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3日讯】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在各种媒体上引起激烈论争。这场论争的直接源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主持提交的一份标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在信息不自由、不公开的情况下，这份报告的庐山真面目迄今为止还是未解之谜，从而决定了这场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雾里看花的盲目之争，在这场盲争背后所隐藏的，又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走向的实质性问题。
一、信访制度批判
于建嵘最早是把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部分内容透露给《南方周末》驻京记者赵凌的，于是便有了该报2004年11月4日发表的重头文章：《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到了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又推出赵凌的另一篇文章：《信访改革引发争议》，无形中把于建嵘置于孤立的境地，接下来便是以国内报刊和国际网络为主战场的一场大讨论。
2004年12月2日晚19：00时，于建嵘应邀在北京大学学术报告厅发表题为《中国信访制度批判》的学术演讲，在批判信访制度的同时，他也对置他于孤立境地的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反驳。
据于建嵘介绍，国家信访部门本来在11月底要通过一个信访条例，由于这份报告的提交，条例没有获得通过，所以国家信访部门非常地不高兴。其中有一个从南方来的专门搞信访工作的领导人，特意到北京来质问说：“你为什么要说我们的信访不行，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的干部进入信访之后，我们已经很有作用了，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是比较多的第一种指责。第二种指责来自一些公共知识份子。譬如说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他打电话说：“建嵘啊，你为什么说要取消信访，这个问题可开不得玩笑啊，信访是老百姓唯一能说话的地方。你说取消了将来老百姓怎么办？”这是很多人的观点。还有一些老上访户也认为：“假如取消了信访，我们老百姓怎么给中央沟通呢？”
针对这三种反对意见，于建嵘公开了课题报告中的三个结论：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然后他又进一步得出自己的基本判断：信访制度是祸国殃民的遮羞布。
在谈到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时，于建嵘表示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一下子废掉信访制度，我只是说它是一个过程，一个方向。我们今天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我为什么写这么个报告，我就是要告诉他，它不是防火墙。我们应该让领导人知道，它不是防火墙，它是坏东西！国家信访局长说有80%的上访人有冤情，我认为有90%。我认为解决问题应该靠司法，《南方周末》说依靠司法不就是回到原点吗？我说就应该这样。这么多案子，让胡锦涛、温家宝批条子。批多了，人家说这个就算了，不用办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必须依靠司法。我们最后的底线就是靠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院。老百姓不相信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可以派下去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老百姓告状可以不要钱。国家一定要严肃处理，该放人的放人，该还钱的还钱。不这样做，上访人员就是一个强大的反政府军！有人问有多少法官才能处理？我说现在有多少信访官员？有多少人在接访？四川省接访一个上访人要花1万元，湖南是8千元。中国最大的资源浪费就是信访，把这些资源拿去加强司法难道不够吗？！
二、雾里看花的盲争
在学术演讲中，于建嵘并不讳言自己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从事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项目时的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甚至于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他说：“我认为我恰恰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里考虑它，要不在现有体制内考虑我肯定不会这么考虑呀，我肯定会考虑重构一个政府。……因为你知道我们写的奏折是给领导看的，他又能够接受的。那么必须是他能够接受的。……实际上这场争论争论的是背后的东西，实际上这场争论不是争论几个上访人员的问题，它争论的背后的东西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哪里突破，往哪里改。方向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就信访讲信访，……我那个报告一写出来，大家都说这个姓于的什么也不懂。但是信访我懂得咧，因为我这么多年我一直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农民抗争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信访。……但是书生书生嘛，议一下，它做事做不做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不要通过，你不要搞那个玩意出来。我只能也可能会达到这个目的。”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于建嵘还谈到台湾的民主制度：“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大家都说台湾乱，但是我访问了很多学者，他们告诉我，台湾是乱中有治。因为它整个基础在这里，法治的基础在这里。就是说他的老百姓起码想到了这一点。……有人说人大一点权都没有，姓于的还要把信访机构归口于人大。我说为什么不能不让人大成为橡皮图章呢？台湾人不就去找议员了吗？议员不敢不见你，不敢不听你的话。他要当选就要去找你拉选票，甚至于还要给你送红包。应该赋予人大代表以权力。我历来主张建农会、建工会。有人说你姓于的只说人大，为什么不说农会、工会。我在报告中写到了这些内容，但是报纸不给登怎么办？有人说姓于的逻辑混乱，我说你看过我姓于的报告没有？你没有看过还说什么话？”
