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7日讯】八月﹐是老妈九十岁生日﹐所以回香港给她祝寿﹐当然﹐也要探望香港的朋友们﹐特别是在言论受到打压阴影下的传媒朋友﹐以及迎战立法会选举的朋友。

在给母亲的祝寿中﹐既有家庭成员四世同堂的聚会﹐也有她的教会朋友﹐更有母亲在印尼梭罗华侨公学教书的学生与同事﹐也有在雅加达新华学校教书时的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给她的晚年填补儿子不在身旁的缺陷﹐他们顶替了我的位置﹐这种师生关系﹐现在是很难找到了。这两个学校都是那个年代印尼华人的“进步学校”﹐所以现在能在香港聚会的﹐差不多都是当年因为“爱国”而回国﹐后来因为“不爱国”或其他原因回流到香港的学生。其中一个我的小学老师同江泽民同年﹐一九五○年回国参加革命﹐我还到雅加达的码头给她送行﹐以后再步他们后尘回国。

孔夫子的“父母在﹐不远游”﹐早在我们当年的爱国行为中被颠覆了﹐所以我在十七岁就离开家庭从印尼回到中国读书与“建设社会主义”。回流香港﹐九七前再移居美国﹐老妈的劝说也是原因之一。当年我回国﹐虽然她不太以为然﹐但是没有劝止﹐因为她知道无法挡住那个潮流﹐劝也没用﹔九七前她不顾自己年迈﹐要我离开﹐因为考虑的是我的安全。对我来说﹐主要是不愿再接受独裁政权的统治。如果当年是误上贼船﹐岂可一误再误﹖而选择在主权移交前夕离开﹐也是抗议中共专制政权对自由香港的压迫。

在我的前半生﹐自以为是“纯粹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以后﹐老妈才逐渐透露她是旗人﹐她的祖父当年身居高位﹐从革命的立场来看﹐还有那么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由于外祖父母很早去世﹐中间的断层使我对母亲的家世并不清楚﹐也归功于母亲对我“隐瞒成分”﹐在“竹筒子倒豆子”的年代里﹐我因为自己不知道而没有向党交代这个成分﹐否则我在年年要写的检讨里﹐不知道要加上多少痛骂自己和祖宗的文字。

去年八月回到香港﹐因为七一大游行而使二十三条立法被搁置﹐我也同其他港人一样有兴奋的感觉。这次回到香港﹐因为中共对香港更明目张胆的插手﹐虽然情绪比较悲观﹐但是更有回到母体的感觉﹐因为香港给我第二个生命﹐如果说我在事业上有小小成就的话﹐是当年香港的自由环境给予我的﹐我的余生也一定要做出报答。当香港被中共作为“内政”而肆意践踏时﹐在国外享有自由的我﹐岂能不为之鼓与呼﹖

在香港一个星期﹐感觉上天气特别差﹐除了闷热之外﹐眼前老是迷濛的烟雾﹐见不到晴朗的天空﹐特别是在东区走廊上﹐向北方的九龙望去﹐一片迷雾﹐最显眼的是那个“君临天下”的建筑物﹐像怪兽一样矗立﹐倒是反映了香港目前的现实。

香港人把这种迷雾叫做“烟霞”﹐有个“霞”字把尘雾美化了不少﹐但是实际上是北方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随着北风给香港带来的严重污染。当年在香港时没有感觉到﹐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这几年来进一步的发展对香港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我到美国后﹐习惯了美国的蓝天白云而比较出来香港的劣势。但是更糟糕的恐怕还是压在香港人头上密布的乌云。

来香港以前﹐就打定主意一定要表达对遭受中共封杀和被商业电台解约而为坚持言论自由出来竞选立法会议员的郑经翰的支持。这不但是对郑经翰本人的支持﹐也是对中共封杀香港言论自由的抗议。除此﹐也是同郑经翰﹐这位香港市民昵称“大班”的交情。

认识大班是在八九年香港市民游行支持中国学运的时候﹐记得他开始也是支联会创会成员。那时同他没有特别的联系﹐他到传媒发展后﹐见面的次数多了些﹐也因为同样的理念而心有灵犀一点通。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同太太离开香港移居国外﹐立法局议员刘慧卿在二十七日晚上设宴给我们送行﹐郑经翰知道后﹐立刻表示他也参加﹐变成他们两人给我们送行。没有深交而这样做﹐使我们非常感动。在郑经翰被歹徒斩成重伤时﹐我们远在美国﹐颇为挂念﹐也曾致电慰问﹐但是到底相隔万里﹐平时没有什么联络。一直到去年夏天我们回到香港﹐同胡雪姬通电话时﹐她表示要请我们吃饭﹐大班知道了﹐也立刻参与抢做主人。那晚﹐他们还邀请了几个我们想见的传媒与政界中的老友﹐大家畅谈香港政局。

