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5日讯】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后，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于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后当选为韩国总统后，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着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后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后来由于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后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后，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于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开放》2004年8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