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1日讯】八、人权危机与挫折

33．大危机

根据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的回忆，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藐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欧洲人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因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思想。

乐观主义的进步观有两大支柱，一是进化论，二是经济决定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一种自然界的规律，是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必由之路。从生物进化论推衍出来的社会进化论则认为，先进文明征服、消灭后进文明，先进民族统治、同化后进民族，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社会进化论者对于落后文明的衰败和死亡并不感到惋惜。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英帝国用枪炮打开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征服最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尽可能地在消灭落后文明的同时拯救在这种文明中承受苦难的个人。

而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30年代起肆虐欧洲的法西斯暴政和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遭到粗暴破坏，社会长期陷入动荡，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其价值和尊严被肆意践踏，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困惑。世界的破碎、现实的荒诞、人的物化成为这个世纪的“世纪情绪”。仅着眼于利益关系而与道德要求相分离。（哈贝马斯）在这种原则的统治下，人为了获取利益，往往可以无视甚至违背道德。哈氏把这种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走向了它的反面，并受其内在逻辑的制约，不可逆转地导致了社会日益严重的非理性化。对人不断扩张的统治反过来又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资本主义试图通过金钱和权力的报偿或剥夺，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转。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正是产生于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现象，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混乱，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仅仅遵循技术原则，使原来和谐的生存价值丧失，生活世界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并未能给人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对人的统治比启蒙时代更加全面和具体。这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基础。

最重要的这不是问题的最后结局。这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无可救药，在否定不合理性的同时，思想家们又试图重新走向肯定。本能的欲望也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创造性的力量，它被视为一种颠覆社会现有权力结构、秩序和规范的内在动力。因此必须看作一种肯定。西方思想家们通过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说明法制保障的民主制度使自由的思想得以实现，把人从权力和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危机并示意味着理想的失败。更不表明现代社会已经衰竭。仅仅说明人类进步这一历史过程还没有完成。人们仍然在为理想而奋斗，通过实践中在政治、经济、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原则，历史就不再是我们在历史书上所看到的模样了。

34．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工人运动：通过自己的失败而胜利。统制体制集体主义与民主程序是不能并存的。

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涌现在民粹思潮浓厚的俄罗斯大地，共产党人比过往一切造反派都更信仰民众的力量，这种民粹主义的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优秀、最团结的帮派，并相信是普罗大众创造了历史。使得一场由最杰出的知识份子、最深奥的哲学体系领导的、暴力革命，最终摆脱了”秀才造反”的宿命。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历代农民运动攻城略地的套路，天才般地将战场摆在乡村与城池之间，共产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并预见到胜利的曙光。（王怡《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政治革命的失败正是为社会革命提供了起点，再没有比革命更有效的宣传和改造社会观念的途径了，没有革命者，也许大多数人终生都不会有接触到真理的那一天。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个相信的。

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进步最大贡献是以失去生命和自由，见证了一场伟大乌托邦的失败。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自由的价值。他向我们活生生地揭示了完美理想主义是怎样同极权野蛮共生共存的。

哈耶克雄辩地证明，取消私有财产制度的中央计划经济，不仅会导致经济的毫无效率和停滞不前，并且，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必定导致思想的国有化，即从根本上取消个人自由。因此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种机构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中央计划局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价格系统，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是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这种缺陷不仅是经济的。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从长远的观点看，统制经济与民主程序是不能并存的。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

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他们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这种统一价值体系，独裁制度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专制政治。

在这种社会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是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严厉压制任何怀疑和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

相反，美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受到保障(这种地位还不是谁给的，而是法律保护的)，反而共产党在美国无法崛起。美国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制度，抑制了小党的活动。第三党崛起而获取百分之十几的民众选票已经相当吃力，在大选举团里根本表现不出来。所以美国政界台上台下200年来一直是两大党轮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长期做无用功，浪费政治资源，就必须在两大党的活动中获取阵地。而两大党的松散的组织结构，公开的活动，好似市场竞争一样面向大众的风格，使得大部分民众可以在两大党的政纲中得到价值认同。小党和激进左右派是始终有的，但是两大党在当中，民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这是一种稳定的，即使变化也取缓进势态的结构。（丁林：《极右，必要的邪恶》）。

35．科学理性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科学理性时代”巅峰期，用人的“理性”置换了上帝的“神性”，如何客观地做出评判：谁能够奉天行道？谁是历史的真正代言人？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言人不是一两个先知，而是整个工人阶级。既然工人阶级正在上升，即将成为人口的大多数，那么政治民主正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必由之路。

19世纪未，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观。由于所有权和产品受到剥削，工人自己不能意识到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放任他，就会滥用权利谋取自私的利益。因此，首选必须改造人，使他能正确地思考，在这个过渡时期，显然不可能存在什么人权。国家的使命就是改造人民，以使他们能够合理地行使自由。把人划分为阶级，使一些人成为上等人。（《人权是什么？》）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还靠经济表现来使自身合法化。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援，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被迫作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他们还要反复强调这种经济增长是在其他政权领导下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七世纪初，德国对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趋之若鹜。自由的声音很快就被流行欧陆的绝对国家主权论所湮没。这种国家主义的论调主张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国王居于金字塔的顶端，独占一切权力。国家是暴力的产物，是由上至下的政治体。

