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5日讯】方政的证词：

“六。四”伤残者

方政，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

合肥市；1985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89年毕业。

1989年北京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运动，我当时为四年级应届毕业生。

在学潮期间，我作为体院的学生会干部，积极参与、投入了这埸运动。89年6月3日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从这天夜晚戒严部队在北京市区开始大屠杀，直到6月4日凌晨，我们始终静坐在广场纪念碑周围，当时各高校学生约有四千人。“六。四”凌晨2时许，从北京郊区冲杀过来的各路戒严部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周围，在坦克开道及军队驱赶下，静坐的学生大约从4时左右怀着悲愤、沈痛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从广场东南角撤离纪念碑周围，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后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行。此时已近黎明，约6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

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顷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

我在医院疗伤至89年6月24日，大约在6月11日，西城区公安分局对我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回校后，我又继续受到校方长达几个月的询问和清查，他们要我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绝。被我救护的那位女学生（本院低年级学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认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我由于不愿与校方合作，校方迟迟不给作结论，最后取消了我的毕业分配。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1992年3月，我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地区最好成绩。后来，我因在北京生活无着，在一同乡大姐的帮助下去海口谋生，一直至今。

1994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我理应在全国选拔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后因我的伤残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残）被无理取消了参加比赛的机会。此事在1994年9月5日的《纽约时报》有详细采访报道。

在海口的这几年中，地方公安部门一直把我当做监控物件。1995年5月底因有一些“六。四”民运人士来海口我处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员的无理搜查，所有人被拘捕，从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骚扰，每隔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要上门盘问，给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业造成了很大困难。

伤愈后，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一些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也间歇地抽痛，非常痛苦。这一切都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伤害和巨大精神创伤。

方政19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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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志勇的证词：

“六。四”伤残者

齐志勇，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受伤时33岁；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现为个体摊贩；89年6月4日晨1点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受伤，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瘫。

自1989年“六。四”被枪击伤致残至今已十个年头，我已43岁了。因我的腿是“高位截肢”，每当天阴下雨，或者想起当年的可怕情景，我的双腿就疼痛麻木。

当年我家住在海淀区红联南村（西外）。我们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月3日下午3点多，我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炎热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着干）。当我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的时候，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摧泪弹来着。”（后来我住医院时有一位女大学生就是被催泪弹头打中右腿的）由于人太多无法骑自行车了，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

6月3日晚上，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女神像”，晚上我们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着看大字报，我坐在地下乘凉。到11点多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我心里发怵，就喊同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着广场四周转圈，有位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

我们这时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如进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我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着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有军令，谁那里有水给他们喝点。”我这时还是想过马路去推自行车。正在这时，有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声大作，看到东侧升起了信号弹。这时约为6月4日凌晨1点20分左右，我在胡同里面看到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装甲车上的火光。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胡同的朋友喊了我一声“小齐！”我说，你怎不回家？他说我家胡同里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边说着，边听着枪声，我们还说这像是橡皮子弹！刚没说几句话，我往左边一看有几个穿迷彩服的军人手端冲锋枪跑过来了，还没来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了，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我用力大喊：“救命啊！”这时有几个人跑过来，他们一看，我还活着，打着腿了。一位小伙子脱下上衣撕成条，把我的腿包扎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个洞，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抬着说，赶快送医院。此时有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着点，我回家拿门板！”就这样人们把我擡到了市第二医院，可是市第二医院不知何故没开门，于是又把我擡到急救中心。

从我中弹的西绒线胡同到市急救中心，少说也有四里地。到了急救中心一看，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着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看了我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把衣服撕掉换了止血带。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往南城送，那边可能好点。我被擡上这辆车后，车上已有两位受伤者。车开着开着，突然我左侧的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他身上掉下来了，我叫了他几声，他没有声音，司机说他可能死了，我一听很快就昏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在宣武医院了。急诊室的医生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根部说：“股动脉没了，你叫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就把我的名子写在我的骼膊上，然后说，“快送五楼手术室！”到了手术室，那时约3点半，由于手术台都正在使用着，等到5点40分才轮到我动手术。这时负责救我的人打电话叫来了我弟弟，我弟弟问大夫，他死了吗？大夫说：“问题不大，我们会抢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飞了人就完了！”整个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因为是两条腿，输了1800ＣＣ鲜血，左腿伤的是主动脉，医生说我幸亏身体素质好，又及时包扎，否则失血过多就死了。

