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5日讯】中共是利用农民起家的﹐由几千万青壮年农民参加“红军”﹑“解放军”前仆后继﹐血流成河﹔由大大小小数十个“根据地”的几亿农民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才把党魁毛泽东和中共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巅峰﹐于1949年建立中共王朝。
从20世纪20年代中共组建后不久﹐到1949年夺取政权成为泱泱大国的执政党﹐直至如今成为一党专制的“世界经济大国”﹐中共都离不开亿万农民为其辛勉劬劳﹐流血牺牲﹐积累财富﹐建筑“共产大厦”。反过来看看﹐中共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
按常理推断﹐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中共1949年建政后﹐各项政策应该向牺牲最多﹑劳苦功高的农民倾斜﹐多多关照农民利益﹐让他们休养生息﹐过上安宁﹑平静的日子。但是﹐截至1976年毛泽东寿终正寝和“文化大革命”人亡事废﹐几亿农民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相反﹐他们遭受中共的压迫﹑歧视和盘剥﹐长期捆绑在“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处于“类农奴”状态。在50年代末“大跃进”后的灾难日子里﹐悲惨地活活饿死3500多万﹔勉强挣扎着挺过来的﹐仍然过着辛酸﹑贫穷的日子……
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毛泽东和中共欺骗﹑利用农民的历史过程﹐了解“中共和农民”这种“主仆关系”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在苏联列宁时代“革命输出”和大量卢布的支援下﹐1921年中共成立后﹐按照“苏共模式”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进行城市起义”﹐在中国屡遭惨败。熟读两千多年改朝换代历史的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利用价值﹐另辟蹊径﹐走向广阔的农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行革命。因此﹐研讨“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与毛泽东这个始作俑者无法分开。
从1924年底毛泽东窜回老巢韶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始﹐中共就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共每一次解危济困﹐每一步发展壮大﹐每一次打胜仗﹐都离不开亿万农民的流血牺牲和血汗支持。在这里﹐我们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回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欺骗﹑利用农民所干的五件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这五件大事是﹕
第一件大事﹕“农民运动”﹐即1927年“大革命”时期﹐由毛泽东发动以湖南地区为主的暴民运动﹔
第二件大事﹕“土地革命”﹐即20世纪30年代前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瑞金中共苏维埃。这段历史中共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
第三件大事﹕“解放战争”﹐1947-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内战﹔
第四件大事﹕“土地改革”﹐包括1946-1947年各根据地的“土改”和1950-1953年“新解放区”的“土改”﹔
第五件大事﹕“人民公社”。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五个时期的五件历史大事﹐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农民的﹖利用农民做了些什么﹖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第一件大事﹕“农民运动”
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结社盛行﹐秘密团体林立。什么“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红枪会”﹑“圈子会”和“青帮”“红帮”等﹐各霸一方﹐时不时显示出他们人多势众的威力。这些秘密团体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他们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大多数拥有武装。加入这种团体﹐要举行严格而又肃穆的类宗教仪式﹐利用鬼神﹑图腾﹑符咒﹑祖师爷画像﹐烧香点烛﹐刀光剑影﹐叩首磕头﹐歃血为盟……作为团体的凝聚力。民间秘密组织的参与者﹐能够得到团体的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照顾﹐但同时也担负着援助团体内其他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当他们联合起来反抗贪官﹑劣绅和奸商的剥削﹑压迫时﹐由于一呼百应﹐聚众如蚁﹐官府也奈何不得。