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青年的精神和思索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8日讯】作者：我们需要夺回自己的主动权，这是青年们猛然发现长期如此被动的深刻教训。——题记
（一）孙建龙
杨：钱时东是个好兄弟，你跟他走江湖，我放心。虽然刚才我们只是三言两语，但观察得出来你是真正热爱摇滚乐的人。
孙：我老家在河南洛阳，家里很穷，父亲和母亲都在农村，种庄稼、卖菜。我现在还能活下来，有几口饭吃，真的要多谢钱时东的慷慨。他虽然比我小11岁，但他是个热诚坦率的人，没有现在这些城市人的势利和世故，这符合我的性情。我是个出了名的流浪汉，是摇滚乐真正在内心深处挽救了我，使我看到音乐之中的抗争和不屈。只要我的生命有了音乐，我就不枉此生。在我的头脑里，我几乎没有经济这个概念，能有多少钱就买多少摇滚CD，哪怕长达45分钟的车程，我也宁愿省下车费，徒步前去购买我需要的足以要了我的命的音乐。许多人吃不得苦，所以一事无成，我是过来人，对生活的严厉深有感触，因而对那些磕磕碰碰毫不感到惊讶和烦恼。毫不谦虚地说，习惯了艰苦和磨难之后，我对一切困境都有去克服的准备。
杨：你的发音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同。你会另外一些语言？
孙：英语，日文。要接触和理解真正的音乐文化，语言不通是最基本的障碍，所以我到广东之后，自考了这两门语种，并获得文凭，一般的翻译、口语是没问题的。也许是因为个性的缘故，我留着长发，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份足可享受高等物质待遇的工作。遇到钱时东之后，我帮他发行音乐CD，还算知足。我对部分欧美地下摇滚乐给予极高的评价，那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你思索，深究人性和权利，而不是让你沉迷、享受。有的音乐非常难听，是彻底的愤怒和斥责，比人的七情六欲更为真实，上升为一种精神。中国大陆的音乐我一般不予置评，很大的缘故是因为体制隔绝我们接触到它们，这是民族的损失。
杨：对此我很纳闷，为什么如此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单单由你这样的边缘者去做？
孙：边缘者做边缘音乐，主流者做主流音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自我安慰，是不知进取的国民特征；中国人的精神空虚，也只是以无度的物质享受和对他人的蔑视来发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及以下一代对下下一代的教育，总是灌输让人安于现状的道理，许多底层者、边缘者的理想不是去捍卫真理，而是主动靠近乃至成为上层、主流，奴性不改。许多大有希望成为真正音乐人的中国乐队，到最后不是主动妥协就是被打压、分化、流失，找不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只不过混些功名利禄罢了，是十足的音乐骗子和音乐混子。
杨：我听说过你的传奇。据说你曾经骑着单车，从广州直至洛阳。
孙：那是锻炼意志，当然也有其它的缘故。比如我当时没有多余的钱，但是想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沿途而来，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真的生活得相当之艰难，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官方政策的强硬和新闻媒体的背道而驰，富于人性的空间几乎只留存于传统保守的贫困农村。我越来越感到，生活渐渐富裕起来了，但真正富裕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也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群。土地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目的本身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可是为什么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那些上访者，因为拆迁、告官，到最后被搞得一无所有。作为穷人和流浪汉，我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然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敢说，说了也无用。真的，杨先生，太多的中国人一脸茫然，无辜无助。
杨：幸运的是你有所寄托，足以用一生的时间与热爱的某种精神混为一体。
