以上。电池﹑皮革和食品工业为大宗产品。

长办调查﹐大坝在１５０米高程时万县淹没区人口为２１万人﹐而地区上报移民３９万﹐其中二次移民１１万。长办调查淹没固定资产２﹒１亿﹐而地区估算９亿元﹐两者相差甚为悬殊。

（摘录完）

从李鹏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鹏认为三峡水库是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面﹐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距离三峡坝址６００多公里处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三峡水库蓄水对重庆没有影响﹐因为重庆在海拔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没有永久性建筑。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这个理论通过李鹏给党中央的报告﹐成为了中央决策层的共识（图１：长江上游开发规划）﹐并贯穿在１９８６年开始三峡工程论证中﹐也贯穿在之后的三峡工程移民淹没红线的确定中。在三峡库区到处可见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７７米（考虑了２米的风浪加高）的标志线﹐在这根线底下的土地将被淹没﹐居民必须搬迁﹐而在这标志线以上的土地不会被淹没﹐居民也无须搬迁。

２﹒３﹑钱正英不让讨论三峡水库的淹没问题

三峡水库如果没有水力坡度﹐那水库中的水怎么从海拔１８０米高的重庆﹐流到６００多公里外同样高度的三峡坝址处﹖有人说﹐这么简单的错误﹐难道中国那么多科学技术人员﹐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批时就没有发现﹖当然不是。有人知道﹐但是∪上头∪不让说。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郭来喜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但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郭来喜认为:“三峡水库建成后﹐达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蚀基面抬高﹐水流必然减慢﹐影响洪水下泄﹐延长滞洪时间﹐肯定会加重上游地区的防洪负担。更况且﹐水库运行若干年后﹐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庆朝天门水位可达２０２米﹐比现在的情形高出７‧７米﹐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长江两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损失﹖﹗”（参见戴晴: 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郭来喜）。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决策前﹐郭来喜把自己的意见归纳成十大问题﹐用电传发给全国人大﹐但只有少数代表看到他的意见书。

根据郭来喜的回忆﹐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下午４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交谈时也不得不承认三峡水库对重庆淹没的问题﹐并且说钱正英部长不让谈这个问题﹐怕影响论证。

为什么不让讨论三峡水库对的重庆的淹没问题﹐正说明这里有问题﹐而且有大问题。

２﹒４﹑钱正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对四川重庆代表的保证

钱正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水利专家﹐六朝元老﹐一直担任水利副部长﹑部长﹐后担任政协副主席﹐以“从中国水利看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的等文章﹐而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头衔。

在１９９２年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时﹐四川省特别是重庆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对重庆的淹没问题特别担懮﹐中共中央专门派这位水利专家去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钱正英当然知道李鹏的“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她是不会去指出这个错误的﹐相反﹐她要千方百计地去掩盖这个错误。因为﹐李鹏的理论被否定﹐三峡工程的论证也要被否决﹐三峡工程的决策也必然被否定。

钱正英向代表们解释﹐三峡工程完成后﹐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１９９米﹐低于海拔２００米﹐不会影响重庆主市区等等﹐这是科学家经过模拟模型论证的。代表们也听信了钱正英的解释﹐因为她是共产党内的红色专家﹐而且还有模拟模型论证。

２﹒５﹑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水位

其实﹐钱正英在这里玩弄了一下概念差的游戏。钱正英说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１９９米。这是几个模拟模型计算的结果中的一个最低值。模型计算的结果是一个区间值﹐即海拔１９９米至２０３米﹐钱正英取了最小值﹐低于海拔２００米。为什么海拔２００米这个值对重庆人来说这么重要﹐因为重庆朝天门码头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为海拔２００米﹐而且周恩来也曾把海拔２００米作为三峡工程对重庆淹没的最大上限。但是钱正英也没有告诉人大代表﹐重庆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海拔１９９米时﹐三峡大坝处的蓄水位是多少。是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还是陆佑楣说的海拔１８０﹒４米﹖许多善良的中国人都以为﹐最起码是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因为三峡工程的２２１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和这水位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计算重庆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时﹐三峡工程的防洪蓄水位不是在海拔１７５米﹐而只是在海拔１６４米左右。这个数据可以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三峡工程）发电”一书的所提供的三峡水库蓄水过程图中看出（图２摘自潘家铮￣发电）。根据钱正英和潘家铮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重庆百年洪水位要比三峡坝址处的水位高出近４０米。这和李鹏所说的﹐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三峡水库象陆佑楣所说那样﹐发挥防洪效益﹐动用防洪库容２２１亿甚至２７９亿立方米的库容﹐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上升到海拔１７５米甚至１８０﹒４米﹐重庆百年一遇的洪水位还会停留在钱正英所说的海拔１９９米吗﹖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做过多次论述﹐不再重复（参见王维洛：三峡工程移民红线的崩溃等文章）。这里只想向读者提高两张图﹐由大家思考﹐寻求自己的回答。

