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3日讯】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高等教育中断，科学研究停顿，许多昔日的著名教授和学术权威，在经历十年的批判斗争和下放喂牛之后，连外国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都再看不懂。以这样的整体学术水平，去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在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后仅一个月，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于8月份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于是，党的喉舌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的貌似有理却又很值得商榷的论断作为他搞四个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在这批论断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中国知识份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不愿意接受党的喉舌的欺骗宣传，所以笔者在国内不太关心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对于大块理论文章更加不屑一顾。党的喉舌从哪一天开始奢谈“中国知识份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笔者已经记不住了。但是笔者记得，是在课堂上从一名学生口中，笔者第一次听到了这一惊人论断。学生的本意是恭喜笔者成了领导阶级成员，但是笔者却并没有感到荣耀。笔者的第一反应是两个字：荒谬！知识份子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是体力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合。它们之间可以有交集（即工人知识份子）。但是，一个不可能成为另一个的子集。也就是说：把脑力劳动者说成体力劳动者的一部分；把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说成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一部分，这是违反逻辑规律和数学规律的。
党的喉舌对它的大胆断言似乎也不是十分理直气壮，所以在此断言前面加上了定语限定词：“中国”。仿佛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那么，在此问题上，中国的特殊国情究竟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在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共产党尽管自称其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知识份子与其他劳动人民一样，一直处在受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当然，其受压迫、被欺凌的程度与其他劳动人民有所不同——有的时候较弱，有的时候更强。
西方有一位哲人说过：Educated people ar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govern。（受过教育的人，易于领导，难于统治。）知识份子读书知理、思想活跃、富有钻研精神、讲究科学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事情，他们都喜欢刨根问底，不愿意轻信盲从。因此，对他们易于以科学民主的方式来领导，却难于以专制独裁的手段来统治。而这正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充分利用在朝（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另一方面又把在野（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当成眼中钉、肉中刺。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了对知识份子的残酷镇压。以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争相效尤。到了元朝，则更为变本加厉。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仇视汉人知识份子，把汉人知识份子视为对他们的统治最大的威胁。他们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三等是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说，知识份子(儒生)的地位处于娼妓之下，仅仅高于乞丐。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轻视知识、仇视知识份子的状况进一步超过元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只有中等师范学校的文凭.1918年秋，他操着一口湘潭土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许多文章说他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太抬举他了，他没有那个资格），受过傅斯年、周作人、罗家伦等名教授的冷眼.他的顶头上司、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也严厉批评他抄写图书卡片的字体太潦草，命令他重抄。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毛泽东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知识份子开始了他的怨恨和嫉妒。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权极一时，为所欲为，玩弄中国人民于股掌之间.只有知识份子多少还有一些头脑，不象工农兵那样俯首贴耳地任他玩弄。于是，他对知识份子的仇视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的怂恿和认可下，元蒙统治者的老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再次重弹。元蒙统治者把知识份子列为由上至下的第九等。
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也把知识份子列为由下至上的第九等，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种人之外的第九种人，被称为臭老九。为什么臭?因为他们觉得”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法捉摸，难以理解，因而无法深信不疑。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做到坚定不移、坚信不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反动。越是有知识的人就越有头脑。越有头脑,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越有疑虑，所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在三十几年里，中国知识份子在历次镇压运动、批判运动、改造运动和迫害运动中受尽歧视、批判、斗争和迫害，其苦楚实在是罄竹难书。现在，邓小平要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上不去是不行的。搞科学技术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而掌握知识的正好是知识份子。于是调动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就成了当务之急。如何调动？再让他们挨打受压是肯定不行了，必须提高知识份子的地位。提到多高？当然是越高越好！于是中国知识份子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昔日的“臭老九”，摇身一变就成了领导阶级成员。共产党煞费苦心地人为拔高知识份子地位，充分体现了这个虚伪的政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实用主义作风。
把中国知识份子变成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固然把中国知识份子的地位提高了空前的高度，但同时却又掩盖和降低了知识份子的社会作用。什么是知识份子的社会作用？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著名作家哈威尔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知识份子应该不断地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份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写的历史。”也就是说，知识份子应当是民族的良知。中国知识份子则应该为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发出时代的呐喊。把中国知识份子涵盖在中国工人阶级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他们忘却他们的历史使命，满足于“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屈从于胜利者们所写的历史。”
知识份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统称）的一部分。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应该与其他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团结一致，与他们的共同剥削者、压迫者——独裁专制的共产党政权以及它的贪官污吏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知识份子应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应当为斗争发动群众、指明方向、制订策略、争取胜利。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挑拨离间,工农兵群众与知识份子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在共产党的虚伪宣传下，工农兵大众误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比知识份子高一等。他们轻视知识、藐视知识份子,把知识份子看作是应该在他们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进行自我改造的物件。他们不仅无视知识份子的真知灼见，反而协助中国共产党对知识份子进行打击和镇压.对敢想敢说敢干，富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精英，在英国，英国女王会代表国家授于他们爵士或骑士等贵族称号。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却以人民的名义给他们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帽子，以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送进劳改营。
中国的工农兵群众与中国知识份子的关系不融洽，知识份子也有责任。某些知识份子认为工农兵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看不起工农兵，不屑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更谈不上学习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朴实品德。某些知识份子甚至以自己的知识优势打压人民群众，向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争宠献媚，与中国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而加深了工农兵群众对知识份子的敌视和误解。
由于中国知识份子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由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党的喉舌,只替共产党一党的私利——实际上是少数党魁的私利——进行宣传和鼓动,所以中国人民就难免被虚伪、卑鄙、残暴的中国共产党肆意愚弄、分化和瓦解。他们像一盘散沙，不但不能形成力量与他们的奴役者进行斗争,反而各怀私心、尔虞我乍、互相欺凌、自相残杀;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个人独裁者和个人野心家所玩弄、所利用。这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悲剧。
作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争取祖国民主自由的征途中，中国知识份子的任重而道远。作为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中国的知识份子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啊！
《议报》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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