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1日讯】 1999年的提法

1999年的夏天，十分炎热，我用写作《论民主本意》的书稿来消磨这个炎热的夏天。到秋天的凉气袭来时，书稿已经写成。年底，我梢加修改后，向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写了个简介，想打听一下可否出版的消息。不难想象，我得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从1974年开始捉笔写作，到此时为止已经写了近30本书稿，这是唯一的一本我认为拿了出来不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书稿，因此，虽然在出版问题上一开始我就吃了个闭门羹，但是，却不会招来风险，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于是，我索性把它加到那一摞“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书稿之上了事。

就在这本书稿中，我对民主作出一种自己的解读，在我的解读中，民主这种从西方社会传到我们中国的东西，却原来也有着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拥有的成分，只不过我们对这些成分的看法还处在蒙昧的状态之中罢了。单就我这样的看法而言，有的人就可以断定我替官方说话。其实呢，情况绝不是这样的简单。就在这本书中，我说民主是一种极其形式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要能够有价值，那些被人们看成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就必须要同实行民主制度的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发生积极的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民主的普世价值就可以起到一种相当于一种担保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水平上，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排斥民主的性质，那麽，错误只仅仅在于我们，而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本着上述的思路，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问题的时候，就没有走专家学者们经常走的那种路子，去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寻找民主的源头，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中去看民主的转变，最后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中去挖掘民主的第一桶金。当然，我在研究民主时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也不是说类似的做法就没有价值，而是强调我们这些已经有了民主并且曾经同不成功的民主多次地打过交道的人在研究与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关系的民主时，就应当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智慧浪费在那些前人已经研究过了的类似问题上。在我的看法中，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一定要 “捡”上一个世纪的“鞋子”。这样的考虑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稿。

在说到民主的起源问题时，我从对自己的儿童时代所做过的游戏的研究中发现了民主政治中的许多的因素，这种发现促使我作这样的思考：我自己在儿童时代的游戏生活中是不是已经过上了“民主的生活”？检讨儿童时代的游戏生活，我发现，首先，这种生活是对所有的儿童们“开放”，而每一个具体的儿童是不是参与——完全地出于他的自愿，没有任何的强迫意义在内，即使在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升级的那个年代里，阶级斗争的意义也并没有“渗进”儿童游戏的领域（虽然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要渗透到一切领域”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在儿童们的游戏中“五类分子”的子弟和“贫下中农”的子弟在游戏中是绝对平等的，不分你我；其次，儿童们的游戏生活是儿童们对社会的成年人生活的一种模仿，在模仿中，成年人生活的那种阶级划分和政治上的隔离现象在游戏中给“戏剧”化了，并产生出了美学上的意义；再则，游戏的生活这是儿童们“虚拟”出来的一种封闭的儿童社会生活，它有开始和结束的两个阶段，所以一旦进入到了这种生活，参与游戏的儿童们都会遵守我们现在常说的“游戏规则”，于是，民主就依着这样的“规则”而存在于游戏当中了。可见，我们在把儿童游戏的生活用人为的方式拆了开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每一个片段好象都是民主的。所以在建设中国民主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大声说“让我们回到儿童时代”，使我们作为人固有的“赤子之心”发挥作用之类的话也似乎并不错误。从这样的意思中，我们如果能够整理出我们在儿童时代的游戏生活中已经熟悉了的那种民主和民主的原则、规则，我看，我们在做中国民主化的这篇大文章时，所缺少的东西就不会如某些人所说的那麽多！把这个意思发挥一下，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什么“西方的民主”，什么“东方的独裁”或者“亚洲式家长专制”这样的调子我们都不唱，又有何妨呢？

两则儿童游戏实例之分析

游戏一：战争型。游戏分成守和攻两方，每一方若干人，守方成员们排成一行，手拉手，连成为一气。然后由攻方高声唱：“金金翎”（翎子是戏剧舞台上武将头上插的雉尾，表示冲锋时的英武），守方接着唱：“藤马绳！”（表示防守非常“结实”，包含有冲不开的意思）攻方唱：“马绳开，”守方唱：“杀过来！”唱到这里双方共同吆喝后，由攻方问：“要哪个？”守方的一个人回答：“要你的某某冲过来！”于是，被点到名的儿童就向对方冲了过去，如果他把对方所拉在一起的手给冲开了，就算胜了，可以从松开了手的两人中间任意带回一人作为俘虏以壮大自己的一方；如果他没有冲开对方的防线，他就会被对方俘虏，变成为对方的一员。然后双方交换攻防的角色后，再进行新一轮冲锋……最后，哪一方人少，就算失败。