与这类团体发生冲突的肇事者﹐往往只能赔礼道歉﹐赔钱让步。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同学郑士良﹐少习武术﹐与绿林豪客﹑江湖侠士交游甚广。孙中山对郑士良“一见奇之”﹐引为知交。通过郑士良﹐他第一次认识到民间秘密会社潜藏着巨大的力量。民间社团﹐纪律森严﹐如果“反水”（背叛）﹐格杀勿论。由于反清﹑革命的需要﹐孙中山汲取﹑移植了民间社团的一些做法﹐让革命党人举手宣誓﹑盖手模﹐效忠他本人。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毛泽东参加民间秘密团体的文字记载。人世沧桑﹐知情者早已死亡﹐毛泽东生前自己不会说出来﹐因此﹐这是一个永远的历史迷案。但毛泽东生于农村﹐成长于社会底层﹐少年时期即具反叛思想﹐崇拜水泊梁山打家劫舍的他﹐对这类团体组织﹐不可能不闻不问﹔而一旦闻问﹐便不可能不刨根究底﹐深入内部搞个一清二白。
从毛泽东的历史行踪也可以看出﹐他与这类团体不可能没有关系。那时候﹐他是一介穷学生﹐做农村调查时﹐身上一文不名﹐怎么办呢﹖他自己吹嘘说是当“游学先生”﹐到地主家去﹐与地主老爷谈天说地﹐论诗作文﹐泼墨挥毫……地主赏识其才学﹐便留餐留宿﹐赠送盘缠。有这样的事﹐但并不绝对可靠﹐遇到文化层次较低﹑生性吝啬的地主﹐“秋风客”（又叫“打秋风”）难免要吃闭门羹。可靠的办法是﹐参加秘密团体﹐享受其成员“身无分文﹐走遍天下”（所谓“天下”﹐指这一社团的势力范围）的便利。
当年﹐势力比较强大的民间会社﹐在各地都设有秘密联络点。通常﹐这些联络点多是小饭馆﹑小旅社。执行任务的圈内爷们﹑哥们﹐背着“搭裢”（装随身衣物﹑用具的包袱）﹑雨伞﹐看到门前暗记﹐便迈步进去﹐放好搭裢﹑雨伞﹐开口与老板打招呼。进门的一系列动作﹐步法﹑眼神﹑手势﹑置放搭裢﹑雨伞的方式和位置﹐以及与老板的对话（对暗号）﹐都显示了你在这一组织中的身份。于是﹐老板便按你的级别﹐给予相应的招待﹐留餐留宿。不但吃住不要钱﹐临别还赠送路费。
现代小青年想﹐这真好玩﹗找一个圈内熟人﹐把这一套学好﹐演习好﹐然后去云游四方﹐有吃有住﹐有零钱花﹐岂不快活﹗——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森严的纪律﹐一整套考验方法﹐残酷的手段﹐错一点﹐深夜便身首分离了。因此﹐没人敢假冒﹐也没有人敢教你。
文革期间﹐有一幅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大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右手拿着一把红色的油纸雨伞﹐夹在腰间﹐风尘仆仆地走上一座小山头……一般人认为﹐携带雨伞是湖南省雨多﹐旅行必备﹐但我不仅仅这样认为。我猜想﹐这雨伞同时担负着吃饭﹑住宿不要钱的道具。以毛泽东之奸巧鬼诈﹐能说会道﹐给秘密团体的“龙头大爷”献计献策﹐他在圈内地位一定不低。几番农村考察和七下安源﹐当然全都是免费的罗。
1924年底﹐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回湖南韶山深入农村﹐开始了用会党形式﹐以马列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他本人为领导核心的农民运动实验。他效仿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造反领袖﹐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他的说词无非是“地主如何压迫﹑剥削农民”那一套﹔他画上一个硕大的饼子给贫苦农民充饥﹐描述未来打倒地主分田分地的美好景象……欺骗﹑怂恿﹑鼓动农民组织起来﹐聚众闹事。他充分掌握了那些社会渣滓的特点﹕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讲江湖义气﹔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将这些人啸聚起来﹐能很快形成势如决堤洪水﹑浩浩荡荡的暴民运动。毛泽东运用现代政治手腕进行组织和动员﹐他私心忒忒﹐暗中自鸣得意﹐如此方向正确地努力干下去﹐不愁不改朝换代﹐有朝一日“黄袍加身”。
于是﹐当李立三﹑刘少奇等“革命老乡”懵懵懂懂地积极投身外地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却悄悄地在偏僻的湖南乡村﹐以办夜校﹑学文化为幌子﹐暗中组织了二十余处乡农民协会﹐集结农民力量﹐探索农运经验。当农民协会发展到一定规模﹐旋即小试牛刀﹐发动“阻禁平粜”（阻止地主外运米粮﹐迫其平价卖给农民）。当事情稍有进展﹐初步产生成效时﹐地主﹑商人便到省政府告状﹐军阀赵恒惕急忙派兵来搜捕他。依靠会党秘密渠道的灵通消息﹐毛泽东得以避开搜捕﹐匆匆出逃﹐于1925年10月抵广州。他原来做过汪精卫的秘书﹐汪很赏识他的文才﹐立即委任他代管国民党宣传部。这时﹐他生搬硬套马列主义原理﹐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文（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这次韶山实验﹐毛泽东大有斩获﹐形成了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夺权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他本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请勿小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论文﹐它标志着毛泽东在韶山初步实践﹐掌握农运经验之后﹐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它首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独特的的思维逻辑。