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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有言：“石蕴玉而山秀，水含珠而川媚。” 原来山河之景色秀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它深藏的宝藏联系在一起的。掘尽了矿藏，捕光了螺蚌，山水的灵气也就随之黯然失色了。隐私之于个人，亦犹珠玉之于山川，常识常规告诉我们，一个人言语上须有所节制，才能保持住起码的尊严，而表达一旦失控，什么话都往外乱说，即使是出于一时的兴奋，也会显得丢人露丑，被视为疯狂。对于此一表达失控的人生窘况，据哈金所言，他早就怀有探索的兴趣，经过了多年的构思，他终于在新出的《疯狂》（The Crazed）一书中大笔淋漓，对一个人语无伦次，极度谵妄的症状作出了详尽的展示。
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某地的一所大学，时当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自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积压着与日俱增的戾气，经过文革的激荡搅拌，进入八十年代，种种密集的不满好比疮肿脓熟，憋到了八九年春末，已至非溃疡破裂不可的程度。
危机的世象往往兆示于反常的气象，小说的闹戏一开场，主人公万坚就在晚春的空气中觉出早来的溽暑，从嘈杂的街市上经过，一股子煮萝卜、煎大油的气味使他甚感心烦。这是社会大地震即将爆发前的郁闷，它通过各个感觉渠道引起了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身心的不适，同时也贯穿此后的一连串事件，扩散为本书的叙事氛围，并以其可厌的灰色和平庸一再地骚动我们的阅读感受。凡是读完了这本小说的人，我相信，或多或少都能隐隐觉出那郁闷对作者鬼魂般的纠缠：似乎离中国越远越久，往昔生活的灰色印象和那陈腐的不适感便越是在他的中国叙事中发酵出写作的动力，迫使他反复去搔那记忆的奇痒，以致搔得他越搔越痒。
比如在病房内值班照顾病人，就是想起来令人不舒服的差事。除非你在做职业性的服务，否则，那病人即使是你的亲人，时间长了，你也会心生厌烦。荒谬的是，在吃大锅饭的国营体制中，单位领导却随便派下属顶这本属于专业看护的工作，去护理本单位住院的病人。在以下要讨论的这部小说中，中文系总支彭书记便抓了硕士生万坚和他同学班平的公差，派他俩去照顾一位住院的老师。
师生突然变换了相处的场地，一种错位的别扭感由此而起。平日站在讲台上显示出权威和魅力的杨教授中风后衰卧病榻，此刻正由着他的学生触动他失去自理能力的身体，随之暴露出他老丑糊涂的面貌。正是这一角色的颠倒使小说的叙述者以及读者获得了观察人和事的独特视角：一个有一定名望的学者突然变得像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他的体面的生命此刻麻袋般划破了一道口子，在好多陈芝麻烂谷子一一漏出来的过程中，他的勤学的学生渐渐看出了学院的日常生活中积下来的层层污垢。据万坚所闻，杨教授的猝然病倒可能起因于他和系领导之间琐碎的冲突：一是系主任宋教授嫉妒他的学术成就，在他提升正教授的事情上制造障碍；二是他赴北美做短暂的学术访问回国后，彭书记要让他自付往返的旅费。正如《等待》中那个等着办离婚和再婚手续的军医一再遭受有关上级的拖延，《池塘》中等待分配住房的工人因拒不行贿而备受主管干部的刁难，杨教授也遭遇了让书记和主任给他穿小鞋的麻烦。哈金一直在写芸芸众生渺小的不幸，所有这些人物的受害都很难说是多么血腥的迫害，他们的不幸在于泡进了现行体制的酸菜坛子，既然要在其中求得泡养，就免不了忍受那慢性的侵蚀。这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局面所滋生的平庸之恶，它四处弥漫，如同浊气渗入呼吸，离间着人心，败坏着趣味，壅蔽着精神，酿造着疯狂。小说中郁闷的氛围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在此一社会大环境中长期沉积下来的感受，直到去国多年后，他想起来还很不舒服。
二