过了数天，左腿开始肿胀，做了减胀手术。到了6月13号医生决定截肢，我的左腿有动脉去，没有动脉回。医生让我妈签字，我妈一听截肢就哭了：“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骼膊好腿，我小时候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见过八路军。我儿让解放军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我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成残疾！

7月16日由于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于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着残肢真不知以后怎么活。

我们单位迟迟不肯交医药费，8月7日由两位士兵、一位警官和两位医院的人带着我乘车到了我的单位，一位元元医生对单位领导说：“我们医院共接受诊治（受伤）病人273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学生没交医药费了。”最后单位这才给付了医药费。

单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办了退职手续，每月发给我50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着七岁的儿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骼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齐志勇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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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zhiqiang的证词：

“六。四”伤残者

Zhangzhiqiang，男，1961年4月3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师。

1989年6月3日下午6时左右，我与两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女神像”，8点左右到达广场，此时广场上人很多，女神像耸立在广场北侧，看过女神像，我们听讲演，然后绕广场转了一周。在广场，我们听到了当天下午在西单发生的戒严部队的军火车被民众截留一事，于是我们决定去西单看看后回校。这时大约晚11时左右，我们突然听到很大的机器声从前门方向传来，只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高速向北驶来，人群飞快向两边散开，装甲车在人群中飞驰着，场面很恐怖，最后装甲车向西驶去。我们还是决定去西单，到了六部口由于人多，我们把自行车放下，步行前往西单，到西单已是12点左右。在西单十字路口看到了几辆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这时从东西方向传来枪声，场面很乱，有几个从东面跑过来的人喊：“解放军开枪了！”这时我们几个人已走散了，我看到一些人抬着伤员过来，我与他们一起往西跑。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突然在我腿下一声爆响，我随即倒地，右腿失去知觉，我知道不好了，肯定是中弹受伤了，于是大喊。

有几位戴着北京师范大学校徽的学生过来抬着我继续往西跑，擡到一处院子停下，他们说需要等部队过去才能出动。他们问我伤在哪里？这时我的腿开始疼痛，从正面看，腿肿的很厉害，却看不见伤口在那里，我说是跑的时候受的伤，伤口应该在后面，我用手摸了一下后面，满手是血（果然是部队向跑散的人群乱开枪）。过了一会，枪声过去后，有人找来一块门板，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擡到了一家医院，由于那里伤员太多，我被简单包扎后，被转到宣武医院。在宣武医院的大厅内，一位原《工人日报》的记者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请他通知了我的家里。后来我被送进手术室进行了第一次手术──清创手术。我的伤口位于右大腿正后方的中间处，伤口是一个拳头大的洞，骨头缺损2釐米左右，肉向外翻着，从X光片上看到了肉里还有数片金属碎片，显然中的是炸子。

两个星期后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接骨、植皮，一个月后出院。以后由于右脚无知觉，脚也无法活动，又去宣武医院检查，证实坐骨神经被打断，神经缺损较多。为此，89年12月又住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手术──移植神经，术后一个月，又得了急性骨髓炎，又住进了香山医院，用中医法治疗骨髓炎。按医生要求，治疗前应先去掉钢板，于是进行了第四次手术──去钢板。90年5月份出院。由于我是瘢痕体质，康复很慢，右大腿肌肉粘连很严重，右腿严重强直，91年2月住积水潭医院进行粘连松解手术，这次手术切除了一部分骨臼关肌肉，术后活动范围可达90度，一个月后出院。由于骨臼头肌肉被切除，致使右腿关节无力，在91年的一次外出时又发生骨折，再次住进了积水潭医院，进行了第五次手术──接骨，术后休养到94年，上班至今，前后共住院治疗一年多。

受伤时，我刚结婚两个月整（89年4月2日），我的受伤给双方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我的妻子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痛苦，在我的多次手术过程中，都是由她陪伴照顾我，要知道我们刚结婚两个月，还没有享受新婚带来的快乐。至今我的大腿还带着钢板，右脚没有知觉，右腿无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倒，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转自《北京之春》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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