第一是１９９８年以及１９５４年长江中下游从九江到宜昌的洪水水位曲线（图３：１９９８洪水水位线﹐资料来源：长江年鉴１９９９年）。九江到宜昌的距离一共为九百多公里﹐水位从海拔２３米上升到５５米。三峡坝址至重庆六百多公里﹐怎么能够象李鹏说说的那样﹐三峡坝址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还是海拔１８０米呢﹖在三峡大坝完工之后﹐大坝坝址至重庆坝区长江河段的宽度也还要远远小于中下游河段的宽度﹐过流的截面也远远小于中下游河段的截面﹐因此大坝坝址至重庆段的平均水力坡度肯定要大于九江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林秉南院士建议三峡水库采用上荆江段（图中沙市至宜昌段的坡度计算）的平均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计算（即１００公里水位差７米）。从三峡大坝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８０﹒４米出发﹐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第二是三峡大坝下游已经建成的葛洲坝水库水位变化的情况。当流量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时﹐葛洲坝工程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６３﹒５米﹐﹐距坝址７０﹒１公里的香溪口﹐水位为海拔７９﹒２４米﹐一共上升了１５﹒７４米﹐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二点二（资料来源：唐日长，泥沙研究）。

在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处于自然河流状态﹐宜昌的最高水位为海拔５５﹒９米﹐最低水位为海拔３８﹒９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１７﹒０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４４﹒５米﹔重庆最高水位为海拔１９２﹒８米（１９８１年洪水位海拔１９３﹒７米﹐但葛洲坝工程已经开始建设）﹐最低水位为海拔１５９﹒５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３３﹒３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１６５﹒７米﹒以最高水位计﹐宜昌至重庆间的水位差为１３６﹒９米﹐以最低水位计﹐两地水位差为１２０﹒６米﹐以常年平均水位计﹐两地水位差为１２１﹒２米﹐平均水力坡度约为万分之二﹒正是这１２０余米的水位差﹐才使得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以迅猛的流速穿过这狭窄的三峡河谷。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词描绘了船速（水流）之快﹐也间接地阐述了白帝城较江陵的地势水位要高﹐这是千里江陵能够一日还的原因﹒

葛洲坝水库在流量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时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二点二﹐与川江在自然河流状态下的平均水力坡度接近﹐这说明﹐未来三峡库区某些区段的水力坡度很有可能超过林秉南院士建议采用的万分之零点七的坡度﹐特别是从三峡坝址到重庆一共有十三个峡谷﹐这些峡谷段阻水和壅高水位的作用很强。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阅读一下金刀先生的“高峡出斜湖”和任不寐的“巴蜀－特大洪灾还是特大人祸”等文章。

从这些图表和简单的计算中﹐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锐先生要向党中央建议：“为重庆准备后事”。

2.６﹑中国水库建设中的失误实例

一位名叫伊文的先生曾对笔者的观点提出批评￣到这里我真的怀疑这位王水利专家的水平﹐怎么竟会把重庆的水位给算错了﹒照他这么一算﹐重庆的水位就变成了２１７米﹐那么重庆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只要稍有流体力学或者水力学基础的人都知道﹐水库基本是没有比降的﹐也就是说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库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