万坚值班期间发现，杨教授昏睡中时常胡言乱语。大肆罗列杨教授说出的那些昏话，当然主要是为了增强渲染，制造效果。胡言乱语中雑有背诵和歌唱，其词或俗或雅，都给没有多少故事可讲的叙事节奏添入了绮丽的波澜。另有些梦呓中的真心话断续从病人口中冒出，让守在一边看护的万坚听出了他老师过去和当前私生活中某些伤心的或刺激的事情，因而在情节的推进上还起到了逗引线索，勾提悬念的作用。这些昏话听起来十分紊乱，但经过阅读的重组，紊乱中又若有编织的秩序，颇能动人联想，仔细玩味下来，其间似乎又别有戏仿的成分。总之，有关杨教授谵妄发作的诸多片断，读者都不必看得太实太死，阅读中若能尝试作出见仁见智的联想，自会品出味在酸咸之外的谐趣。
杨教授的谵妄之一是：昏迷中大唱毛时代的红色歌曲，背诵毛语录，都都囔囔地重复从前的社论体陈词滥调，以首长的口气发表演说，宣讲政策，还公然大言不惭，向虚拟的听众宣告他从政当官的宏愿。杨教授昏睡中的闹剧表演听得万坚在一边头皮发麻，活像文革鬼魂凭附于身，从他嘴里居然唱出了一连串他平时根本不可能唱出的陈旧歌曲。据万坚所叙，杨曾在文革间被打成牛鬼蛇神，就他当时的身份而言，滥唱革命群众大唱的那些歌曲，于他实属辛酸的讽刺。所以万坚想不通，像革命歌曲这类对创伤经验构成刺激的东西，何以多年后会从倍受其害的杨教授口中肉麻地喷发出来。杨教授的“文革文化”后遗症让我们惊愕地看到，迫害与受害两个方面，有时会互动出奇特的共谋关系，当精神强暴最终被受害者作为精神遗产而接受下来，就连苦难的伤疤上也可能摩挲出受创的美感。
万坚对他老师的歌唱之所以感到吃惊，是因杨已被定格在病榻之上，谁都明白，病人的反常行为属于症状的发作，而惟其被视为病症，他的表演才听得万坚极为反感。万坚在用健康人的眼光看问题，他自然受不了杨的胡闹。他仅认定了个人的病理性疯狂，并未去联想群体的社会性疯狂。哈金起初想探索的疯狂状态也许只处于万坚那样的认识层次，但写成了小说，构成了故事框架，杨教授个人的症状就有了象征含义，折射出小中见大的对照。如果把杨的症状成千上万倍地放大，把万坚那吃惊的目光对准时下商业炒作的红色怀旧热潮，把舞台荧屏以及音碟影碟大唱革命歌曲、样板戏的狂热，把众多家庭聚会中自发地演唱革命歌曲以自娱的情景，全都当作一种可悲可气的社会现象予以审视，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对种种愚弄过我们青春热情的审美情调，对伴奏过野蛮残暴的音乐叫嚣，时至今日，迷恋者、欣赏者、贩卖者依然大有人在。对比杨教授的谵妄发作，这样的红色怀旧热难道不算是一种举国的疯狂！作家的笔端牵连着社会的神经末梢，当哈金给他的杨教授口中塞进那么多过时的歌词时，他想必已敏感到红色狂潮阴魂未散，因而才罗列杨的案例，庶几使更多的受魅者看到自己可笑的嘴脸。
那个外号叫小猫头鹰的人物受魅更深，已深陷到被大批判言论整个支配的程度。他是个老右派，当年为躲避迫害，一直装疯卖傻以求苟活。不幸久而久之，假装的自我丑化养成习惯，小猫头鹰再也走不出做戏的角色，最后，他真的堕落成一个疯疯癫癫的小丑。那些在他被专政期间曾使他受尽凌辱的专政话语将他的人格逐渐扭曲，进而被他的表达系统全面接受，武装了他的谈吐，成了他日常表演疯狂惯用的台词，最终把他改装成惯用政治大帽子挑衅他人的人物。在小猫头鹰身上，个人尊严其实早已死亡，他仅以身为伥鬼的形式延长了行尸走肉般的幸存。进入了八十年代的后期集权社会环境，他更加疯狂地串演自虐虐他的闹剧，似乎一天不发出那盛期集权年代的恐怖回声，他便一天于心不安。小猫头鹰只是小说中一个插科打诨的小角色，但却写得别出心裁，特别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杨教授的另一个谵妄表现是病榻上虚拟授课的语境。他的胡话往往蔓延成有条理的讲课，间或插入诗歌背诵以及对所诵诗篇的讲解。有古诗，也有译诗，从杜甫直到但丁。杨教授似乎不甘心僵卧在病榻上一任学生摆弄自己的身体，尽管自己已陷入谵妄状态，但谵妄中他仍不改以往授课时的讲话口气。他顽固地相信自己还能上课，偏要把病房想象成教室。
哈金在小说叙事中插入那么多诗篇，本来也许只是在作他铺陈的文章，这样既能显示杨教授这个人物的博学，也顺便从他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入手，给英文读者添加些比较文学的调味，故事性并不很强的小说正需要此类游戏笔墨来填充太松弛的缝隙。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杨教授谵妄表演的讽刺意味，我们也可以把那一切就看成是对课堂情景的戏仿。在我们的文学课上，确实也常出现此类近乎谵妄的场景：譬如有些可敬的教授，讲课中就同样发过胡说八道的议论，也有过颠三倒四的时刻。他们常讲得咳唾四溅，忘乎所以，甚至讲得自己很是得意，岂不知正是在此刻，生厌的听讲者已像万坚那样听出了荒谬和漏洞。就这一意义而言，杨教授的疯狂发作，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很多教授正常教学状态的极端化和漫画化罢了。