游戏二：典仪型。这样的游戏中，最常见的是皇帝出巡，有扮演皇帝、皇后的，有扮演大臣和轿夫的。游戏起来，很是热闹。游戏的进行主要是对戏剧中的故事情节的模仿，儿童们叫它“作戏”。

现在我就不妨来解读一下上述游戏的意义，看一看能不能在其间发现民主的意义和成分。在游戏一中，攻防的角色是交换的，交换的意义是提供给双方充分显示自己力量的机会，如果说这里已经包含了民主政治上的角色互换的意义的话，那麽，机会平等的问题也就寓于其间了。但是，在这样的游戏中防和攻的角色是交换的，所以，游戏竞赛中就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公平意义。游戏到了最后决胜的阶段，谁胜谁负的问题，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由数位表示的简单的数学的量，只要会数数就行了，这相当于民主选举中的“记票”行为。因此，裁判的结果被儿童们一致接受，就变成为不言而喻的问题了。把这样的事情和民主联系起来看，民主选举或者民主裁判的结果其所以能够被生活于民主秩序当中的人们接受的原因似乎也存在于其间了。

分析第二个游戏，我们便会发现，游戏中的皇帝角色同民主政治中的总统一样谁都想当，所以儿童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是民主的，在有的时间中，皇帝是轮流充当的，这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轮流坐庄的意思，让所有的人的都过一过当皇帝的瘾；有的时候，皇帝是用“猜手势”或者拈阄的方式产生，把谁当皇帝的事情付诸于被“无知之幕”所覆盖着的命运去决定。因为在游戏中，当个皇帝有相当多的好处，他同戏剧故事中的皇帝一样的享受特权，轿夫们抬着你走，大臣们给你下跪，还有言听计从的皇后伴配，所以，这样的皇帝谁都爱当。在这里，游戏的意义要能够维持下去的一个原因也可以用民主的因素加以说明，那就是所以参与这种游戏的儿童们对于游戏中的角色选择要形成一种共识，即最荣耀的角色并不在理论上拒绝任何儿童，从而造成了参与游戏的儿童们的彻底平等。在这样的游戏中，充当皇帝的机会对于每一个儿童来说都是有的，不允许任何儿童例外，这种情况有一点相当于民主政治选举中的普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综合地分析上述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游戏要得有意义，任何的人都必须遵守之。但是同任何事事物一样，游戏也有遭到某些儿童破坏的危机，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随之出现，儿童们对公开违反规则的处罚也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打屁股，有时候停止他们的参加游戏的权利，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叫他们立在里边以示被罚，反正，只要有了这样的补救措施游戏的意义就会维持下去，游戏就会有效进行。当然最大的危机也会在游戏中间发生，即犯规者不是几个人，而是一部分，这个时候儿童们往往用“如果这样——我就不玩了”的话来挽救局面，因为儿童们都想着要玩，于是这种方式会发生很大的效率。可见，在我们现代人的民主生活当中许多的制度、规定都可以在儿童们的游戏中寻找到根源，尽管在很多场合下，这些根源性的东西存在于人的主观的认识之外。