……

英国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历史上也向“社会主义”靠拢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两点：全民福利，和产生资料公有制，或确切地说生产资料政府所有。二战后，政府考虑战后的发展问题，1942年，英国建立了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人人享受社会福利的制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一直反对国家干预。而战争中，由于国家干预，不仅物价稳定，而且工资不断上长，尽管物资匮乏，人民的平均营养水平反面提高了。对此，工党反应积极，1945年大选前，工党发表竞选宣言，要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保守党在竞选中失败，大英雄丘吉尔下台。

工党执政后，建立了医疗、失业保险等福利制度，用了两年时间相继完成银行、煤矿、民航、铁路、公路、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的国有化，但朝鲜战争后，在大选中丘吉尔反攻得手，但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推行混合经济，这样，工党创建了福利国家，保守党维持它的运行。到60年代下半夜，英国出现了滞涨现象，发展停滞，物价飞涨。1979年，保守党柴契尔夫人执政，又开始加强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控制货币，打击工会力量。在私有化方面，40%的国有企业卖给个人，英国经济再现危机，国民产生总值下降3%，但从1983年开始好转，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英国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修改党章，正式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1997年，布莱尔出任首相。英国工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确立了放弃过程，说明了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策调整，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会反对社会主义，它会选择社会主义，如果它更好更有效。这种调整是为了实现个人广义资产的最大化，私产和政府资产并不冲突，只存在效率上的替代，福利制度降低了个人生活和经营风险，中等阶层将资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金融渠道投入到生产领域，技术和人力资本在整个资本体系中的比重上升，发达和资本主义社会，只属于资本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36．帝国主义

19世纪中期，英国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进入了全球性自由贸易时代，也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那时的全球化比今天更像全球化，那时，人员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不需要护照、签证那么复杂的手续。政府是小政府，没有进行经济干预，没有建立国有企业。没有宣传部，言论是自由的。结社是自由的，马列主义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发展、壮大的。社会民主党也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然而，哈耶克诞生前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了。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自由主义暗淡的时代。制度方面，偏离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变形。

……

37．二战、法西斯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任何授权法都不能

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奥托•威尔斯

波普是在二战进行期间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因此他写道：“如果他生命中有这么一天，看到多数选票竟然毁坏民主的建构，那么，这种伤心的经验只是让他知道，避免专制的保险方法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一定软化他的反专制决心，也不会使他的学说陷于自相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民主不能提供理性。公民在智性上和道德上的标准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问题。把某民主国家的政治缺点归咎于民主是不对的。我们倒应该归咎自己，即归咎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文明精神，那么仅有民主并不能绝对避免专制、压迫和侵略、扩张。如果有的只是连民主都不包含在内的民族主义，不论是极端的还是正常的，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1918年，德国战败了，沦落到了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地步。这时，各协约国对怎样处理德国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国人由于是德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多次被德国入侵，因此坚决主张削弱德国，英国人虽然对此不反对，但却不愿意看到一个衰落的德国，他们的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至于美国人，他们与德国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欧洲顶着德国，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意识到，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及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仅仅靠土地或军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复兴，也绝对无法保证日后欧洲的安全，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要把德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德国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并在随后的国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部宪法的民主程度，几乎可以和美国宪法相媲美，它借鉴了当时各个民主国家的经验，把国家权力分成国会、法院和政府三个部分，并且赋予了德国人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到过的这种文件中最妙、令人羡慕的条文，看起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第三帝国的兴亡》，P60）。

你也看到了，这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可算得上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胆大妄为的家伙，也不得不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选择合法竞选一途。那么，这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独裁呢？

1933年早春的一个夜晚，国会大厦着火了，希特勒宣布是共产党放的，是共产党反对政府的罪行，戈林到普鲁士官方报社，要求写报道的记者把纵火者所带的燃火材料从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个记者很有点新闻独立精神，他拒绝说，一个人怎能抗动1000磅的东西呢？这种笑话他可写不出来，戈林马上反驳说，干嘛说是一个人干的？10个不就行了？要知道这可是共产党的阴谋！于是那个记者便要求戈林在这篇报道上签字，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报道而是政治文件了。虽然他为此策划很久了，可这时希特勒毕竟还没有拿到国会2/3的多数，也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公然破坏宪法的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签也不行，于是他很狡猾地在报道上画了一个大大的G字，算是签名（戈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原来，那个纵火犯名字叫做范•德•卢勃，是个荷兰国际共产党人，他既不喜欢纳粹，也对莫斯科没什么好感，是个头脑简单的“爱国青年”，他觉得，德国革命只有在某种惊人的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才能爆发，他想用国会大厦的熊熊燃烧的烈火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德国人。希特勒早就期盼着共产党人能做点什么蠢事，好让他能找到借口清除异己，早就知道卢勃将要在国会纵火，他们安排纳粹冲锋队悄悄潜伏在国会大厦内，等着大厦燃烧起来时再给它“添点油”，把事情闹大。