在信息不自由、不公开的情况下，一般公共知识份子与于建嵘之间的论争，只能是雾里看花的盲争。于建嵘占有比较充分的信息优势，却是一个拿着国家的软科学基金专门写“奏折”式学术报告的职业学术人；而反对和攻击于建嵘的一般公共知识份子，又大多是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甚至于根本不了解信访人的艰难处境和真实诉求，却偏要想当然地表现自己的学术良知的空谈家。在这方面，笔者手中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2004年11月21日，笔者为了声援陷入孤立境地的于建嵘，奋笔写下一篇《〈信访条例〉可以休矣》，拿到网上公开发表。其中明明有这么一段话：“纵观争议双方的观点，本人更倾向于建嵘先生基于大量社会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道理很简单，本人今年也直接参与过多起上访维权案例，其中没有一位上访者是经过正常的信访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而大都因为长年累月地持续上访而劳民伤财以至于家破人亡。有些上访人甚至被活活打死在首都北京的信访机关门口。笔者认为：弱势公民被政府当局恶性侵权的问题，最终只能在公民本人与政府当局的平等对话和良性互动中得以解决。当下的根本问题是现行体制只允许政府当局为所欲为地乱动乱打，却不允许极端弱势的本国公民组织自己的农会和工会来平等对话和理性抗争，更不允许本国公民通过自由言论和自由出版对政府当局的恶意作为进行有效地限制和监督。废除机构庞大却毫无作为的信访部门的法外人治，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还本国公民以组织农会、工会和自由言论的合法人权，才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积怨的唯一出路。”
然而，到了2004年12月3日，笔者却颇为意外地在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上看到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一篇文章《隔靴搔痒的奏章——对于建嵘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作者是笔者并不认识的周炯然先生。周炯然在文章中一再把笔者与于建嵘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在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张耀杰指出：‘中国政府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床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根本就不是让本国公民走向阳光大道的鞋子，而是诱导本国公民跪着请愿甚至于跪着造反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制度陷阱。它所预设的根本前提是地方政府当局可能会腐败堕落，而代表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及其领导者却是绝对正确的，本国公民不可以享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正当人权，只可以享受到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隶权利。’这样的分析显然更为中的，因为在信访制度本身说‘制度’，无疑于是为制度开脱。”“比如，张耀杰并没有参与那‘最大规模的调查’，但他仅凭着几次维权活动的经历便痛快淋漓地指出：‘弱势公民被政府当局恶性侵权的问题，最终只能在公民本人与政府当局的平等对话和良性互动中得以解决，……’在这样的声音里，难道可以听到启蒙主义与‘乡土启蒙’之间的什么异调吗？信访问题、上访问题，是不可能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中孤立出来的。”
读过这篇文章，笔者在转贴到“递进民主”网站时加了一个说明：“周炯然先生在这篇精彩文章中如此抬举我，我是十分感激的。不过，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我的文章发表在不随便删除作者文本的网络上，于建嵘先生的报告是替政府打工的课题成果，而且发表在严格控制宣传导向的国内报刊上，欲言又止的地方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据我所知，于建嵘先生文本之外的潜台词的根本指向，与我是基本趋同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特此说明。张耀杰于2004年12月3日。”
应该说，在周炯然的雾里看花和于建嵘的所谓的“隔靴搔痒”之间，存在着一个彼此彼此的共同点：信息封锁和言论控制所造成的精神隔绝！
三、信访公示与信访问责
于建嵘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是驭民乃至人治，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但这种制度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我们只有面对而不能回避。因此，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接下来，于建嵘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笔者对这些具体措施总体上是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既然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于2004年8月亲自批示，在中央建立“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在既成事实面前，还是很有必要充分利用这个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北京市等28个部门和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来说，笔者建议实行与联席制度相配套的信访问责和信访公示制度，以便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通过短期内强化联席会议制度的权威性和现有信访机构的监督问责职能，为下一步的弱化和终结中国信访制度创造条件。
记得我的朋友谢泳说过，新闻舆论的监督，是人类社会中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监督手段。在短时期内强化信访部门的干预能力和监督权力，为的是把应该移交给行政部门处理的案件，批转行政部门并限期处理；把应该移交给司法机关的案件批转给司法机关并限期立案。对于这些已经交办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信访部门要定期进行问责跟踪，相关媒体也要定期予以公开曝光。对于不能立案处理的一些个案，信访部门应该给予公开说明。对于无理取闹的缠访人员，信访和司法部门同样可以予以严厉批评甚至于法律制裁。这样一来，信访部门堆积如山的案卷两年之内就有可能全部清理，剩下来的就是对于信访部门现有人员的论功行赏和重新安置。把信访部门的精英分子充实到司法机构中去，可以强化司法功能和促进司法独立，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增加一支生力军。至于两年之后新出现的信访案例，完全可以交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挂牌接访，对于接访不力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可以公开揭露，公民个人的选票最终还可以决定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命运。(//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