问题一：专制与自由

在1999年写作《民主的本意》时，我只是在起源的意义上，说到了儿童游戏的问题，随着我对民主问题的不断地研究，我发现不仅仅是在起源上我们可以从儿童的游戏发现民主的意义，而且整个的民主也可以用儿童游戏的那种模式和价值去解读。同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专制政治比较起来，民主政治的确是公民围绕国家政治权力的轴心而展开来的一种“游戏”，在“游戏”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因素都存在，只是它的压力减轻了或者说没有了。因此，换句话说，同人类社会中原来的政治相比较，民主政治中并没有增加多少的新东西，只是所有的老的东西的原先的分量给减轻了，不足以造成从政治上压迫人所需要的最低的分量。在儿童的游戏中，也有反映奴隶与奴隶主生活的情节的，在这样的情节中，奴隶主挥动鞭子打奴隶，奴隶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夺回鞭子揍敌人”的场面也经常地出现，但是，不管是挥动鞭子打奴隶的奴隶主扮演者，或者是挨了鞭打做出了痛苦挣扎样子的奴隶的扮演者，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是在玩耍，要解释现代民主政治的许多现象，我们不是可以在这里发现“玩耍”意义吗？民主政治把传统政治中的国王、贵族阶级和一般意义的政治统治都做了“玩耍”式的处理，从而把统治变成了管理。

我们如果对儿童生活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就会发现儿童的生活是受大人“奴役”的，没有丝毫意义上的“自由”可言，因此儿童们一旦进入了游戏生活，那麽他们就立刻获得了“自由”。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儿童们在热爱游戏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问题面前，没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区别，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宗教的或者民族方面的区别，人类中所有的儿童都爱游戏，尽管他们游戏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在游戏中，儿童们从“奴役”的生活中逃了出来——这就问题的真谛，因此，所有的家长都可能遵守一个规则：那就是不干涉游戏中的儿童的自由，让儿童们的自由天性在游戏中尽量的舒展，尽管这种舒展的好处，大人们也许并非都清楚，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白，那就是对儿童有好处。民主政治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麽，它对人——所有的人——有好处的问题不就是也被我提了出来吗？

如果我们把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正常生活看成是奴役式的，那麽带有游戏性质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出现，就相当于人类进入了“游戏”生活之中。游戏生活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被思想家说成是对正常生活的模仿，但是，模仿的意义如果能够被我们整理出来，不就是明白了民主是一个过程吗？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对民主的说明替代另一个说明，恰恰就是民主的发展历史。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吃了大亏，我们把某一个阶段上的民主当成了民主本身，从而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这样的民主上，而没有发现在这个时候民主发挥功能的东西已经被我们的行为给破坏了。中国人通过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抓住的那个东西的确是民主，这一点我现在也不否认，我只是要指出：这个民主是西欧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主这一点就够了。

问题二：说教的政治与表现的政治

对于儿童甚至对成人来讲，游戏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发现在游戏前或游戏中，并不没有发生对游戏意义的“说教”现象，从这个现象中，如果我们去理解民主理论体系中为什么没有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样的人的问题不就是很明显了吗？在儿童游戏中这个问题就表现得很突出。游戏对于正常和健康的儿童来讲，那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对这样的意义的表述无论如何却是任何儿童都做不到的事情。民主同这样的事情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民主中，任何一个思想家或者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够涵盖民主的意义的道理也是这样。在这里，问题不是民主没有意义，而是这样的意义许多是处在言说的范围之外。

比较地研究你就会发现，任何一种专制的政治，不管它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不管是外国的或者是中国的，都有一个说教的任务，它的意义是由说教这样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这样的政治总是表现出了把“真理”赐于人的性质，而人对这样的“真理”的恩赐，也应当表现出感恩感德的态度。但是我们如果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的那种意义不存在一个说教的功能的话，那麽，由此而思考民主的性质，我们就有很大的收获的。在游戏中，“战争”是假的，“皇帝”也是假的，这是所有参与游戏的儿童们都明白的事情，情况既然如此，而游戏的行为和游戏的过程为什么会发生意义呢？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人类的智慧如果不加以节制，作出全部的“投入”（如马克思所作的那样）是不是就很值得？这样的问题的确值得思考。我的看法是这样，当人类要把自己的智慧之光照在那些在传统意义上是由上帝照管的事情上去的话，就不见得是好事。我们在习惯上把宗教真理看成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真理，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民主的道理看成是“不需言说”的真理。在民主的东西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不用言说的事情，譬如投票时，选民不必要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投票？也不需要说明把票投给谁？为什么要投给A，而不投给B等等问题。游戏中的儿童们就更是这样的了，在那场“金金翎”的战斗打响之后，参加战斗的儿童们不需要为战斗的开展和战斗的发生作出任何的说明，好象战斗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当然的存在物那样。民主政治中的斗争，也是不需要说明，它也被安排在人类本性的那种范围之中。

