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2日讯】（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两百多个中央委员和一百多个候补委员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在这里举手“一致”通过的。但是中央委员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却没有多少发言权，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来个委员，特别是六、七个常委的事情，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那么，如果在政治局制定方针政策时出现了分歧又怎么办？共产党还有秘而不宣、但又简便易行的第五条规则：“中央服从主席”。这种累进式的尖塔形结构使得中国共产党蜕变成了一个由帮主独断专行、帮主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封建帮会组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任帮主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邓小平美其名为“核心”。）帮主为了建立一言九鼎的权势和威望，总是要动用他掌握的宣传机器（党的喉舌），通过他的忠实奴仆的吹捧，把自己变成党的同义词，然后再逐步凌驾于党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杂志把原来的“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谓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这就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毛泽东是位于党中央（按民主集中制，也即全党）之上的。1992年，退休的前党主席、身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邓小平，通过南行讲话使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急转弯，这在事实上表明了邓小平是位于党中央之上的。江帮主也想学习前两任帮主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聊的帮闲文人帮他想出了文理尚嫌不通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泽于民”，在全国广为传播。只是江帮主的人望太低，加上有以邓力群为首的老左派的钳制，所以无法得逞。
当帮主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后，他就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他就变成了宗教的教宗，高高地坐在神坛之上，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施展神威，发号施令。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进一步由封建帮会组织演变成了教宗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共产党把它的指导思想等同于宗教教义，只许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许人民质疑和批评。所以这一宣告在事实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大陆上的第二党国（蒋介石自称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党国，是为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
在此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怀疑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党，就有囹圄之灾。任何人，如果他想入党、在党（进而升官发财），他就必须对教义和教宗忠贞无二。他就必须阉割掉他的思想功能，无条件地听党（教宗）的话，做党（教宗）的驯服工具，把党性原则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哪怕党已经蜕化变质，与人民为敌；哪怕党的方针政策与理性、人性、正义、良知、人权、道德、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把思想阉割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必须阉割他的道德观念和独立精神。
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原则上的抽象要求。它的具体体现则是听上级的话，做上级的驯服工具，（民主集中制的规则之一：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封建帮会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吹吹拍拍、有求必应、有令必行。对此，一名刻苦钻研的党干甚至还写出了一本“学术专著”《下级学》，恬不知耻地专题讨论下级应该如何揣摩上级的意图，把吹牛拍马的功夫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这样的书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式出版，这说明共产党对该书的观点是赞赏的、鼓励的。与此相反，下级对上级怀疑、批评和违抗是绝对不容许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无异于违法乱纪、忤逆不道，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敢作敢为、坚持真理的人越来越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之徒却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令人憎恶的落后腐败的逆淘汰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它凌驾于人民、国家、法律之上，僭占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把国家当作它挥霍无度的私有财产和镇压异己的暴力机器。作为它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党员享有政治特权，通过权钱交易还可以捞取经济实惠。所以，许多追名逐利之徒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独立思想，抛弃人类的道德观念，心甘情愿地当心灵太监、思想太监、精神太监，想在这个封建帮会和宗教组织中占据一席地位元，捞到一些好处。这与明“景泰（明景帝1450年）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役，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1]，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不能否认，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轻信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空洞口号，满怀革命激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之后，他们如果想在党内呆下去，就必须按照党的要求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思想功能和独立精神。如果他们坚持要做一个功能完整、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就或迟或早会被共产党的选劣去优的逆淘汰机制淘汰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共产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由衷信仰马列主义教条的人越来越少。在夜深人静之际，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如果扪心自问，据实以答，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承认，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他们之所以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宗教就失去了教义和经典，他们的政权就会随之轰然倒塌，他们享有的特权将会不翼而飞！
明朝的法律是严禁自宫的。弘治5年12月，礼部曾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1]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却大力提倡、热情鼓励、强烈要求、严格规定全国人民必须阉割掉自己的独立思想。它要求人民向组织靠拢、向党交心、站稳阶级立场、反戈一击、大义灭亲，也就是命令人民自残心灵、自闭思想、自绝精神、自投体制罗网，以大无畏的精神挥刀自宫，争取加入它的帮会和宗教。这些做法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