这篇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决定着日后中国数亿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存亡。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宗明义的纲领性文件﹐它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接着﹐不是按生产关系﹐而是仅仅按财富的多寡﹐轻率地将人群分为几等几类﹐一组组对号入座﹐“敌友分明”。这种设定“假想敌友”的思维方式﹐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假想并认定不同的敌人﹐竭尽全力打击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毛泽东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任何一位民间会社的“龙头大爷”都高明﹐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段﹐分析了三合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团体﹐虽然能给参与者带来一些暂时的眼前利益﹐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他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请注意最后一句引号内的话﹐这证明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例如“农民协会”﹐脱胎于民间秘密团体﹐必然继承原来组织的一些特点﹑缺点和做法。原有的“落后团体”失去存在价值﹐是因为领导权不在中共手中﹐容易被敌人操纵利用。
毛泽东对民间秘密会社的熟稔和运用自如﹐另一个佐证是﹐后来他在井冈山收编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袁﹑王两位农民出身的绿林好汉﹐原来都是黑社会头目。他俩与毛泽东一见如故﹐一拍即合﹐视毛泽东为“自己圈内人”﹐相当友好﹐言听计从。但是﹐他俩身上依然存在着绿林豪气﹐不大敬服其他共产党人。当毛泽东短暂离开井冈山大本营的时候﹐手下那些不懂民间秘密会社规则﹑不懂“统战”的党员﹐便把袁﹑王二人诱杀了。失去两员猛将﹐“山大王”毛泽东嗟叹不已。
1926年3月“中山舰事变”后﹐毛泽东被迫放弃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随后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一个地位显赫的“部级长官”﹐为何心甘情愿屈尊就驾﹐去担任一所小小培训学校的班主任呢﹖原来﹐毛泽东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潜力。培训的青年学员毕业后﹐大多数会成为共产党的骨干和中坚﹐可以利用他们掀起农民运动狂潮。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师生之谊”的国家﹐这些学员今后必定成为他最可靠的心腹和助手。当时﹐毛泽东的月薪180银圆﹐是做北京图书馆员的22.5倍﹐生活富裕。于是﹐他竭尽全力办学﹐招收湖南﹑广东﹑湖北﹑河南的中学毕业或相等学历的年轻学生﹐施以1—3个月的农民运动训练﹐任命为特派员﹐或派回原籍﹐或送到指定地方去建立农民协会组织。5月3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班开学（前五届为彭湃等人培训）。后来“大跃进”年代产生的“四大左狂”有三位是六届学员﹑毛泽东的“衣钵真传”弟子﹕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另一位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就在5月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留守广州的李济琛为了维持后方秩序﹐压制农民运动﹐所以﹐广东农运冷冷清清。到6月份﹐北伐军沿湘江北上﹐所到之处﹐各县国民党党部和农民协会纷纷从地下冒出来﹐农民运动如狂飙突起﹐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一阶段﹐即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述1926年1—9月的“组织时期”﹐农民协会配合北伐军作战﹐担任欢迎﹑供给﹑向导﹑侦探﹑运输和扰乱敌人后方任务﹐喊出“打倒军阀”（湖南赵恒惕﹑直隶吴佩孚等）口号﹐与北伐军相处融洽﹐赢得湖南军事头目﹑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赞赏﹐予以支持。农民协会借势成长﹐短时间内会员陡增七﹑八倍。
到9月份﹐毛泽东培训的第六届湖南学员毕业返乡﹐个个如下山猛虎﹐不遗余力地贯彻毛的指示﹐农民运动迅速出现第一轮高潮。农民协会强制实行减租减息﹑减捐减押﹑阻禁平粜等过激措施﹐损害了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受到士绅控制的团防武装全力反击。有些地方农民协会遭捣毁﹐个别罪行确凿的农运头目被逮捕﹑殴杀。但由于唐生智企图得到苏联的军援﹐与中共订有秘密协议﹐保证地方驻军不干涉﹐并给予一些支持﹐农运发展遂一日千里﹐并开始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强制接收或改组士绅控制的团防局。