等到召开内阁会议时，希特勒大肆宣扬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竭力攻击共产党人，尽管在内阁里纳粹党人并不占多数，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极具煽动性的言辞给搞懵了，既紧张又恐惧，生怕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一致通过了希特勒的要求，结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给吹响了。

那么，希特勒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听起来好象很滑稽，他要求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护“德国公民的文献资料”，保护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特勒要求，德国政府有限制公民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有权对公民的邮件、电话、电报进行检查，有权给警察颁发搜查公民住宅的许可证，有权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有权对持有武器的公民判处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接管德国各州的自治权力。

这下谁也笑不出来了。希特勒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授权，根据德国宪法，想要通过一项与宪法本身相抵触的法律或政策，必须得到国会2/3的多数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纳粹党不可能在国会获得2/3的席位。德国宪法第48条有一个规定，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行使暂时的独裁权，这本来是为应付战争或革命而设计的，但宪法并没有详细解释所谓“紧急状态”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找到总统，要求后者行使宪法赋予的独裁权，绕过国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希特勒对兴登堡说，为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法案是必须的，而且他保证不会滥用这一权力，于是兴登堡也就不再说什么，签字同意了。通向独裁的大门就此打开。

希特勒掌握了总统的独裁权，开始了野蛮、血腥的政治清洗。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一群群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暴徒们未经许可便破门而入，强行搜查，把无辜者从睡梦中拖起，扔进冲锋队的营房，严刑拷打，逼迫其供认对德国的罪行。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于他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自由主义党派也毫不留情，各种集会被勒令停止，所属报刊被取缔，公民权利亦被取消，德国头一次领教了纳粹独裁的滋味。

经过短短几天的暴力恐怖，德国政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国社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想躲在总统授予的“暂时独裁权”下过日子，他要成为德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由于他认为经过几天的清洗，反对的声音应该都已经消失了，重新举行大选以获得国会2/3多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于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国二战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

大选结果离2/3多数还差得远。希特勒并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他承认了选举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捞取那个该死的2/3多数票了。他求助于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希望他们信任自己，给予自己独裁的权力。

希特勒这么天真，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独裁？那些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怎么会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希特勒在新一届国会上，发表了也许是他毕生中最精彩、最虚伪的一次演说，他承诺一切旧有的秩序都会维持不变，国会所赋予他的独裁权，仅仅在某些狭小的特定范围适用，绝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会限制任何公民权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领导德国重新建立在一战后的世界地位。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德国人的那种特有的黩武精神，以及对荣誉、对“铁与血”的热切渴望，指引着他们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国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权移交给政府，为期是4年。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国会议员们似乎还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独裁的种子，它就会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说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国会中并非所有党派都被希特勒所蛊惑，社会民主党领袖，可敬的奥托•威尔斯议员，昂然不屈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代表他的党投反对票，并庄严地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仅有84个席位，远远不及投赞成票的441之多，尽管他们的反对对大局来说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他的声音代表着希望。

1933年3月23日，一个从奥地利来的流浪汉、43岁的前德国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程式，摧毁了民主制度，成为全德国的独裁者，再没有任何力量对他的疯狂进行约束，德国从此开始了历史上最恐怖、最暴力、最血腥的一幕。

为什么希特勒的那些恐怖政策能够得到德国人的支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援他、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呢？“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人民为什么敢怒而不敢言呢？”“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好逸恶劳？”“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时，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期望超人或圣贤的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这个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比独裁者本人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援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援同罪……”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德国人会在历史的紧急关头表现出一种对自己权利的惊人的无知和漠视？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帮希特勒磨那柄准备屠杀他们的刀？难道他们就那么崇拜权威，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对希特勒的要求作哪怕是最简单的思考？莫非，盲目的服从和铁的纪律已经深深溶入德国人的血液之中，以至于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也许，对于在选举中占绝对多数的普通德国大众来说，他们选择希特勒，仅仅是不希望有“挨饿的自由”，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管他民主不民主，谁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选谁。的确，在希特勒当政的头四年，德国经济奇迹般的振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年增长率高达11%，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失业率却缩小到了不足1%，德国人终于结束了朝不保夕的失业恐惧，过上了还算“幸福”的日子，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一切权利和自由，更失去了能够制约希特勒的力量，这时候的德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历史老人正在静静地坐在未来，等候着向他们索取“好日子”的报酬，一个前所未有的钜额报酬。

对此，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曾评论说：“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

（niobe：《民主的基础》）

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当年当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别国的人，这些冷漠的人没有站出来集合起来进行抵抗。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独裁者间接帮凶，因为那些沉默的人很容易被对方争取过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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