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6日讯】伏尔泰有句名言，大意是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把别人说话的权利奉若神明而且要誓死捍卫，到头来听到的可能会是自己不喜欢和不赞成的谬论，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这不是劳神费力地找骂嘛。在西方人心目中，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因表达内容的荒谬或表达方式的欠妥而可以被剥夺。他们认为，尊重了别人说话的权利，也就保全了自己表达的自由。西方传统在这里居然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古训接上了轨。
与此相反，文化革命期间，我们也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叫作“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句话的物件，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他们既然是人民的敌人和专政的物件，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的义务，没有乱说乱动的权利，甚至丧失了说和动的权利。
乍一听，“不许乱说乱动”，似乎只是说给阶级敌人听的，但细想想，就会发现更是说给阶级弟兄听的。这是因为在极权统治下，两者之间其实没啥了不起的鸿沟。况且独裁者的秉性就是就与天地人斗个不停其乐无穷，他们是没有弟兄的——吕不韦就算不是亲爹至少胜似亲爹，嬴政收拾起他来照样毫不手软。所以在卧榻之侧酣睡的，不是敌人就是赫鲁雪夫，恰恰是需要时时提防并伺机铲除的物件。彭德怀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一九五九年他“乱说乱动”地想操老毛的娘，还不是被一笔划入敌人阵营，直到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了，他才知道马王爷还真有第三只眼。几个回合之后，那些阶级敌人早都是死老虎了，所以最让毛主席担心的是阶级弟兄们的“乱说乱动”。等到他老人家诗兴大发，把“不须放屁”写进《鸟儿问答》，弟兄们就更是连放个屁都得相机行事了。
麻烦在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个毛病，就是老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谁甘愿被人当哑巴卖掉还帮着数钱。指望一个人一辈子把尾巴夹紧从不乱说乱动，其实做不到。皇帝的办法无外乎两条，谁听话会说好话，就加官晋爵封妻荫子；谁不听话或者说了坏话，就让他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足够凶残和控制全部资源外，还需要老百姓足够封闭和愚昧，即仅有秦始皇的时代还不够，还得由比秦始皇伟大一千倍的领袖来治理。
与领导阶级相比，知识份子博闻强记，偏偏最愿意掉书袋认死理，所以防止书呆子拿着鸡毛当令箭“乱说乱动”翘尾巴，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秦国改革大业的总设计师商鞅同志，对制止人们“乱说乱动”很有一套。他非但不许国人说坏话批评新政——犯者流放巴蜀，甚至不容国人说好话赞美时政——犯者同样流放巴蜀。商鞅的看法很简单，“农战”政策既然已经“入宪”，上升为成就霸业的基本国策，国人就只有坚决贯彻勇当炮灰的义务，没有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的权利。况且“农战”妙就妙在“利出于一孔”，人若想尊贵就得上阵杀人或者打小报告告奸，想富裕则唯有种田输粟早生孩子早让国家得济，那时候若想搞投机倒把连门儿都没有。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在告诫群臣时，曾用食三品官俸草料享受“高干”待遇的堂前“立帐马”打比方，指出“乱说乱动”的后果是轻则“一鸣辄斥去”免冠脱帽一撸到底，重则斧钺加身至少也得“双规”。这说明，在连说话都成为不必要的时候，老百姓说好说坏都是不会来事儿，都属于“乱说乱动”。不把国人手脚捆住耳朵塞住嘴巴封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无法实现，稳定一旦压不倒一切那可就一切都不稳定了。
两千多年走过来，中国确实进步了，至少已从好话坏话都不许说，发展到允许说好话和适当容忍说坏话的地步。但若以为从今往后，可以好话随便说坏话顺便说，那就错了。别忘了忠言多半逆耳，好话未必好听，不小心把马屁拍到马腿上的倒楣蛋实在太多了。所以即便是说好话，也得看由谁来说、如何说和说到什么火候儿，最好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至于说乍着胆子由着性子“乱说乱动”的愣头青，那更是罪不容诛绝对得一刀拿下。