这次我们一到香港﹐就打听到八月八日下午﹐郑经翰与他的竞选拍档﹐也是我们的朋友﹑“前线”秘书长陶君行﹐将有一个誓师大会﹐我们决定做他们的“神秘嘉宾”﹐并且对郑经翰“保密”。果然那天他突然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立刻邀请他们上台。“前线”召集人刘慧卿也不知道我们到了香港﹐见到我们也很意外。很可惜﹐他们都很忙﹐后来都没有时间再见面了。但是看到郑经翰在竞选民调中支持率逐步上升﹐心里很高兴。郑经翰有情有义﹐又积极为低下阶层仗义执言﹐因此他可能争取到一些左派的工联会的票﹔虽然他也可能抢其他民主派成员的票﹐但是从大局出发﹐他的参选带有特殊意义﹐一些“牺牲”在所难免﹐要紧是民主派不要相互攻击﹐其他听其自然。

我最欣赏的是郑经翰与陶君行的“企硬”宣示﹐那是对理念的坚持。在“转呔”声中﹐他们的坚持尤其可贵。在香港期间﹐我们同不同的政治人物也有接触﹐我仍然不能认同有的人的转呔理由﹐同样也钦佩司徒华的坚持﹐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使我们对政局的诡谲有进一步了解。
对民主党创会主席李柱铭的苦心我们理解﹐也敬佩他的无私﹐所以我们也抽空到太古城地铁站同他见面﹐并帮他派发宣传单张。大部分市民态度友善﹐甚至同他聊天﹐但是也有一些拒绝接受﹐甚至扬长而去。

我们在香港﹐还去拜访另一名嘴黄毓民新开的“毓民牛肉面店”﹐见到他的太太。毓民是郑经翰被迫封咪以后的第二个受害者﹐因为被黑社会恐吓而亡命海外﹐至今下落不明。同毓民认识二十年﹐当年同给台湾的美洲“中国时报”写稿﹐记得那时他写了一些香港黑道情况﹐说明他对他们有相当认识﹐因此这时受到恐吓﹐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其中的险情。九七我选择出走﹐他则是办“癫狗日报”与“癫狗杂志”同中共抗争﹐虽然后来都因亏蚀而倒闭﹐我都无条件给他支持。在我们离开香港时﹐一位传媒界的土共﹐诬蔑我也许是为不可告人的个人原因离开香港﹐在一个公众的论政场合﹐黄毓民当场对他进行驳斥。三年前毓民到纽约﹐我们带他逛长岛﹐坐在草地上休息聊天﹐他感叹多少年来没有那样悠闲了。

这次见到毓民太太时﹐她流着眼泪﹐看了心酸。的确﹐家人受到死亡恐吓﹐压力有多大﹔而毓民的流亡﹐她要“当垆”卖面维持生计﹐是另一个压力。但是看来困境不会很快过去﹐因为毓民虽然避开了七一游行与九月立法会选举时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是他原来主持节目的商业电台﹐势必会在清洗郑经翰以后再对付他。这就是香港目前“言论自由”的情况。

我们在香港还与一些传媒界的人士接触﹐固然有些人还坚持立场﹐但是也还有转变口风的情况﹐这从传媒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例如电视台都有内地的广告播出﹐如果不迁就政治立场﹐怎么可以﹖而若干报章争取被放行到内地发行﹐表现出来的媚共姿态更使人触目惊心了。所以在郑经翰与黄毓民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共喉舌配合对他们发动攻击﹐连“新爱国”的报章也趁机落井下石﹐向中共做出政治表态。怪不得一些朋友对他们能否继续写下他们的专栏文章也不表信心。听了黯然。大概这就是香港“一国两制”的真义了。所以我更认为台湾关心香港政制发展的重要性。在香港期间﹐我也同一些朋友交换对台湾政局的看法。香港的朋友比较理性﹐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平心静气的讨论﹐想来因为不涉及利益关系﹐不像有的人会充满仇恨到失去理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三位传媒的年轻朋友“出产”了新一代﹐也就是说有了他们独特基因的传人。长江后浪推前浪﹐香江也是如此。中共对香港不论如何打压封杀﹐可能得逞一时﹐但是能够违背历史潮流与自然规律而永远得逞吗﹖下一代的出现﹐正是对那些“老革命”﹑“老贪官”的最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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