也有不少读者认为水库有水力坡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不愿相信﹐中国的这么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会让有如此错误的工程通过他们的手﹐而不被发现﹑不得到更正。他们仍然善意地希望﹐三峡工程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疯子﹐而是十分精明的人﹐否则就不能在那个位置上坐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采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时﹐也提到三峡水库各地的淹没问题和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的问题。潘家铮没有敢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一个普通的人不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会说这个人没有穿衣服。如果皇帝没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说皇帝穿了件漂亮的新衣服。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这是李鹏通过几天的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潘家铮就是有两院院士的头衔﹐也不敢说李鹏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敢说中央的决策是错误的。潘家铮敢说的只是﹐黄万里不懂河流泥沙淤积问题﹐或是提出水库水力坡度这个问题的人﹐不懂水利。

中国共产党不允许把三峡工程的问题放到公众媒介中去讨论﹐更不敢公布三峡蓄水的水库的实际水位﹐特别是２００４年秋川江洪水时的水位﹐所以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下面是笔者收集到的一些实例。这些水库大坝工程在设计时水库均按无水力坡度计算﹐所以工程计划中的水库蓄水位高﹐但是施工后才发现实际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都将大大超过计划的估算﹐最后不得不降低蓄水位﹐以致大坝工程目标无法达到﹐或是导致工程彻底失败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原设计正常蓄水位海拔３６０米﹐在建设过程中调整为“按３６０米设计﹐３５０米施工﹐３４０米运用﹐３３５米移民。”２００３年渭南洪水时﹐三门峡大坝坝址处的水位仅海拔３１６米﹐低于原设计的３６０米４４米﹐却造成渭南地区历史上最大洪水灾害。如果三门峡大坝按照设计方案正常蓄水位３６０米执行﹐如今西安市一定已经被三门峡水库所淹没﹔

辽宁浑江上的恒仁水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从原设计的３２０米下降到３０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标无法实现﹔陕西汉江上的石泉水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从原设计的４３０米下降到４１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标无法实现﹔浙江飞云江上的珊溪水利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从原设计的１６０米下降到１４２米﹐下降１８米﹐工程目标无法实现﹔

湖南沅江上的五强溪水电站﹐正常蓄水位从原设计的１２０米下降到１０８米﹐下降１２米﹐工程目标无法实现﹔

有的水库因为淹没损失问题则采取所谓的分期开发﹐逐步加高水位﹐逐步加大移民人数的办法﹐把问题往后推﹐如：

如湖北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设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１７０米﹐先期按１５７米建设﹔现在为了南水北调再增加坝高和蓄水位﹔

红水河上龙滩水电站的正常蓄水位设计４４０米设计﹐现在按４４０米设计﹐３７５米建设﹐比正常蓄水位下降了６５米﹔

四川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设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５９０米﹐先期按５２８米建设﹐低于正常蓄水位６２米。尽管如此﹐龚嘴水库一期完工后﹐由于泥沙淤积﹐水库上游水位抬升﹐已经影响到位于海拔５９０米以上的成昆铁路的安全。

有的水库大坝虽然按照计划建设了﹐但是在运行中﹐却不敢把运行水位提高到正常蓄水位处。

新安江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０８米﹐从１９６０年投产以来﹐水位就没有昇高到海拔１０８米。在１９９９年６月底﹐新安江水库第一次蓄水到海拔１０８米﹐淳安县新安江水库库区的２７个城镇﹐３１５个行政村和６万多居民却被洪水围困﹐需要紧急转移的有３万多人。换句话说﹐新安江水库在开工后的４２年﹐蓄水上升到正常蓄水位﹐还需要再安置６万多居民（原移民已达３０万）。

３﹑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

３﹒１﹑工程目标之间的矛盾

三峡工程的目标有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区域发展等等﹐并有排浑蓄清﹑开发性移民等措施的保证。将这些目标和措施分割开来﹐一个一个地论证﹐可以描绘出一张张美好的图画﹐防洪可以保护长江中下游的安全﹔发电可以照亮半个中国﹔航运可以使万吨船队直达重庆﹔南水北调可以解决北京﹑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三峡水库采用排浑蓄清措施不会出现泥沙淤积问题﹔采用开发性移民措施﹐可以保证移民在当地安置﹐并发财致富……但是只要把这些目标和措施放在一起分析﹐分析目标和措施之间的关系﹐即互补﹑相容和矛盾的关系﹐就会发现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发电和排浑蓄清矛盾﹐航运和排浑蓄清矛盾﹐南水北调在目前的蓄水位下﹐根本不能实现等等。此外﹐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

