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5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罗碧╱特稿

“没有值班费、没有车子接送，而且赶到医院救人不成，说不定还可能会发生医疗纠纷，第二天还有工作要做…；邱小妹妹被送到台中就医，为什么不怪打她的父亲？要怪我们没有医德？…”如果这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医护人员的委屈，那么可以预见的是，类似事件还会再发生。

如果是制度有缺失或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检讨，但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质是，究竟谁有权力可以掌管生死？而市井小民又有谁可以决定自己的生病时间呢？如果医师和医院都以投资报酬率来衡量他们对病人付出的时间及心力，在决定是否要亲自诊疗前，都先衡量一下，“划不划得来？”“值不值得？”那么这个社会也病得太严重了，即使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

我们不敢奢求每位医师都有现代史怀哲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不敢祈求医院毫无利润地天天义诊，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半夜生病？

如果医师不值班、值班时间不在医院内、习惯用电话掌控病情、没有亲自巡房探视病人，已经成惯例，医疗工作者也认为是理所当然时，我们只能说，这是台湾的悲哀，也是极大的耻辱，竟连爱心也有打烊及休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