孙：这是我的追求。音乐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仅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内心，也艺术地刻画了自身之外的形形色色。从音乐之中，我学到了悲悯，学到了忏悔，也学到了反抗。杨先生，让我来告诉你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渐渐失去了悲悯，失去了忏悔，失去了反抗。如果如此宝贵的精神都丧失殆尽，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将被完全洗炼干净，人就像从同一台机器里面生产出来的零件，而人群只是机械的交合和再生产。你知道那句经典的话：“我同情别人，那么谁来同情我呢？”为什么有的乞丐成了职业人员？为什么矿难家属拿着几万块抚恤金去赌博？为什么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公寓仍然吵架不断、拉帮结派？我们的社会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那么多人，让我们哀其不幸，却又怒其不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去解决，有人去反思。
（二）王熙孔
杨：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是你来接我。看起来，你的年龄和你的外表似乎并不相称。
王：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认为我是“在读大学生”，可实际上我已经快满26岁了。很高兴也很突然在此见到杨银波先生，真是久闻大名。在我看来，你天真得让我难以置信：我需要防备的许多人物和关系，在你身上就什么都是坦然以待。上次我的两个朋友去拜访你，我本来也要同去的，他们回来之后滔滔不绝，话题几乎从未离开过你，所以我对那次没有亲眼见到你，深以为憾。那时我不敢相信中国还会有你这样的青年，因为大多数人或许走过的路太短，要么很快就得手，要么很快就失手，而你给了我们这些人一股长期坚持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勇气和激情，这是我认为今天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东西的原因之一。
杨：首先我是来向诸位道歉。还是那句话，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定要放在台面上，这在过去我做得欠差。所以此次造访在座诸位，对自己有两点要求
：第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眼见为实，空说无凭。熙孔，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王：我是广东湛江人，靠海居住。父母辛辛苦苦干农活把我拉扯到大学，出了大学之后搞工程设计，跟体制官员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建筑民工的感情也很深。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可做知己之交，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感觉走错了方向，此后的几年大学生活更是令我压抑不堪。广东的大学已经严重社会化，扭曲地把社会上那一套俗世观念通通引入大学，而青年本应有的拚搏奋斗精神却被彻底埋葬了。微微可观的是部分不知是真幼稚还是假幼稚的女生，媒体称之为“后儿童时代”；呆板的是僵硬的所谓知识和毫无新意的活动；空虚的是不知如何打发时间；兴奋的是拿到一个好的毕业评语和奖学金，或者搞定一个异性。作为农民的儿子，越念大学就越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罪恶，那简直就是拿父母的血汗钱做无聊的游戏。
杨：几千年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摆脱不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围城模式”。进进出出，同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同一个问题，就是对所处环境没有归属感。不仅是大陆人，就是连香港人、台湾人也面临这个问题。这种没有归属感的心态，说到底是不能独立自主的缘故。不能独立自主，就必定是受人所制、受他者所制，你是被动的，是被事先安排计划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那么你的依赖性和惰性就会随之产生。你只不过是这个既定流程中的一颗螺丝钉，随时被环境推来推去，而你的真实所想却是排斥这种现状的。没有归属感便不由自主地排斥环境，这需要我们改变过去长期被动的历史。有些人是自甘堕落，主动放弃自我权利，潜意识里仍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则，结果为了能够生存，自己主动淘汰了自己，甘愿成为他者的奴才和奴隶。
王：确实如你所说。我的经历告诉我，生活在中国，规则就是如此。出了大学，看到的是一个比原来那个小社会更苛刻的大社会。我一个星期起码和建筑商、政府官员吃三顿饭，多则五顿，我厌倦那种场合。我曾经跟许多民工一起聊天，问他们：“你们的工资有没有得到？”结果说没有。那么我问建筑商，他们又一次又一次地说已经发了工资。这种现象竟是如此普遍，怪谁？