在宣扬三峡工程某一目标的效益时﹐必须考虑对其他目标的影响。陆佑楣说如果三峡大坝已经建成﹐长江中下游将不会出现１９９８年的紧张局面。这时就要考虑防洪对水库上游地区的影响﹐重庆的淹没会是什么样﹖蓄水位升至１８０﹒４米﹐对下游防洪有利﹐但要考虑这会增加多少移民﹐增加多少淹没损失﹖水库上游的城市是否可以承受得了﹖

有人认为只要降低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就可以使重庆不受淹没﹐就保了重庆。这个措施可行﹐但也宣布了三峡工程的死刑。降低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比如将正常蓄水位下降２０米或３０米。水位降低了﹐万吨船队就不可能直达重庆﹐发电能力大为下降﹐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也不能发挥（不可能有２２１亿防洪库容了）。此时人们就要问﹐建设三峡大坝﹐到底是为了什么﹖三峡工程的问题﹐是工程目标内部的自相矛盾﹐就好比一把两面刀。如果三峡水库水力坡度小﹐小到接近零﹐这对减少移民和淹没有好处﹐但是三峡水力坡度小﹐三峡工程如何实现排浑蓄清﹑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反过来﹐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水力坡度大﹐对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有利﹐但是这样对水库上游各地的移民和淹没十分不利﹐重庆也难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林秉南院士建议的平均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是否太大或太小﹐而是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李鹏提出的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结论﹐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结论﹐批准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论证也是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做出的。李鹏提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３﹒２﹑中国共产党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论证﹐将黄万里先生排除在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三峡工程咨询上失去了一位能不顾个人利益得失而大胆死谏的谋士。共产党喜欢利用的是象张光斗教授那样的﹐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出卖灵魂的人（张光斗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建议党中央不要将这个错误告诉中国的老百姓）。

黄万里先生多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阐明他对三峡工程主要问题的看法:“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１９８３年安康汉水骤涨２１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迫炸坝﹐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０年﹐连续１５年﹐按１９８６年物价﹐每年２０亿元中浪费达１３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４００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１９３１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７８１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据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可惜﹐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没有给黄万里先生这个机会﹐错过了纠正三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最后一次机会。

黄万里先生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３﹒３﹑可悲的历史重演

伊文先生思维论证的方法是﹐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疯子﹐所以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结论是不可能有错的。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教育体制培养的结果。大跃进的倡导者毛泽东深信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于是中国大地粮食亩产不断放卫星﹐亩产几万斤﹑亩产十几万斤一直到四十一万斤﹐粮食产量的纪录天天被刷新。那时的中国人也不是疯子更不是傻子﹐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又有谁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呢﹖所以发生这种事情﹐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第二，说这话或是倡导此事的人是个独裁者﹔第三，有一大帮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为这个理论抬轿子﹔第四，有一大帮重量级的所谓科学家为这个理论提供所谓科学的论证﹔第五，不能讨论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第六，新闻媒介大量单方面的报导。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俗语﹐也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但是三峡水库这根没有水力坡度的移民淹没红线﹐在三峡库区到处可见的移民淹没红线﹐从１９９２年起到现在整整１２年了﹐有多少共产党的官员从这根红线旁边走过﹐有多少科学家从这根红线旁边走过﹐有多少中国人从这根红线旁边走过﹐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这源自李鹏理论的移民淹没红线﹐就和毛泽东的亩产几万斤粮食一样﹐是错误的。

三峡工程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工程﹐是涉及中国几亿人﹐涉及中国人的子孙后代的大事。既然李鹏能提出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论﹐为什么不敢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制定这样规定﹐三峡问题不准公开争辩﹖既然三峡工程真有这么多的利﹐而且利于千秋﹐难道还害怕一群既不懂这个也不懂那个的人﹐向三峡工程的叫号吗﹖

三峡工程﹐一个祸国殃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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