清醒与疯狂之间的界线有时很模糊，关键要看你处于什么位置。一个人一旦被捧上讲坛，连他的谵语都会显得富有哲理。如果病榻确实是界定疯狂的尺规，对那些依然占据讲坛的谵妄者，大概还是都送去住院为好。
三
如果说以上两种症状的的铺叙犹如云气缭绕，造成了烘托，那么以下要进一步讨论的另一类胡话则如神龙从云隙间露出一鳞半爪，随着杨教授不断发疯，乱吐真言，有待重组的故事脉络遂散漫地显示出来。通过万坚的所见所闻和逐步整合，小说的叙述以渐进的方式交待了杨教授的身世，以及他和其他人物的关系。原来就是这几件鸡毛蒜皮的屁事把杨教授推向了病床：一、彭书记托杨教授帮她侄子赴北美留学，杨为争取领导支援自己出国访学，贸然答应相助，结果他出了力却没使上劲，未能完成所允诺的任务。二、彭一再催逼杨继续帮忙，杨表示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为进一步要挟，彭逼杨自付旅费。三、彭还抓住杨与其女学生维亚的暧昧关系不放，扬言要揭那露丑闻，从而对杨施加更大的威胁，逼他在她侄子的出国事务上着实效力。四、为笼络黄教务长，彭一直要把黄的儿子介绍给杨教授的女儿梅梅作物件，杨却更看重他的得意门生万坚。因他已给梅梅和万坚订了婚，故对彭的媒妁之言拒不接受。五、杨最是担心彭书记与黄教务长合谋坏掉女儿与万坚的婚事，因此梦呓中发出了“救她”的呼唤，在对这个世界表示彻底失望的哀鸣中，唯独对爱女的前程，他至死都流露出痛苦的关切。
作为杨的学生和未来的女婿，万坚平日只看到杨身为杰出学者的一面，只是在病房值班后，才断断续续从杨的胡话以及同其他人的交谈中听出了某些事情的原委，逐渐推测到他中风病倒的部分原因。生活在后毛时代的年轻一代并不知道，也很难理解他们父辈经历的痛苦，万坚边听边想边推测的过程，处处都显示了两代人之间的脱节和隔膜。叙述的秩序与叙述者了解真相的次序由此而得以同步推进，小说的叙述于是在印象写实的意义上还原了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步骤。直至读到最后，读者才有了真相大白的感觉。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哈金的作品令人信服地说明，对叙述者的知情度作出严格限制的设计，本身就巧妙地制造了悬念，故此书中虽无离奇情节和强烈的戏剧化冲突，故事依然讲得引人入胜而耐人寻味。
设计这样的叙事程式，不只比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更贴近生活真实，还便于随时添入片断的速写，通过叙述者个人的眼光，作者随意涂抹地插入了一些得自个人记忆的印象：从拖把刚擦过的湿地板留有散乱的鞋印，到空罐头盒子上盘旋着一对凤蝶，直到开会时出现在叙述者万坚眼前的维亚肖像：“她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发红的眼睛似有泪光，脸上显得血色不足，尽管那苹果绿的褶裙，还有那白底上印了瓢虫花的披肩领衫子都是颇有朝气的服装，穿在她身上却没有增添多少活力。”所有这些散见各章的零碎素描，与杨教授的谵妄发作互相交织，形成对应，轻柔的和弦一样削弱了疯狂的噪音，似凉风断续吹过，给郁闷的总氛围掺入了淡淡的诗意。
四
彭书记是个不男不女，亦好亦坏之人，像现实中成千上万的单位领导，看起来她并不怎么凶恶。权力是她手中的杠杆，政治原则是她处事的砝码，因要本着自己的利益拉拢关系，有时候她会热心促成好事，有时却会制造障碍，甚至专在背后搞拆台。她说她要揭发杨教授和维亚的男女私情，其实她并没揭发。她费心给杨教授争得了单间病房的待遇，同时又趁杨住院的空隙，即时把维亚拉到自己一边，撮合了维亚与另一个年轻讲师谭鱼满的关系；后者是本系的“笔杆子”，很会来事，成为她一心栽培的物件。至于维亚与老师搞那点私情，不过出于感情上一时的彷徨和虚弱，半带了自弃的放纵，半寻求投靠的温暖而已。正如万坚所估计，对于他们师生之间的那种关系，她并不像她老师看得那么认真。杨教授早年有过痴心的单恋，婚后不太喜欢妻子，终生在情欲的满足上实在欠缺。可叹他好容易侥幸摘到手的桃子，转眼即易手他人，人生失落至此，他还能有多大的活头。
在极度的谵妄中，他发出了不少有所醒悟的言论。杨的疯话现在说出了不少真理，把惊讶的万坚在一边听得如梦初醒，没想到病房内看护一场，他竟受到了比课堂上更有启示的教诲。杨教授讲了一辈子课，到头来，只是仗着当前的疯劲，他才得以一吐为快，说出了憋在心里的真话。提起知识份子在这个社会的命运，他告诉万坚说：“ 当学者嘛，不过是块放上砧板的肉，人家拿起刀想怎么切就怎么切呢。”他不再坚持让万坚考到北京去读博士，不想让他的学生再去讨当职员的无聊生活。他知道在这个国度根本做不成独立思考讲真话的知识份子，能做的只是给政府当哑巴劳工。因此他愤慨地奉告万坚，劝他不如去种谷子。就在万坚被派往农村搞外调的期间，他摔下病床，脑充血昏倒，最后恨恨而死。