（二）
共产党掌权伊始，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他们认为共产党把他们由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由衷地拥护新社会，相信共产党，以为共产党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入共产主义，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当时的工农大众在思想上与共产党几乎没有隔阂。但是，知识份子却大为不同。他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欧美教育，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工农好。他们中的姣姣者留下来没有跟国民党走，甚至专程从欧美国家赶回来报效祖国，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憎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期盼新生的共和国能够一改旧中国的陈腐气息，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所以，他们对共产党不像工农那样感恩戴德，对共产党“一边倒”（向苏联）的方针政策也不像工农那样盲目拥护。
以马列主义为宗教的共产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遂于1951年底发动了一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物件的“思想改造运动”，胁迫知识份子抛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转变为马列主义信徒。在这场胁迫自宫的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中的“积极分子”（业已挥刀自宫者），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对必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一一受过欧美教育的大知识份子一一进行围攻，追查他们的历史，逼迫他们主动认罪。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知识份子虽没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可是人人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谁也不敢说自己一身清白。为了避免与这个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发生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大多数知识份子只好低头认罪、向共产党表示竭诚效忠。许多享誉中外的大学者争先恐后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罗常培、金岳霖、钱端升、王家楫、周培源、梁思成、陆志韦、潘光旦、冯友兰等），有的人还主动给自己带上了剥削阶级帽子（例如茅以升）。少数不甘自宫的知识份子失去了教职（例如刘文典）。有的知识份子不堪侮辱，甚至以自杀来表达最后的抗议（例如高崇熙）[2]。
就这样，共产党邪教以“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胁迫知识份子自宫的预定目标。从此，独立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就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忘记了他们是民族的良知，应该为民族发出时代的呐喊。在被迫自宫以后，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向共产党政权争宠献媚，以免再受批判和“帮助”，诚惶诚恐的就是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和重用，丢失已有的名誉和地位。
笔者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党的教育（胁迫）下，自觉改造思想（自宫）的“先进”高级知识份子。从五十年代起，他就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总算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重大打击，并且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谆谆告诫笔者，“一定要自觉改造思想，向组织交心，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组织。加入了组织，你就会感到自己无比强大。你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你就成了组织的一员！”笔者进大学以后，统管全家财务的继母给笔者每个月的生活费在缴完伙食费后只剩下五毛钱。笔者觉得无以为生，写信向父亲讨钱，说“我一人在外，举目无亲。你们起码应该寄给我全家人的人均生活费。”父亲的回信叫笔者哭笑不得。他说：“你怎么能说你是‘一人在外，举目无亲’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党、有组织、有群众。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人在外，举目无亲’的。”笔者不怀疑父亲的真诚。
在他的心目中，党、组织、群众就像如来佛，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解决任何人的任何困难。在党的教育下，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一个个人首先要关心,要忙碌的还是他(她)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可能管到你今天没有钱买墨水,明天没有钱买纸张！而且，象他那样泛泛地谈论党、组织和群众,这本身就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是讲阶级路线的.党、组织和群众首先关心的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后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他们眼里低人一等,他们难得有剩余的关心和怜悯恩赐给这些人！父亲的回信使我认识到，党的教育使中国人变成了傻子。他们自觉或者非自觉地阉割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了党的宣传的应声虫和传声筒。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我说，老马，你说错了。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3]
在完成了对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的胁迫自宫之后，毛泽东洋洋得意。他认为知识份子再也不能威胁他的政权了。他轻蔑地说：中国知识份子具有天然的软弱性。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知识份子之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从此，“思想改造”就成了共产党胁迫知识份子自宫的常规武器。敦促知识份子自觉改造思想的书籍、论文、档、指示层出不穷。1964年，笔者跨进某重点大学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下马威：停课两周搞“自觉革命”。同学们坐在一起，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好像把自己说得越卑鄙、越下贱就越光荣、越革命。
由于笔者出身不好、思想落后，作了多次自觉革命的发言，但是还是不能过关。在无可奈何之际，笔者问团支部书记，你们倒底要我说什么？支部书记大人说：就说你的原始思想、你的思想一闪念。于是，笔者终于明白了，共产党不但要割笔者的鸡巴，而且还要掏笔者的心肝。想当初，笔者连睡觉的时候都胆战心惊，惟恐在梦话里喊出反革命口号，让党抓住思想一闪念！数学系的一个学生，由于无法忍受胁迫自宫的屈辱和痛苦，在一个月黑之夜跳楼自杀了。校党委怕把事情闹大，用“自觉革命”逼人自宫的思想教育才稍稍收敛，笔者终于熬过了那一关。
（三）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士可杀不可侮”，这是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独立知识份子为自己设置的道德风范。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是软骨头。有些人坚持独立思考的优良传统，对党的胁迫自宫坚决不肯就范。于是，共产党邪教又使出了最残忍的招数：宫刑。宫刑的第一批受害者是“胡风份子”。
