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从英法俄德护国护法的历史,看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历程和前途(6)

大中华民国百年护国护法的艰难历程和光明前途

辛灏年

人气 22

四、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二大历史阶段1928-1949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一阶段是1928-1937。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苏俄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于是,中共便在苏俄及其派谴的军事顾问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连续地发动武装叛乱,持久地实行武装割据――既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于前苏联大举侵略中华民国之时,高喊”武装保卫苏联”,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于中国境内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直至篡立认苏俄为祖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开分裂现代中国之端绪。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之残余”乃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已经重建、中华民国已经获得和平统一之后,为逞封建割据之愿,而一再地甚至是连续地发动叛乱。只是由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共和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专制”,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再加上日本帝国阴谋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一时间、俄、日、共及残余军阀遂合纵连横,互相依赖,相互勾结,岂但是风欲静而风不止,而且是黑云压城城欲催。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使中华民国的护国护法运动,开始了新的艰难历程。

1、中华民国为继续护国护法而平定新旧军阀叛乱

  新旧军阀发动叛乱的契机是1929年1月1日中华民国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是编谴会议意在“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激怒了大小军阀仍然要”持枪割地称雄”的私欲。由是,自1929年2月21日李宗仁公然称叛失败,1929年4月冯玉祥称叛未果,一直到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其间各残余军阀之内勾外结和纷纷叛变已导致其野心勃发,阎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李宗仁四万残兵和失意政客汪精卫等共同反叛,从而开启了一场在所谓反蒋护党救国旗号之下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一九三零年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因阎、冯叛乱已生,伪国民政府和为中央扩大会议已然成立,几经劝阻无效,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介石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的所谓“中央扩大会议”、伪“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终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胜利为告终。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因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巩固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成功地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因而才深具继续”护国护法”的历史意义。

2、中华民国志在护国护法的剿共战争功亏一篑

  面对和中共的“列宁式背叛”和中国的“望岱叛乱”,中华民国政府乃正确地决策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于“苏俄指挥、军阀勾结、倭寇唯恐其灭”的中共及其武装割据地区,决进行征剿,以期将“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杜绝罊尽。由是,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1931年7月1日至9月20日,1933年1月1日至4月9日,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总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苏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因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地,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1935年10月1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命其务必将中共残余一举消灭干净。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未来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3、中华民国为持续护国护法而推行训政和威权统治

  应该提及的是,在1928-1937这个至今仍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的十年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仅遵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推行训政政治,却远未超出训政之范围;实行威权治国,更未走向独裁之统治。而是在国家已经走上和平统一和民生发展之时,决以荡平“军阀残余之残余”的叠起叛乱;和在人民享有种种基本自由的前提之下,唯对遵俄命而一心要“颠覆国家、毁灭共和”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实行军事围剿;确为护国与护法所必须。而中华民国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实行训政期间,所已经提供的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一边抗战、一边为未来全面长期抗战之最后胜利所进行的种种准备,随着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的日渐深入,也已经愈来愈揭穿了那个1939年的胜利者编造的“所有历史性谎言”。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之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二阶段是1937-1945。

  本阶段为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阶段。不言而谕,由于日本帝国对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她也是中华民国对外护国的喋血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了八年艰苦倍尝的抗战,赢得了对外护国的伟大胜利,并因她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而废除了晚清以来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全面抗战之始,就已经在他们的“洛川会议”上决策:“要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务必使本国政府失败和要将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经验,决策了“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闹革命”,“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要在实际上建立‘抗日革命统一战线 ’以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对蒋介石要打运动战――对日本只能打游击战”,和“要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以夺取政权”等一系列假抗日、不抗日、直至卖国通敌的“革命策略”。因此,中华民国对内的护国成果遭到了可怕的破坏。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已经统一的国家,却因抗战而分裂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即所谓国民政府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由是,他们一个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一个则高举镰刀斧头的苏式共产党党旗;一个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一个却高歌“英特勒雄耐尔一定要胜利”国际共产党党歌;一个在会场上永远高挂着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一个则在他们的“革命根据地”处处张贴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小头像……至1945年,中华民国历经三十余年护国护法奋斗才获得的建国成果和共和成就,在“共统区”早已荡然无存……就不用说,彼时,那个认马列为祖、以苏俄为宗、甚至高唱着“斯大林是我们父亲”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着120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武装器“民兵”,独裁地统治着一亿多人口的地区――他们从苏俄为他们建党起就誓言要夺取全中国政权的共产革命决心,因为乘国难而得以发展和扩张,从而“野心如炽”。

