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7日讯】在人类历史历程当中﹐每一个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定位﹐其内涵或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从其内涵而言﹐它所服务的人群﹐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内涵﹐这些特定的内涵﹐主要在于服务这群特定时空的人。有些特定的内涵﹐适用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地区﹐但未必适用于其它的时代或其他的地区。例如﹐专制时代的人文思想﹐经常不适用于民主时代的人民。

从其本质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也代表人民的最高正义。不论在任何时空之中﹐这种对良心与正义的要求﹐都不会有所改变。

21世纪﹐人类面临了两种大潮流﹐第一种大潮流为全球化﹐第二种大潮流为民主化。在全球化与民主化的潮流之中﹐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内涵。这种内涵﹐应该包括下列三大文明议题﹐即是对人类的正义﹑对大自然生命的正义﹑对地球环境的正义。

这三种重大的内涵﹐关系到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也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人类绝对不可以轻忽。换言之﹐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三大文明议题﹐有道义的责任﹐他必须尽力地维护它们的健康发展﹐如此人类才能创造和谐与幸福的文明。

从人类正义的议题而言﹐21世纪初期﹐人类最重要的道义工作﹐便是如何尽快消灭专制文明的存在﹐因为专制文明﹐不仅会侵害人的尊严﹑迫害人权﹑造成社会的不公不义﹑导致人民的贫穷与苦难﹐而且会影响人类追求爱﹑正义﹑民主﹑自由﹑幸福与和平的权利。

从人类文明大家庭的角度而论﹐这种专制文明﹐已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个别问题。由于人类文明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形式﹐如果有一个国家﹐仍然维持专制的政权形态﹐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全体人类文明的重大危险﹐自由的国家﹐就必须要设法实施各种军事的围堵﹐以便保障自由地区人民的幸福与安全。

换言之﹐从人类全球民主化的观点而言﹐专制政权是自由世界的公敌﹐也是自由世界和平的潜在危机。例如﹐法西斯主义﹑独裁专制政权﹑恐怖主义等。

从维护人类民主文明的立场而言﹐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充分保护人民的权益。这种保护人民权益的角色与立场﹐与人类前民主文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

在人类前民主文明时期﹐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被异化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他只能匍匐在专制统治者脚下﹐仰人鼻息或摇尾乞怜。如果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得到开明统治者的垂青﹐那么他有可能多照顾人民的利益﹐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属于被统治者的阶层﹐他们没有独立自主性﹐也没有人格与尊严。

在人类民主文明时期﹐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属于人民的代言人﹐人民属于统治者﹐政府公职人员属于公仆。人民以其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使政府公职人员﹐能够合理地为人民服务。

在民主时代﹐由于普遍的人民﹐他们的表达能力﹐未必十分明确或显着﹐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经常成为了人民意见的代表。由于这种特殊的角色与地位﹐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有公共的道德正义与良知﹐如此他们才可以充份地代表人民的权益。

从这种代表人民权益的立场而言﹐公共知识分子﹐是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没有权力的人。所谓的最有权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识分子﹐有权批判与要求任何人﹐必须按照爱与正义的法则行事﹐被要求的人﹐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公职人员。所谓的最没有权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推卸关心公共事务的责任﹐他必须为人民的权益而抗争﹐永远不能退却或妥协﹐如果他必须要牺牲生命﹐他也不可以拒绝﹐否则就没有资格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民主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的统治阶层﹐因此公共知识分子﹐表述观念和意见时﹐绝对不同于专制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不可以乞求﹑希望或建议的方式﹐来拜托政府公职人员办事﹔而应该以上对下﹐或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方式﹐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办事﹐如果公共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不是符合民主时代的人民代表。

生活在专制政权之下的人民﹐他们的命运﹐经常是极端黑暗﹑苦闷与悲惨的。他们必须要仰赖公共知识分子的抗争﹐才有可能摆脱专制文化的魔影。然而﹐在专制政权之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悲惨的﹐他们必须突破统治者的谎言与暴力魔咒﹐也必须打破自我心中的恐惧感﹐如此才有可能终结专制政权﹐为人民争取自由与民主。