如果说儿童游戏的意义可以接受上个世纪的行为科学的解释的话，那麽行为本身就是意义的情况即可以用来说明民主。游戏的意义寓于游戏的行为当中，只有在游戏展开时才有游戏的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理解的问题。不然的话，你看一看诸如去年11月份进行的美国第55届总统大选，你用中国半官方的《嘹望》杂志一篇文章所引用的《红楼梦》中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来批评它，你的批评也是蛮有道理的，只是你不懂这样表面上的“没有意义”的政治其中却包含着人类最有意义的政治！在大选前，克林顿在支援本党的候选人克里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现在还记得起来，面对着一大片热情的听众，克林顿蛮有把握地说：“再过10天，布希就会同我一样，变成美国的前总统了！”但是，在过去了10天之后，布希又当上了总统的事情，不就使克林顿的话变成为笑话了吗？针对这个笑话，达尔（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在《民主的前言》一书中所说的话就可以令人来很好地玩味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在这里，真理就在于你只要把“游戏”、“开玩笑”这样的事情同民主政治“挂起钩”来思考，民主的最奥妙的意义，你就可以找见。在这里，如果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过程的深处预设了一种类似于“游戏”、“玩耍”的意义，那麽美国的民主党人，为争取“真理”而拿起武器（在美国，普通人有拿枪的权利）的事情不就很有道理的吗？

问题三：唱诺与公开

游戏一中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就是唱诺。一方在唱出了“金斤翎”后，对方就要唱“藤马绳”，“马绳开，”“杀过来”最后攻方问：“要哪个？”然后防方就指名道姓的叫喊某个人，被呼喊到姓名的那人在唱“到”后才可以发起冲锋，没有这样的唱诺，游戏就不能够维持意义，就会半途而废，由这样的唱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设置了意义公开的问题。无论怎样说，唱诺行为的本意是要表明游戏的开始，而在这个开始的阶段呼吁参与游戏的全体成员提起精神进入游戏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游戏对所有的人是公平的意义也可以在这里找得出来。说游戏本身是一场竞赛，这样的话没有错误，而竞赛的全部价值存在于全体参与者的全身心的投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就这样的条件讲，游戏一的布局是一个传呼的布局，在这个布局中，游戏中的一呼一吁就造成了游戏的价值。就这样的意义讲，民主是一种传呼的政治，在我们中国的今天，没有传呼而想要民主，不就是痴心妄想吗？

我小的时候，对于游戏为什么要唱诺的事情同其他的儿时朋友一样，完全没有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进行游戏时的大声吆喝，这样的吆喝声事实上还产生出了一种声音上的美，当时的感觉是“很得劲”。如果说我们依照这样的思路也可以在民主的政治中寻找出类似的现象和意义的话，在说到民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口不离西方呢！现在，在我们中国，出现了共产党延安时代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又表现为“言必称西方”。事实上，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做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的，只要我们对它表示尊敬，善于研究的话，民主的第一桶金同样可以在我们中国“挖”出来。我认为，今后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将会对人类的民主化作出重大的贡献。就以上述的问题来说，在民主政治中，传统的指示性政治变成了一种可以叫作传呼政治原来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在传呼政治中，政治上的个人和政党的关系是彼此呼应的，根本就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其情形同在儿童的游戏一中所看见的一样。显然游戏一也罢，游戏二也罢，都是有组织的，只是在这样的组织中组织的权力如果脱离了游戏那就什么也不是的了。因此这种组织中的权力不是一种可以转化为个人的专制权力的事情也是我们曾经实践过的问题。游戏中的权力——我的推测——是一种原始的权力，这种权力在而后的人类生活中如何走上的专制的轨道，这个问题我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我们中国和我们的民运人士如果能够从游戏这样的事情中去理解民主，那麽， 在实现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就不需要作更多的等待了。就在我还生活在中国的时候，社会上出现的有关“民主条件”、“民主准备”、“民主基础”、“民主要件”等等的谈论的确把许多的人搞糊涂了，以至于使他们相信100年以后中国才会有民主。