曾记否，聪明剔透如费孝通先生者，在得知人家想听坏话时，竟以为毛氏不仅有了听人说好话的雅量，甚至修成了容人说坏话的正果。哪想到橄榄枝下面竟会是他老人家的“阳光行动A计划”！自古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费孝通辈连“阴谋”都未必能看得出眉眼高低，何况是大气磅礴的“阳谋”呢！费孝通有理由为“早春天气”的到来而得意忘形地“乱说乱动”，但“引蛇出洞”的山人自有妙计让尔等知道海水是咸的。你把热脸贴过来没关系，但我偏偏连个冷屁股也不给，反正秀才造反三千年了从来没成过，你这半碗水是既不能载舟更不能覆舟养几条泥鳅还差不多，但小泥鳅从来翻不起大浪。于是，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张开落网，紧接着《这是为什么》再加上《工人说话了》，就干净利落地把费孝通们这些出洞观光的蛇蝎一举全歼，鸡和猴子全被吓破了胆连续二十多年不敢作声。常言道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殊不知这蛇要是一朝被人给咬了，怕人也得怕上个十年八年的。何况在蛇们看来，漫长严冬来临后，除了冬眠之外也实在没啥好干的，“乱说乱动”从生理上讲就是毫无可能的事。至于说冬天来了，春天是否就真象诗里头说的那样不会太远了，蛇们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正因为祸从口出见得多了，人们才懂得了理得未必心安，明哲才能保身。不论是否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结论都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最好声声全都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除了家事一概不关心。既然大丈夫能屈能伸连韩信都曾受过胯下之辱，咱小老百姓就更是只能屈死了算，伸不伸的没多大指望也没什么所谓。柯庆施同志只用两个字就概括出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特点：“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看到组织上挑明了“翘尾巴”最要不得，为避免无意中尾巴翘起来惹麻烦，知识份子仅仅做到耷拉着尾巴还远远不够——必须紧紧夹住。毛泽东《咏蛙》诗中有云：“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于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好话坏话全都没人敢乱说。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且一天到晚四处静悄悄。
要想好评如潮马屁拍到恰如其分，哪怕是干了坏事蠢事也有人说好，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自说自话，臭脚自己捧高调儿自己唱，自己的高帽儿自己戴哪怕号儿大点儿也没毛病。换算成今天的辞汇，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任人唯亲，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先把祸心包藏在自己肚子里，再把喉舌硬插进媒体嘴巴里。广播电视报纸网站都要自己办，社长台长主编记者全得自己派。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把治理整顿说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才能把对立的事情巧妙地统一起来，对立统一规律于是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自家人手里，谎言千篇一律休想推陈出新，媒体千人一面绝对中规中矩，太平天天被粉饰形势一片大好，真相处处遭扭曲伸手难见五指。你说人民公社好，咱就大办食堂；你说元帅升帐大炼钢铁，咱就在自家屋里溜门撬锁砸锅献礼；你说粮食亩产万斤不止，咱就把卫星吹上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饿了肚子又怕逃荒抹黑，咱就只好家家皆净（吴晗《海瑞罢官》戏词）易子而食了——反正是饿死活该。要想发展经济，必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好；准备收缩银根，肯定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高——两者照样可以并行不悖，先对立后统一。股市牛大了，新华社敢发文降温；转眼跌惨了，国务院肯开会托市。快过年了，神州大地送温暖处处感激涕零；该开会了，举国上下报平安哪儿都捷报频传；想骂街了，抠坟掘墓泼脏水口诛笔伐；要捧人了，驴粪蛋也闪金光美轮美奂。归根到底是只许州官说放火，不许百姓说点灯。在主旋律旋风呼啸下，假恶丑粉墨登场招摇过市，真善美韬光养晦无影无踪。九十年前梁启超评价袁世凯时曾说：“所谓推荐者，皆袁氏自推自荐；所谓拥戴者，皆袁氏自拥自戴；所谓选举者，皆袁氏自选自举。”把这句话拿到今天，仍感常念常新处处合身儿得体，仿佛巧妇裁出的新衣裳，后生小子们只能佩服梁任公先生文奇，虽历百年其犹未朽者也。