从这个客观的事实而论﹐凡是一个专制国家﹐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群﹐如果普遍地敢于与专制政权抗争﹐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专制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群﹐必须具有更强大的道德正义感与良知﹐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政权。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群﹐强大的道德正义感与良知﹐从中国的传统文明﹐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心灵力量﹐受基督教文明洗礼的公共知识分子群﹐比较大﹐他们可以为了他人﹐能够获得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而是为了广大他不认识的人民。

这种伟大的牺牲之爱﹐就是《圣经》中基督的爱﹐也是神的命令﹐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他在面对世界公理与正义时﹐他没有权力拒绝牺牲自我。这种精神﹐帮助了苏联解体﹐中国很需要这种精神﹐来帮助中国人尽快推翻专制暴政。

所谓的抗争﹐是指公共知识分子群﹐敢于打破心中的恐惧﹐敢于公开与专制政权彻底决裂﹐敢于公开唾弃专制政权﹐如果上述三种心灵力量﹐普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群的信仰﹐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崩溃的速度将会加快。如果上述三种心灵力量﹐普遍地微弱﹐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会延续得更长久。

20世纪末期﹐中国与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更具有上述三种心灵力量﹐因此苏联各加盟国﹐可以在1991年后﹐走向民主宪政﹐而中国在历经1989年民运之后﹐仍然无法走向民主宪政国家。

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可知﹐中国文化缺乏公共知识分子抗争的精神。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具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充份与专制政权妥协的精神﹐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中国20世纪人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例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鲁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这些人﹐缺乏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抗争的精神﹐即使是1989年的民运之中﹐也没有办法找到﹐类似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那种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因此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只能沉沦在邪恶的专制政权之下。

我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哀悼﹐即使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也很难找到上述那种抗争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后﹐中国经历了15年之久﹐仍然无法摆脱专制文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2005年时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仍然还不能意识到这种抗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中国人还必须有更多的15年﹐来忍受专制政权的宿命。

甚至有些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会责怪人民对专制暴政的无知﹑沉默﹑恐惧﹑容忍﹑妥协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无知﹑沉默﹑恐惧﹑容忍﹑妥协者﹐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己都做不好﹐那么他有什么资格号召人民去做﹖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己都不敢公然向专制政权挑战或抗争﹐那么他有什么立场号召人民去做﹖

我心目中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鲁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而是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华盛顿﹑杰弗逊﹑林肯﹑马丁‧路德‧金﹑里根﹑小布什等人。

传统中国人﹐那种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缺乏同情心﹑见死不救﹑缺乏与专制不妥协﹑缺乏与专制抗争等的态度﹐都是专制文明异化的结果﹐因此2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作奴隶的命运。

我所崇敬的这些人﹐他们与传统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将人类尊严﹑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视为高于国家利益的价值﹐由于他们对这种信仰的坚持﹐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国家﹐人民拥有充份的爱与正义﹐也拥有充份的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

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以上述世界伟人为自许﹐那么中国才有可能﹐尽快摆脱专制政权﹐重建伟大的人类文明。

我想透过这篇文章﹐重新点燃﹐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与信仰﹐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那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心中的学习对象﹐就不应该是过去专制时代的中国人﹐而是民主时代世界级的伟人。

只有世界级的伟人﹐他们的高贵灵魂与道德勇气﹐才是拯救中国人沉沦灵魂的力量。当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了这些力量之后﹐他们角色的历史定位﹐还有说话的态度与方式﹐绝对不一样﹐那比较会像是一个人﹐一个代表人民与统治者的人。

只有具有高贵灵魂与道德勇气﹐并且以统治者自许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推动人类的民主宪政﹐也才能为人民﹐争取人道的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与人权。

2005-1-21@(//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