  中华民国再一次面临着被毁国毁法的空前危机。

中华民国护国护法之第二大历史阶段的第三阶段是1945-1949。

众所周知,1945-1949是国共内战阶段,但在实际上,则是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历史成果走向全面失败的最惨痛阶段。因为,是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推翻中华民国,是要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还是要毁灭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才是这一场内战的实质所在。

4、战后中华民国护国战争的惨败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午后,日本宣布投降当晚,毛泽东即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于18小时之内,连续地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他八年来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数十万农民革命大军,冲出深山,扑向平原,大打大仗硬仗运动战,以夺取中原,截获中华民国的抗日成果。他们甚至决河炸堤,掐断铁路干线之交通,对抗日军队实行包围歼灭,以阻止中华民国政府军受降。中共终于以“向日本受降”为幌子,为机遇,迅疾发动了内战,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就抢占了二百多个中原城市,大小城镇不计其数。

  之后,当毛泽东在斯大林的敦促下,不得不接受蒋介石一天之内连续三次电邀,由美国大使赫尔胥陪同赴重庆谈判之前,毛在延安所留下来的命令,则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仍应继续发动攻势”。而当“双十和谈”结束,停战协定已经生效之后,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又立即发出了命令,要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展开全面的进攻。

  特别是当毛还在重庆时,斯大林已经派他的特使飞赴延安,明确告诉中共,苏军将把东北让给中共,刘少奇立即抓住此“千载一遇”的机会,决定立刻抢占东北。由是,中共遂拥有了一个退可以北上逃亡苏联、进可以南下席卷中原的“广大根据地”。其后又与苏联签订了两次“卖国条约”――《莫斯科协定》和《哈尔滨协定》,收编了三十万汉奸军队,接受了三分之一美国在二战时期曾援助苏联的103亿军用物资,装备了整师整军的现代化军队,并在成批苏军军官和八千投降日军的指导和参予下,开始了一场由北向南的“打天下”战争。

  此后,中共内战吃紧时,他就藉重美国的调停,养兵待战;在内战打得顺手时,则根本不理睬停战和调停的那一套,甚至乘调停和停战大打出手;而当美国调停者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谋略,反之调停已经对他的打天下战争有所妨碍时,他则干脆制造和发动“安亭事件”、“沈崇事件”等反美运动,以扫除他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的障碍。

  中共终于因国际共产主义邪恶思潮的漫流,因在中华民国八年抗战时期就已经为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成功地诱导了中国“望岱农民”旨在反叛共和国的复辟战争;因使用了被他称之为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特别是他旨在打倒的对象,又是一个在与外敌的长期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国家;要消灭的军队,则是一个因长期战争而深怀厌战情绪的军队;再加上他于国民党两度“容共”和国民党曾一心团结他抗日的漫长岁月里,曾成功地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布下了“天罗地网”,更勾连串通了形形色色“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而终于打赢了这一场内战;从而和列宁一样,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地区颠覆了――曾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了二千年帝制、创建并捍卫过共和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业已连续三十八年之伟大而又悲壮的伟大护国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凄惨失败。

5、伴随着中华民国护国失败的是护法的痛苦失败

中华民国政府于抗战烽火中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抗战爆发前,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曾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因全面抗战开始而被迫推迟。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竟然”举世无双”地在抗日的烽火之中推进了民主宪政,并为在战后迅速全面地实行民主宪政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保卫战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200名,国民党占80名,各党派领袖占50名,无党派人士占70名以上。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国民代表选举,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乃于1940年9月15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1940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1940年12月28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1941年8月9日被日机炸毁,加之1942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而造成国民大会无以召开,1943年9月8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其间,战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中华民国政府践诺于战后立即推行民主宪政

  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一经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立即开始了宪政的推进工作。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一天内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协定”,其最主要条款是:

  第二条: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第四条: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第五条: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第八条: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着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便是三个月后即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36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8人,中共占7人,中国民主同盟占9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个席位),中国青年党5人,各界社会贤达9人。除国民党8人外,其余各党派共28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1946年12月25日,在“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这个在抗战前和抗日的艰难岁月中就曾一次又一次地征求过全国人民意见的宪法,这个由各党派(包括中共)、甚至不是以执政党国民党为主所共同制定的宪法,这个曾明确地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之原则的宪法,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高度政治品质,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1947年11月21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2765人);副总统选举出现6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6、中国共产党为“打天下”而毁法祸国

中共破坏双十协定,已如前述。

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1945年12月28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东北局指示信称:“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1946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乘机建立、巩固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为大打内战做准备才是真。

  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达成了停火协定。然而,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这等于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结果的完全推翻。由于国民政府要维护政协会议的原则,中共就立即推翻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发动攻势,大打出手,迅速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中国共产党破坏“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1946年5月5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彼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与会代表名单。于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以等待中共态度的转变。

  嗣后,中共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虽已达成,但为了进一步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它又提出必须在40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10席,民盟占4席,然后再将1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大。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大”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10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14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1月14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大”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中共不愧为马列在中国的嫡传子孙,我们从中共破坏“制宪国大”的嘶喊中,宛如听到了列宁破坏和镇压俄罗斯共和国“立宪会议”的可怕回声……

中共旨在毁弃《中华民国宪法》

  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更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遵循这一部民主宪法;其次,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所以,中共在渡江前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最后一轮虚假谈判时,则由毛泽东悍然提出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彻底毁灭在中共为祸国而毁法所的内战战火之中。

四、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三大历史阶段1949-

1949年10月10日,中国的马列子孙集团终于在中国广袤的大陆地区颠覆了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毁灭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以前苏联之社会主义卫星国的统一国号模式,篡建了号称是“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和前苏俄一样,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复辟了专制制度,在中国4700余年的历史上,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党主极权政体”,构建了史无前例的“教政合一”式政权,犹“以革命的名义”,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及其无数国民,进行了史所绝无的血腥“反攻倒算”。中华民国持续了三十八年的伟大护国护法运动,与俄罗斯共和国一样,至此在中国大陆遭遇凄惨失败、全面失败和漫长失败。

迄今,中国大陆虽然已经遭遇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专制复辟,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台湾,由于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够接受1949年失败的痛苦教训,从而在1946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为走向宪政,而敢于实行训政;为反对台湾地区的分裂运动,而敢于镇压中共一手支持的分裂叛国势力;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才得以真正地走向了共和,并成为全中国唯一的三民主义模范省,从而在中华民国的台湾获得了护国护法的局部胜利和非常胜利。虽然近十余年来,台独的分裂势力日张,甚至台独的言行日炽,但是,相对于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艰难历史、成败利钝而言,则不过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一股逆流罢了。因为,没有比中华民国在1949年护国护法的失败更大的失败了,也没有比中华民国护国护法在1949年的失败更令人感到痛苦和悲愤的了。只要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尚能够于痛定思痛之中猛醒,直至觉悟到──“必须继续发动大中华民国之伟大的护国护法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推倒复辟,重建共和”,则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其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毁弃中华民国法统的行径,也就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结束语

由于中共马列洋教专制复辟政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残暴专制统治,由于中共背靠这一残暴统治而为历史制造了弥天大谎,遂使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国的大陆国民,不仅不懂中华民国为何国,甚至不知中华民族为何族。因而,如同处于长期复辟统治之下的法兰西人民一样,不能自觉地将自己对于民主共和的万难追求,与捍卫共和国国统与法统的伟大护国护法运动连成一体。更有甚者,则是反认中共是共和中国,反污真正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专制黑暗的中国,以至造成少数不解中国共和历史的人士,至今仍然以大中华民国为“敌国”,以1949年前直至80年代末曾创建并捍卫过共和的中国国民党为“敌党”,直至造成民主追求的种种歧途甚至是奇形怪象,无疑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奋斗,带来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传承到发展的困境。虽然,这一困境随着大陆本土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而正在迅速地发生着根本的改变。

其实,只要我们记住了,英、法、俄、德诸国虽只有数百年、甚至是更短暂的君主专制历史,而我们却背负着2120年君主专制历史这一“世界之最”,那么,中国大陆人民长期遭遇专制复辟的历史,就不再可能令我们的中华儿女们沮丧不已。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了﹕英国王冠下共和制度的建立尚需要四十八年的艰难奋斗和反复追寻;法兰西人民则是在经历了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国总共98年的护国护法之痛苦奋斗以后,才最后确认、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俄罗斯共和国就更是在遭遇了74年的共产专制复辟之后,才重新回到了只存在了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而德意志共和国则自1919年创建后,历尽苦难直至1991年才最后走向民主统一……我们中华儿女难道还会丧失志在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而继续艰难奋斗直至最后成功的信念和决心吗?