问题四：规则

游戏要有意义，规则必须被遵守——这是游戏中的每一个儿童都知道的，因此，游戏要不至于中途流产，“规则一定要被遵守”。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话，甚至这样的话已经变成了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句口头禅了。情况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对其中的进一步的道理还需要探索。在游戏一中，如果防的一方没有做好准备，而攻的一方就冲杀过来，那就会“犯规”，而对“犯规”的处罚，儿童们是很有办法的，上面我已经说过，不需要重复。可见规则对谁都是一样的，任何人不能够作规则之外的事情。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儿童时代就已经熟悉的了，可是在进入社会后，我们因为它是游戏中的存在物，就好象已经过时了一样对它竟不屑一顾。

在儿童们的游戏中，规则既然是那样的重要，但是如果你用记者的方式采访游戏的任何一个儿童，问：规则是从哪里来？怎么来？为什么要被遵守？我想没有一个儿童会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谁却都不能否定儿童们的游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办事的。如果说民主允许同无知有联系的话，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规则或者是大家“制定”的，或者是“继承”的，或者是“外来”的，在这里区别并不大，关键的是它要被遵守。而遵守规则这样的事情又必须被推到极端处，即任何的一个人都能够立于规则之外。就这样的意思来理解1966年毛泽东的“大民主”的失败，毛本人拒绝进入他自己设计的“大民主”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专制的教育中（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总是把政治这样的东西放在了古代的那个神圣的位置上看待的，认为它关系着人类的“终极问题”，伟大得可以压垮所有的人，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存在于儿童游戏中的那些意义同政治联系起来，因此，我们认为政治应该严肃到和任何“荒唐”和“随便”的东西都不能够有牵连的程度，应该完全建筑在完好理性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就不是这样，民主政治讲规则不讲道理（江泽民的“三讲”根本就不懂这样的道理），因此，民主政治的规则才能够被遵守。试想这个问题，道理是有千头万绪的，不同的人可以讲出不同的道理，但是规则却是“干条条”，他不要求人讲，只要求人遵守。民主政治不就是一些“干条条”吗，既然是这样，“干条条”为什么就只能够从外国“引进”呢？这样的“干条条”不是在我们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到吗？在儿童们的游戏中都可以寻找到的东西在哪里还找不到呢？早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说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建设再也不需要“唐僧取经”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我仍然这样说。

问题五：目的

专制主义的政治是有一个目的的，因此，所有的专制主义政治都可以说成是目的政治。在历史上，秦始皇的统治不但是要把自己的恩泽赐给天下的黔首，而且甚至要使天下的“草木”也享受到这样的恩泽（“泽及草木”），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就是在目前的“胡温政治”中，政治也是“亲民”、“为民”的，但是，在民主的政治中你就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宣传，因为民主的政治不是失去了这样的目的，而是目的因被维系在游戏的意义上而失去了传统的性质。所以，在民主的政治中公民中的一部分人对于这样的目的所表示出的厌恶和不满就构成一个正常的现象。就这样的现象着眼，民主的目的就失去了压迫人的传统性质。

如果我们对于上面所叙述的两则游戏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在游戏二中儿童们对于游戏中的皇帝角色的认同是游戏意义的支撑点，没有这个点，游戏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游戏的价值的维持就要求参与游戏的人对于角色的认定不能够发生任何的动摇，也就是说一旦皇帝的角色决定了，那麽，充当皇帝的人不管是谁，他都是游戏的主角，他说一声“常随，叫后宫来”，后宫就要到，并且口称“万岁”，跪到在地，同儿童们在戏剧中看到的情况一样，但是这样的一种意义已经十分的清楚：即这个游戏的目的不是要产生皇帝，而是要产生围绕皇帝角色而展开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参与游戏的所有儿童们所得到的是一种角色组合的愉悦，服从游戏中的皇帝的行为实际的意义也还是充实了自己的角色的意义，哪怕某个具体儿童在游戏中充当车辇。