杨：从头到尾，真正有力的监督力量何在？能够对这种监督力量起实际保障作用的力量何在？你就是悲剧的例子之一，无法改变，只能退出，然而悲剧照样恶性循环。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打通交流的渠道，完善层层环节。现在社会事务的走向，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被委托人对委托人负责，所以社会事务越来越倾向于契约化，这一点要做到。一旦出现问题，先是协商，也就是交流。作为底层，因为处于弱势，所以要杜绝一盘散沙的现象，走向组织化，然后再以组织的力量与之协商。协商不成，通过舆论、行政和法律解决，尊重程序和真实性，报导、检举、诉讼。舆论、行政、法律力量不足，那么就只有靠游行示威集会等等。这些公民权利要普及下去，官方越强硬，那么民间就会越反抗。所以聪明的公务员，都是疏通和缓解，而不是堵塞和打压，否则你这个政府就会完蛋，这是起码的常识。
王：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是公务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要做公务员，希望有个稳定的收入和骄傲的权力。不知你如何看待？
杨：政治是治理公众之事，有这个理想的青年应是为公众服务。权力应是授权而来，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之下，一个靠考试授权，一个靠民意授权。考试是录用者的审核，而民意是公众的审核，后者尤其要公开、透明、具体。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叫行政不作为；在其位谋其私人之政，那叫行政腐败。要谋政，不一定要在其位，只要为公众服务，那都是政治。政治不仅是公务员的事情，更是一切公民的事情，所以优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治，而不是官治。真正的政治，不是角逐私人、团伙的权力和利益，而是凭借专业才干和建设服务渠道，使国家、地方、区域、社区共同进步，使公众之事畅通无阻。
王：听得入神。我先去拿几瓶酒和花生来，呆会儿再请你谈武术和电影。
（三）黄廷权
杨：师傅，听口音你是挨着四川广安、遂宁的人。
黄：对头，我是南充人，挨着广安。我一看你就晓得你是从重庆来的。我们南充一过去，就是你们重庆合川，近得很。兄弟到哪里？
杨：番禺，一个人，这是地址。好多钱？
黄：都是老乡嘛，收你50。路程恁个远，这里的摩托车司机一般不敢到那边去，我无所谓，老油条了。
杨：走嘛，老乡之间不讲价。你来广州好长时间了哦。
黄：那是！1991年就来了，14年呀，广州的旮旮旯旯都找得到。最开始是到这边挣下力钱，那个时候我才15岁，一搞建筑就是12年。广州好多公路、栏杆、大厦都是经过我们的手亲自建起来的，只不过呢，到这里反而没的感觉，现在喝口开水都要小心，还是老家好。只能说这边的交通、信息搞得好，想做的事情有机会，出来打工的兄弟伙一大把，都还算过得去。但现在消费实在太高了，骑摩托车一年下来弄得到三万块钱就算不错。我的娃儿在这边读小学一年级，一学期的学费就是1200多块，像我们南充那边顶多就是400来块钱，真的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到广州要想吃个饱饭，有个小钱花花，那没问题；但是如果想要有番成就，这个本钱掐指一算，就不得了喽。
杨：还有两年广州就要停摩托车了，到时你有啥子打算？
黄：短时的打算是两个。一是继续搞建筑。反正人手没问题，包些小工地，搞一下厂房、民居房、出租房，应该划得着。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回老家发展，办个小厂。毕竟出门在外，学到点经验，大概晓得生意要咋个做。我们那个地方，现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是人才流失太严重。我就是一个例子。为啥我要喊我娃儿到这边来读书呢？因为我从小教育我娃儿：“你千万不要再回到南充那个穷地方！”我们在老家看到这些乡亲实在是吃了太多的苦，那苦啊，简直他妈的受够了。只不过，话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毕竟那是家乡，人又熟，做起事情来很撇脱。老家那些地方，只要交通搞好了，投的本钱比较低，最起码办个食品加工厂。要原材料就有原材料，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嘛，只要留得住人，小规模的经济还是抓得起来的。
杨：沿海、东北、西部都慢慢搞起来了，现在湖南、四川、重庆这些中部地带，反而形成了一个“中部塌陷”的问题，经济主要靠外来企业的拉动和民工的打工回寄。我也为你们的将来担忧。
黄：反正最起码的，庄稼是不想干的了。我们在外打工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习惯，那种靠天吃饭的营生，完全没搞头。大家要跟着时代走嘛，如果几千年都是走那条老路，没点改变，没点想法，那活着有啥子意思？像广州这些地方，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啥样子？还不一样是普通农村？养鱼、种庄稼，到处都是草帽，但是它得到了天时、地利，还加上一个“人精”，是这样才吸引到外来民工的。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嘛，是不是？当年外出打工的人都算是有胆子的，他们是农民当中的浪头尖；但现在打工已经不稀奇了，那我们就要走一条自己创造的路。要是大家都往同一条道上挤，都吃老本，不站在时代的前面，那么你就会被时代抛弃。人总要不断求变，今天你不往前走，那么你就要被甩在后面，一辈子都是给别人踏脚的。兄弟，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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