但即使这样做了也还是不过瘾和不保险。其一，若老是自卖自夸始终无外人喝彩，久了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找不到成就感，君不见几十年来的表扬稿和批判稿，水准都在一日千里地下降不止，捧人骂人早都没了新花样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奴才帮闲们的选秀，同样需要吐故纳新唯才是举又红又专，如此方能保证站在时代潮头永远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二，高岗同志早就说知识份子一不留神就捅漏子，必须时时敲打。何况万一有人眼斜嘴歪把好经念歪了，或者个把害群之马揣着明白装糊涂暗地里使坏，岂非蛊惑党心军心民心。其三，眼下不比从前了，那时候还只有驿站快马揭帖奏折，虽然家书抵万金，但老百姓还大都不识字，现在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再加上天外有天敌对势力亡我之心好像还没死，借助高科技咱这里的好事不出门坏事转眼就能传千里。唯一可行的办法，不必要求人们不说不动，而是威逼利诱人们不能“乱说乱动”。
用科学秘方把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勾兑到一起，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秘诀就是决不能允许国人“乱说乱动”——只要说和动都按照党的要求令行禁止，那就一切尽在掌握！中宣部颐指气使恼羞成怒的背后，其实是共产党体制的本性使然，没有了这一点，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转瞬就将土崩瓦解。于是，堵死“乱说乱动”的路，打开遵命说谎和奉旨行动的门，成为中宣部贯彻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要工作。
在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耳提面命下，媒体的选题如何定，记者的文章如何写，美工的版式如何划，乃至字型大小大小广告多少所有的鸡毛蒜皮蒜皮鸡毛，都成了关乎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实在没的可说又不能开天窗不说，只好在重大题材上噤若寒蝉，奉命拿新华社通稿塞责便是。于是禽流感不许报、口蹄疫不许报，萨斯复发就更加不许报。丁肇中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是华人的光荣，可以年年讲月月讲哪怕天天讲，达赖喇嘛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就变成民族的耻辱，最好是只字不提。孙志刚不能说，孙大午不能说，喻华峰程益中的事情就更加不能说——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乱说乱动”才落到这步田地的！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吃饭凭票喝茶凭票娶媳妇凭票干点啥都得凭票，现在是读书看报看电视都得吃套餐，你想看什么不重要，还得看媒体能给你播什么；媒体想播什么不重要，关键得看上边允许播什么。数位时代到了，报纸版面无穷大电视频道无比多，但喜欢的东西少了。新闻没消息，常年都是狗咬人；评论没观点，天天奉命鬼打墙。足球常有黑哨，彩票难得直播，选举全靠操纵，任免只凭黑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清官戏不能多演，怕发思古之幽情；贪官戏更不许多演——至少要压缩40%，恐觉昨是而今非。思想解放二十多年了，计划经济已成过街老鼠人人懒得再喊打，但这计划文化却稳如泰山，而且被包装成了最先进的文化。新闻人既然无事可做有事也不能做，不如没事找事拿良心来换口饭吃得过且过。于是有偿新闻泛滥，无良报人横行，谣言绯闻满天飞，小道消息扑面来——大道不行也，天下何以为公！窃以为吾友焦国标雄文《讨伐中宣部》所指，仅为冰山出水之一角，个中奥妙各种龌龊，绝非吾辈小儒所得而知也。
仿佛为印证高岗、柯庆施的科学论断，中国知识份子中的确还有一些又懒又贱偏偏又臭又硬的害群之马，几十年来虽历经无数鞭笞敲打，却始终不肯低眉顺眼地把尾巴夹起来，找个机会就硬起来，起早贪黑地跟党和政府叫板，不断捅出大大小小的漏子。归根到底，他们要求的不仅是说和动的权利，更主要的是“乱说”和“乱动”的权利。@(//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