就在我写作这个篇文章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了布希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大场面，那是过去的如何一个国王的加冕仪式也不可与之媲美的，光凭花去了4000或者5000万美金这一点说，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上之最了。所以就这样的现象，你说古代国王的角色已经从现代民主政治中消失，谁相信？但是这样的民主国家中的“国王”（总统）已经是游戏意义上的“国王”了，那个相当于“王后”的“第一夫人”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你切不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太认真。如果你用目前中国小资社会中的“游戏人生”的话来解读这个现象，你会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也好像是一场游戏。在中国这样的游戏其所以开展不起来，一个没有被人注意的原因是我们许多的中国人还没有接受现代政治的游戏意义的价值。在林彪活着的时候，他说：政治就是杀人，“几百万人头落地”，把这样的话同1989年“6、4”邓小平的天安门杀人行为联系起来看，专制政治运行在传统的水平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有把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改变成为一种游戏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民主革命的“不流血”的目的才可以实现，民主制度的“换届”的功能才会正常发挥作用。

政治一旦被维系在一个终极的目的之上，那麽为维护这个目的，就需要国家的暴力，因此，当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不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存在物，而变成了一个完全是人为的东西的时候，它的政治生命存在的时间由法律决定的情形就不可能产生出到时间之后还要维持政府继续存在的理由了，而这样的意义在游戏二的场合中往往就体现在一个旧皇帝的下台和一个新皇帝的登基这样的事情上面。可见，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的皇帝角色也许没有发生更大的改变，但是在儿童们的游戏生活当中皇帝的“龙椅”却是由儿童们“轮流”坐。变化发生在儿童们的游戏生活当中——这就是本文的主要论点。如果我们认为到今天为止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换届问题还没有解决，那麽，在儿童们的游戏中，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成人的社会嚷着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会发生“社会动乱”，但是儿童们的智慧里它已经化“动乱”为“秩序”了。

问题六：“赤子论”

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往往贯穿着一个可以叫“赤子论”的精神，讲究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和事。如果说这个比喻上的意义被我们抓住，并且加以发挥的话，那麽，我在本文中所说的游戏中的儿童就可以看成是政治上的“赤子”，把游戏中的“赤子之心”加以分析，往往们就可以发现那里的确有许多可以值得提取的价值成分。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把那些民主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政治还原为“赤子的政治”，那麽游戏政治不就是它的对应物吗？在儿童们的游戏中，虽然自始至终地存在着权力（包括游戏二的国王的权力），但是这样的权力不具有对人的伤害；虽然也有等级，但是等级并没有造成儿童们在价值上的不同；虽然存在着战斗和战争（游戏一），但是这样的战争的胜与负却不以人的伤害为代价。在这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就可以发现如下的问题：民主政治虽然是一个人类智慧的精华的表现，但是这样的精华性的东西并不就表现出“超越”普通人智慧的特点，恰恰相反，它完全是每一个普通人所能够理解和所能够接受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在普通人的儿童时代这样的意义已经潜藏在游戏之中了。仅就这样的意思看，我说最复杂的事情有时候是最简单的事物的产物的话，也许不会错误。

不光是民主的思想是这样，大凡人类复杂的思想无不具有上述的特点。我青年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曾经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在他所主张的人类终极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前边，加上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开头呢？其实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自己的独立地发现，在他之前提出类似主张的思想家的确不少，马克思不过把它编码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观中罢了。即使这样，我们在马克思的这种体系中也还是发现了他的错误在于他对于类似于游戏意义这样的东西的一种过于固执和过于认真的追求，以至于走了极端。民主思想和精神不能够走极端，也不能够对自己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人类的最初状态和终极状态）设计解决的方案。 所以它的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民主安顿在游戏意义的基础之上，这样以来政治问题就具有了“假设”的意义和“得过且过”的意义，于是一个完全“轻”的意义的架构便成功地接纳了从古代政治中遗传下来的“重”的价值。“假设”使民主的现有真理处于松弛的状态，而松弛状态中的真理就不可能对人造成过大的压力，“得过且过”的意义把人类固有的追求真理的固执，消磨在一个时间的过程中，使任何的一个人都可能在时间中变成和真理擦肩而过的人。