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由广州经湖南去武汉﹐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为幌子﹐沿途大肆鼓动﹐煽风点火﹐添薪加油。于是许多地方发生游乡﹑控告﹑殴打﹑驱逐乡绅等现象。乡绅稍有不从﹐便杀猪﹑出谷﹑罚款﹐并到他们家中打砸抢抄﹐大肆破坏。推倒乡村原有社会秩序之后﹐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极端情势之下﹐公开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分青红皂白﹐凡“穿长袍马褂”和“占地五十亩以上”者﹐一律定为“土豪劣绅”﹐交由农会流氓地痞残酷斗争。斗争现场﹐乱呼口号﹐人为制造群情激愤﹐在群氓混乱中﹐发生打死﹑暴毙乡绅﹐挖掘祖坟等恶性事件。——这里须注意﹕为什么广东农运不过火﹐湖北农运不过火﹐独独夹在粤﹑鄂之间的湖南农运过火﹖答案不言自明﹐实是毛泽东这一路“煽风点火﹐添薪加油”的恶果。
湖南农民运动过火的消息传到武汉﹐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懮心如焚﹐责成毛泽东回湖南“节制农民运动”。于是﹐刚到武汉的毛泽东又回过头来﹐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实际是进一步“煽风点火﹐添薪加油”﹐并于3月份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须说明﹐派一位“始作俑者”﹐去“节制”他一手炮制的得意之作﹐能做出什么样的结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根本无须等待考察报告出笼。果然﹐毛泽东在“煽风点火﹐添薪加油”32天之后﹐把从下至上批评湖南暴民运动的言论全部颠倒过来﹕把“糟得很”说成“好得很”﹐把“痞子”褒奖为“革命先锋”﹐把“过火”行为赋予“革命意义”。——毛泽东向中共中央交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被总书记陈独秀和宣传部长彭述之扣压下来﹐不予发表。但各地农运头目﹐视报告如“至宝”﹐由农民协会印刷﹑传抄﹐流传甚广。
何以见得毛泽东在湖南32天﹐又进一步“煽风点火﹐添薪加油”了呢﹖如果毛泽东是以“救火队员”“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湖南“节制农运”﹐下到十多个县﹐反复劝说﹐湖南的暴民运动必定会有所收敛﹐形势将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但他从武汉到长沙后﹐便强力促成湖南省政府国民党部立即出台《惩治“土豪劣绅”法令》。各地暴民依据这个“法令”﹐相继大开杀戒﹐地主士绅人头纷纷落地。毛在湖南盘桓月余﹐暴民运动非但没有熄火﹐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农历三月初十（“4.12”政变的第二天）﹐“农运大王”柳直荀（即毛泽东答李淑一《蝶恋花》词“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在长沙举行“农民协会公审大会”﹐公审大文豪叶德辉。叶的罪证是﹐看不惯农会暴民﹐送给他们一副“藏头”讽刺对联﹕
农运久长﹐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
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豕﹐尽是畜牲。
两句的第一字合为“农会”﹐痛骂“农会”是“一班杂种”“尽是畜牲”。在大会主席柳直荀的煽动下﹐群情激愤﹐喊杀连天﹐叶德辉强项不屈。农民协会怕省﹑市政府高官来抢救﹐便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急急忙忙把他枪决了。——果然﹐快马飞奔而来的“刀下留人”命令﹐成了一张废纸。
大名士叶德辉﹐誉满全国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是个有影响的学者﹐匆忙非法处死﹐全省震怒﹐全国震惊。持平之论者认为﹐这是“马日事变”的导火线。
4月初﹐主张昇高工农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国民党武汉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由广州去武汉﹐路经长沙﹐受到中共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两位大员盛赞湖南农民运动﹐如风助火﹐火上加油﹐使暴民运动更加猛烈。
农民阻禁平粜﹐使湖南省政府没有税收﹐发生财政危机﹔湘米不准出境﹐武汉即将断粮﹐激起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强烈反对。
在农民运动开始阶段﹐一般农民害怕出头﹐毛泽东培训的学员﹐即农运幕后策划者﹐便唆使“流氓地痞”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由于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才敢于跟着起哄﹐斗争地主士绅声势得以壮大。声势越壮大﹐盲目从众的人越多﹐喊打喊杀的口号震天响﹐地主士绅感到恐惧﹐才会低头认罪。如果不利用流氓地痞﹐是斗不起来的。但毛泽东认为带头闹事者﹐不是“痞子”﹐而是“革命先锋”。