杨教授的死标志着老一代学者一律抄抄写写当职员的命运告以终结。从此“六四”打起一堵墙，知识份子的队伍开始出现极大的分化。故事的结尾已昭示出后来的分化趋势：农民出身的实利主义者班平进了商业厅，文凭与行政相结合，去狠吸他人生的果汁去了。像他这样来自底层的出头者，必将升级为腐败的官吏。维亚自己办了画展，要搞个体经营，艺术致富的前景不可估量。谭鱼满进入本系的梯队，融知识与党权于一炉，他很快就会取代彭书记那样的半文盲干部，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做个学者型的行政主管。后生真可畏，现在的知识份子不全是杨教授悲叹的那种小职员了。因为知识已私通权力，再连手商机，打入了市场，知识份子正在以拍卖学术的方式完成其人生的自赎。杨教授根本预料不到这一切变化，早已去国远行的哈金也很难凭想象把握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
但有一点依然天不变道亦不变，那就是党票和政治的铁定。这二将哼哈合一，拧成权力杠杆，铸为原则砝码，都让急功近利者抢到手做了敲门砖。唯独万坚依然人文气十足，为摆脱他老师的命运，竟天真地想到政策研究室工作，好舒展他改革社会的怀抱。没想到报告打到了书记那里，却被告知不够资格。只怪他不是党员，更怪他受杨教授陶冶太深，在权与利的新一轮分配中，他最后轮了空。接着，梅梅又对他宣告背叛。她攀了高枝，像她的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她处事实惠，走一步，看几步，专业选择有现实的职业眼光，择偶标准早与留洋的去向挂了钩。
万坚至此，再无路可走。受同屋的鼓动，他铤而走险，去北京赶了学潮的最后一班列车。迫害力量与反抗意志均贯穿了深邃的私人动机，每一个卷入政治斗争的人都有其曲折的本事。但不管怎么说，千千万私愤发向共同的靶子，互相感染着，就汇成了难以化解的公愤。万坚就这样冒险踏进了国家机器发疯的漩涡。起先，他只是为向梅梅证实自己有胆量前往北京，及至陷身杀戮的乱阵，他才让残酷的事实敲醒，决意要逃离这无法无天的疯狂。
有些评论对此书的收尾处理颇有微词，或着眼结构失调，或出于“爱国心理”的护短，似乎万坚赴北京参加抗议活动前后的数章是硬拼凑上去似的。就小说自开头以来积聚的郁闷氛围和间或暗示的杀气——无论是杨教授谵妄喊“杀”还是饭馆中那幕诈唬的戏杀——而言，我以为，以见证“六四”屠城的场景作为情节推进的高潮，乃是哈金郁然勃发的文气势所必至的结局，丝毫也不显得牵强。那是人神共愤的惨烈，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史笔，根本不存在迎合市场的问题。
疮熟了，要流脓，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是叙事的走势。一方面，文革中挨过斗的老人集团一直都在磨刀等待开杀戒的时机，他们本来就憋了一肚子脓水。另一方面，文革中的造反之举没能彻底完成，更让后来的学生遗憾得不愿善罢罢休，他们怀旧当年的抗议手段，急欲再掀起一场人民的盛大节日。新的对抗中裹挟了太多旧时失效的激情：绝食静坐流于饥饿表演，拦阻军车的举措以慰劳大军的形式施行，好像孩子去点响吓唬人的花炮，结果却引爆了血肉横飞的遍地爆炸。
以万坚的出逃划下句号，是一个留下伏笔的上好结尾，我们期待着哈金的续篇。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批华人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中国戏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境内的场景了。逃亡早已是逃亡者艰苦卓绝的事业，逃亡必将汇为不可阻挡的洪流。烧掉身份证的万坚准备游过鲨鱼出没的海面，对他来说，走向自由的前景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只要走出郁闷，告别了疯狂，不管有什么风险，肯定都是值得去冒的。
作者为中文作家、学者，任教于耶鲁大学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