“赤子论”这样的思想如果同“无知之幕”这样的思想联系起来，那麽，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性质就被我们抓住了。可见在人类事物中，并不不是人类的智慧之光要照亮一切，在许多的事情上，人类要得平等一个由上帝设计的“无知之幕”是太需要了。譬如，我们假设克里同布希的政治较量不被“无知之幕”所掩盖，克里在选举前就“知道”自己要失败，试问克里能参加这样的选举吗？克里不参加，选举会怎么进行？在这里公平的意义是通过“无知之幕”的过滤才变成为人间的可“上手”的正义之物。在游戏一的“金金翎”的那场战斗中，“鹿死谁手”的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因此，如果这场游戏在展开前儿童们就已经知道了谁胜谁负，那麽谁还来参加这样的游戏呢？把这样的情况同我上面所说的美国大选的事情联系起来看，相似之处就很明显。

在游戏一中，谁都想赢，没有一个人爱输，这也是“赤子之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是在社会道德的座标上可以被读出的。因此，就这样的特点来看，古代政治中的许多的道德意义就可以排斥之。你把政治上的好赢的心理叫“野心”，把政治上想使自己荣耀的事情看成是“野心作怪”，把政治上的战争看成是“社会动乱”，那麽，政治当中和政治过程中的人不都是失去了“赤子之心”吗？于是“改心”、“换心”的事情就变成了专制政治赖以实行的口实。在游戏二中，不存在“改造思想”这样的问题，进入游戏程式的儿童们以“自我”和“本我”的身份参与游戏是不言而自明的道理。在游戏中，也有皇帝被革命推翻的情节，这样的情节也同戏剧一样地对压迫人的皇帝做出了嘲笑和批判，如果说在民主的政治换届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的话，那麽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府的意义就可以在游戏二中得到解读。在游戏二，儿童们认为一个政府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结束是“自然现象”，根本用不着去寻找理由。所以，在游戏当中，一个政府革了另一个政府的命的行为是轮番出现的，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在这里如果我们接受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为“赤子之心”也是邪恶的，那麽，我们的上述的论述中的价值是不是就站不住脚呢？我看不是这样，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强化我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儿童们的游戏中，如果说“赤子之心”都是邪恶的，即每一个人都想变成为战斗中的英雄，都想当皇帝，那麽从这样的意义中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意义的现象我们就没有发现，那就是人人平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隐藏在游戏之中的又从根本上决定了游戏具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那麽，游戏对于儿童们来讲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在游戏一中，你打了胜仗不被承认，在游戏二中，你当了皇帝没有人服从，那麽不就没有游戏了吗？

原来情况有可能是这样，正因为“赤子之心”都是一样的邪恶，所以，才有力地排除了成人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现状，而虚拟了人与人的平等。在儿童们的眼睛中，每一个儿童的外表和内心都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肢体和“不成熟”的脸蛋恰恰是儿童的社会的结合的纽带，儿童们的社会和儿童们的游戏其所以不接纳成人，原因也恰恰在成人过于地“成熟”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是儿童们的社会永远产生不了中共党员的原因，而在中国的成人的社会其所以造成了专制的死结到现在还是解不开，原因不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着理论上的“用特殊材料造成”的“共产党员”吗？一旦一个社会不是用竞争的方式决定哪些人是政治上的优秀人物，那麽，仅凭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决定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这不叫专制又叫什么呢？游戏中不存在“共产党员的问题”和不存在“改造人的问题”一模一样，原因就在于儿童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能够高出别人的资格，也没有低于别人的理由，一个“发展中”的人的概念支配了游戏的世界，于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因着儿童们的“无知”既然变成了每一个儿童都接受的事实。

结论

民主是一种普世的制度，这种制度要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民主文化中扎根，关键的问题是特定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一定要和它取得协调，否则，民主就会变质。在这里，如果避开纯粹理论来研究这个问题，那麽，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同民主都有“血缘关系”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有鉴于此，说民主是古希腊文化的产物——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通行的理论和看法，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不用放松式的方式对待之认为它有一个学术“游戏的意义”在内的话，那麽，在古希腊民主制度之前，中国西周的“共和制”中，不也是可以发现民主制度的萌芽吗。所以，当我们中国的普通人不在把精力浪费在考古学上，而在我们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儿童生活）去寻找民主的线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大有收获。

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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