1927年初﹐受共产党控制的湖南省政府﹐在各县成立特别法庭﹐满足基层农民协会对“法律正义”的渴求。农民援引新法﹐大肆逮捕和处决所谓“土豪劣绅”。许多暴民一旦发动起来﹐如纵火烧山﹐火猛风大﹐局势无法控制。加之各地农会包庇纵容﹐逾越法令﹐乱喊乱叫﹐乱打乱杀﹐愈演愈烈。私设公堂﹐暴力殴打致死﹐逼迫县长处决士绅……种种冤案层出不穷﹐激起地主士绅强烈反抗。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故意隐讳农运干部煽风点火的作用。当时年仅19岁的柳直荀﹐出身名门﹐湖南雅礼大学教育系毕业生。他主持湖南农运﹐人称“湖南农运大王”﹐领导着包括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将近1000名农运干部﹐掌控全省200余万农民会员。地域宽广﹐人手不够﹔农会会员成分复杂﹐被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毒化之后﹐一旦啸聚起来﹐如同洪水猛兽﹐猛冲猛打﹐谁也无法控制。何况这些干部本身受训不足﹐年龄太轻﹐警惕性不高﹐缺乏斗争策略﹐缺乏领导技巧﹐农民发动起来后﹐不知如何指挥他们。因此﹐许多农民协会﹐只是旧农会换一块新招牌﹔许多团防武装﹐任由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掌控。表面上只看到农会数量发展庞大﹐没有看到基础极不稳固的实质。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地富武装报仇心切﹐竭尽全力反击﹐农民协会便摧枯拉朽﹐应声崩倒﹐会员作鸟兽散﹐四处奔逃﹐被抓被杀﹐任人宰割﹐血流成河。
农民协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导致地主钱粮进账遽减﹐影响税收﹔大宗米粮禁运﹐商人无税可纳﹐武汉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入不敷出﹐迅速发生财政危机﹐省农民协会只好下令不准阻碍贸易。为了挽救政府危机和避免全社会恐慌﹐省农会又展开“洗会运动”﹐清除地痞流氓等“不良分子”﹐并严禁农民随意罚款捕人。
4月底﹐中共中央尊重武汉政府的意见﹐为抑制“过左”和“过火”现象﹐通过湖南省农会提出三点对策﹕第一﹐基层农会不得私自处理和处决所谓“土豪劣绅”﹔第二﹐惩治土豪劣绅时﹐不得株连其家属﹔第三﹐对地主士绅的罚款﹐必须服从上级农会的决定。
但是﹐“上级”的命令不管用﹐暴动群氓已成燎原之势﹐无法约束﹐他们利用已经到手的权力﹐在经济实惠和“革命欢快症”的驱动下﹐继续乱打乱杀﹐为所欲为。
自晚清曾国藩﹑左宗棠始﹐“无湘不成军”。许多农民投身军旅﹐拼死攒到钱财后（实际上是抢劫﹐曾国荃攻陷太平天国“天京”〈南京〉后﹐纵容官兵大抢三天）﹐退伍回家便买田当地主﹐靠收租养老。毛泽东的父亲﹐就是这样起家的。只因他是一个普通士兵﹐抢的钱财不多﹐买的田也不多﹐只能算富农。当年北伐军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民协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农民协会的胡作非为﹐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晚上﹐许克祥团长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抓获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严刑拷打﹐凌迟处死。凡是参加过农会的﹐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共党干部500余人。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心知闯下大祸﹐一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立场﹐装模作样承认农民运动中发生了“杀人放火”现象﹐但仍然狡辩说﹕“这是渗透在农民协会中的哥老会员所为”﹐企图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毛泽东表面上也承认农民协会侵害了军人家属的利益﹐但又颠倒黑白反诬﹕“是军队先动手杀人的﹐农民协会是受害者”。
毛泽东无力挽回既倒之狂澜﹐农民运动受此沉重打击﹐遂一蹶不振。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温和路线唱反调﹐无端掀起“农民运动”狂潮﹐人为制造阶级对立﹐把好端端的秩序井然的农村搞得乌烟瘴气﹐成为互相打杀的人间地狱。他策划﹑指挥的一系列极左行动﹐暴露了共产党搞乱天下﹐企图乱中夺权的狼子野心﹐激发了国共矛盾﹐导致“4.12政变”﹔农会痞子运动﹐激起军队哗变﹐导致“马日事变”﹔最终导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
“马日事变”是地主士绅对农民运动首次进行血腥报复﹐手段也是极其残酷的。只要怀疑这个人参加了农民运动﹐不问是真是假﹐格杀勿论。湖南农民被杀数量之多﹐无法统计。——这就是1927年毛泽东掀起的“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亲目所睹一手造成血流成河的惨案﹐毛泽东毫无恻隐之心﹐毫无忏悔之意﹐相反﹐为一党一己之私利﹐变本加厉﹐继续鼓动农民上山造反。而在39年之后的1966年﹐再度掀起“农民运动”狂潮的翻版——“文化大革命”﹐不惜把国家和民族拖进灾难的深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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