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即便是在推倒共产专制复辟制度之后,中国建立了另外一个名称的共和国,她也必将是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共和国统和法统的继承,犹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德意志共和国一样。因此,那些因为对历史的懵然无知,而要拒中华民国于重建共和之外的所谓人士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非要由自己来开创一个共和的新中国”呢?因为,历史的事实是,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早就由我们的共和先人开创过了,我们不过是继承者而已,并且是继新而非复旧。就不说这一宝贵的历史政治资源,将会对于我们继承共和与重建共和,发生多大的作用,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避免多少的混乱、流血、甚至是可怕的“内斗”……

更何况,只要我们敢于睁开眼睛看历史,我们就能从对历史的鸟瞰中发现,英吉利共和国灭亡了,留下的则是“虚君共和”的英王国;法兰西共和国灭亡过三次,重建了两次,其彻底败亡几达八十余年;俄罗斯共和国因遭遇共产专制复辟,而整整覆灭了七十四个年头;德意志共和国盖因惨遭纳粹党和共产党先后毁法祸国、分裂国家与民族,前后竟达七十一年不得安宁和统一……然而,唯有我们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她虽然历经护国与护法的艰难反复历程,甚至遭遇了1949年之后旷日持久的惨败和今日台独分裂势力的企图祸害,但是,中华民国却从来不曾灭亡,中华民国那一面曾捍卫过共和尊严与民族尊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鲜艳国旗,自赢得了第一度护国与护法的伟大胜利、并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之后,七十七年来(1927-)一直飘扬在世界各地,飘扬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共和”的星球之上──这,才是我们在比较了各共和国的艰难护国护法历史之后,而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身上,所应得的骄傲、智慧、信念和勇气。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言﹕“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按﹕该书出版于1999年10月),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难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历史是有情的。只要我们理解了历史,想必历史更能够理解我们。

2004年7月27日-8月29日第一稿于美国纽约

作者附记﹕为了能够在今年6月25日旧金山“中华民国百年护国护法研讨会上”作一个主题讲演,我曾做了相当时间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研讨会的发言者很多,而且都讲得很好,很激动人心,其时,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讲演的机会,我仅仅只说了几分钟的时间。之后,由于旧金山等地媒体的播发,特别是纽约侨声电台的采访与播放,遂造成许多听众来信来电索要文字稿。我因无讲稿,这才决定应读者要求,写出这篇文章,却未想,竟然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我边写,朋友边读边校,一致认为应该在本期全文发表,后经过编辑小组决定,我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从命。本文因是“急就章”,故错失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教,以为日后修改出版时备之。谨记。

参考书目﹕(为节省篇幅发表稿不再一一引证资料出处)

1.《世界近代史》,中共上海教委大学历史教材,2001.

2.《外国历史大字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中华民国实录》(十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4. 黄天健﹕《俄国共产革命的悲剧》.台北黎明出版社.1974.

5.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

6 .克鲁泡特金: 《俄国的恐怖》,LONDON, 1909.

7. A.F.KERENSKY: THE CATASTROPE(克伦斯基:《自由的受难》), NEW YORK, 1927.

8.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托洛斯基﹕俄国革命史), LONDON, 1934.

9. G.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YALE, 1929.

10.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BRITISH MONARCHY.

FIRST PRESS 1988.

1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FRANCE FROM THE 1815 RESTORATION TO THE SECOND EMPIRE, GREENWOOD PRESS, INC. FIRST PRESS 1987.

12.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STEVEN OZMENT :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14. ROBERT SERVIC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全文完
转载《黄花岗》第十期(//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相关新闻
【特稿】前学生起诉神韵和飞天的幕后真相
韦拓:从下滑到坍塌 国足告别世界杯之路
林一山:被历史选中的上一代香港人
林一山:港人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请进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