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4日讯】如果排除了自利，诚信可建立在人性、良知和法律之上。当然了，提倡绝对自利和利他都是脱离了肯定自身的人性原点，人生目的的追求就会失去鼓动自己的原动力。达赖喇嘛宣导的“爱人如己”和“爱敌如友”，恰恰也避免了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人的自利需要以自爱(良知和反省)为人性前提，“离开了自爱自利的天性，越是高唱“利他主义”的高调，就越容易走向真实人性和为善道德的反面，变成伪道德和恶政(刘晓波语)。”可想而知，诚信的形成是以人性、良知和法律为基础的，有人把它们归类为社会诚信。然而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诚信，往往缺乏法律保障，它极欲打破暧昧关系，让区别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呼唤人性的基本良知来建立信任约束，这便是道德诚信了。在人具有自私的同时，同情和怜悯也是依附于囊体之上的。经由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本能，作为个体的人便以适应环境和挖掘个人潜能为借口，把原本人性具有的向善面蓄意抹杀，而将欲望提升到了空前的程度。人性在追求个人欲望的同时，不刻意强调良知乃至责任，道德也就失去了衡量尺度，道德底线无非是抑制欲望而无法生效的心灵法律。

人们要是把道德诚信高举到政治层面，这个以个体欲望汇集的集团化欲望，是从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假像社会诚信来践踏道德诚信的张目理论，主张助长个人欲望的结果，是为产生假像社会诚信奠定了人群基础。当两大阵营的集团双方在政治上出现了不平等时，可想而知一方占据了政治资源优势而另一方便是败者为寇，这种强势为王败势为寇的非道义性逻辑，导致了社会和道德诚信的双重不公正。不管威权是以何种姿态出现，如果仅以占有欲为目的而背弃正义，则从道德的角度上说，是失信和不守承诺。因为道德诚信的崩溃，没有健全法律约束的假像社会诚信经政府行为诱导而一反常态，立即步入了合法暴力和暴力合法的强权道路。相较于组织化的政府集团暴力，个别良知者的反思确实微不足道，两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只能用世俗化的眼光来观察，也可以把它当作反思者对强权的诅咒来对待。因为关系暧昧，个别反思者宣扬强权对被害者的集体反思，进而要求恢复正常的社会诚信，往往这种努力却适得其反。

个别反思者对强权的暧昧，是因为集团化的欲望超出了他们所能唤回的程度，要求集体反思的言论，是全盘否定强权暴力的合法性，从中规范双重诚信无非是希望打破已经形成的倾斜秩序，要让祸及社会的群体行为底朝天，这对强权是种危言。强权结构非理性的自利因为在没有接受社会良知天性的合理引导，所以才堕落到了贪婪的占有欲望，社会良知的发挥只有依据合理的自利，让社会结构的个体人在认识到了占有欲望的过度是贪婪和非正义时，才可以提倡反思精神乃至鼓励建立新的社会和道德秩序，逐渐形成以良知为基础的法律诚信和以反思为基础的道德诚信。

人性的自利是天性的，而政府的自利却是人为的。个人的自利是为了财富和名誉的肥大，他的回圈增肥中有人性的向善一面，而政府的自利却是社会秩序紊乱，贪婪和欲望的极度膨胀，它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和执行私利的意志，是国家社会一切不公正和非正义产生的源头。

呼唤个人良知和呼唤社会良知，在极权体制下是意见人士唯一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政府鼓励社会良知和个人良知在极权国家，尤其在中国将永远是个梦想。但只要人性还没有泯灭，呼唤人的理性或善的一面，应该可行，因为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人是有自主观念和尊严的！刘晓波说：“我不敢反抗强权暴政，但只要我的良知尚存，我就决不能再靠出卖尊严所换取的安全中，洋洋自得于自己的精明：一边嘲笑良知者的殉难，一边毫不脸红地谈论“消极主义”，炫耀“不作为”。”

作为一时间很难解决的西藏问题，藏中双方之间的暧昧，就特别需要中国国人的社会良知和深刻反思将它打破。根据藏中之间的历史渊源，已经形成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基本认同和信任，然而一党专政的专制政府为了膨胀私利，人为地把西藏据为己有。中国政府制度化的人为自私，导致了国内社会法治约束力的势微和良知、反省约束力的内虚，所以，中国国内重新建立并健全社会诚信和道德诚信，政府同国际社会以及被侵略民族塑造彼此信任的政治诚信，是中国在未来永久屹立的社会和精神支柱。中国就需要像刘晓波和以他为代表的国内良知者，还需要像杨建利和以他为代表的海外流亡意见人士真正为中国的前途挺身而出，为奋斗理念而百鸣不息的优秀斗士，中国将因为他们的鸣放而觉醒过来！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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