作为鲁迅的得力干将，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胡风也像鲁迅一样嫉恶如仇、宁折不弯。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文艺“理论权威”批判他“反现实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他不但不服，反而写了一份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逐一反驳对他的批判。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2]。于是，作为第一个公然反叛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权威的独立知识份子，他在1955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遭受宫刑：他的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被剥夺。他再也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思想了。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投入监狱，从此在文艺界和思想界销声匿迹。贾植芳、路翎、绿原、牛汉、阿陇等两千多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人士受到牵连，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投入监狱或劳改营，在全国人民的视野里消失。
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施以宫刑，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之声充斥于耳，使毛泽东踌躇滿志。1956年2月，“苏联老大哥”对史达林进行批判，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出现了思想言论“解冻”的大气候。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中国人民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让中国老百姓对党的领导提提意见无关紧要。于是，他佯充开明君主，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5月份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2]。这一告示使许多知识份子误以为共产党改弦易辙了，不会再以马列主义胁迫他们自宫了。他们大为振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在党的各级领导和干部的一再动员下，他们开始全心全意、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于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等意见和建议就纷纷出笼了。
知识份子对党的领导有这么多意见，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权，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教宗神座。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他在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帮助党整风”不再提了，说的是“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毛泽东将他的策略概括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其“诱”的物件是占知识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6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2] 于是，在毛主席和邓总书记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右派分子的指标数逐级下达各地区，各单位，在全国一举抓获了上百万右派分子（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五万）。有人指责共产党耍阴谋，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不是阴谋，是阳谋。
被打为右派的知识份子轻则降职降薪，重则关进监狱、发配劳改。虽然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毛泽东仍然意犹未尽，他决心扫清所有可能怀有异心的人。于是又展开了“反右补课”。1958年3月，他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于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所辖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了避免“反右不力”，自己遭到清算，便纷纷滥抓无辜凑数，把1957年不敢说话，却流露了不满情绪，因而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网份子补进了右派名单中。“反右补课”再次把十余万名知识份子塞进了右派分子行列。[2]
与此同时，尽管毛泽东以厚颜无耻的“阳谋”论驳斥了右派分子骂他耍阴谋，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担心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会与共产党离心离德。于是他又发起了“向党交心”的思想运动，诱使和胁迫尚未遭受宫刑、或者阉得不彻底的人继续自宫。1958年3月16日，万名在反右斗争中侥幸过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去。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身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人队伍向东走去，队伍高举着一个红布制作的巨大的红心，上面赫然写着五个醒目大字：“把心交给党”。[2]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邪教就这样完成了对中国人民及其知识份子的胁迫自宫和宫刑。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年代。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患上了严重的政治阳萎症。只剩下教宗毛泽东一人始终处于昂奋勃起状态。他那疯狂的政治情欲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引向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
由于知识份子已经通过“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而去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由于他屡犯错误而对他不再唯命是从的人。现在，轮到当年帮助毛教宗胁迫知识份子自宫和对知识份子施加宫刑的刘少奇、邓小平之流来接受宫刑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毛教宗实现了对这些人的宫刑，他本人也完成了他“1949年以前打敌人、1949年到1966年打朋友、1966年以后打自己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全部历程，到地狱去见他的老祖宗马教宗去了。
但是，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并没有因毛泽东下地狱而有所改变。邓教宗镇压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口咬定“反右”是正确的，只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进行“六四”大屠杀。江教宗封杀《世界经济导报》、镇压民间组党、逮捕民运人士、血腥镇压法轮功、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搞的仍然是反对自由思考、强调思想统一、只讲党性原则、不讲普世价值的那一套。他们还在继续对中国人民搞“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看来，不推翻中国共产党邪教的一党专制，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做完整的、有思想的、独立自主的人的。
[参考文献]
1。 东海一枭：《官场称雄，挥刀自宫》，《议报》第60期，2002年9月
2。 丁抒：《阳谋》，《九十年代》出版社， 1993年
3。 文思：《弱者》，成家出版社， 2003年
《议报》第90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