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8日讯】八月初，自合肥返回南京后，烈日之下，更加感到有必要前往上海拜访那里的朋友。到了上海之后，白天见到了忠厚仁义的戴学武，我们一见如故，立刻交心，都认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追求的是制度的转型，我们是推动者，不是推翻者，目前需要以启蒙和维权为重心。

晚上他驱车数十公里，将我送到上海西北郊的嘉定区，就是在这个整洁的原来为嘉定县府的地方，我再次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国涛。

李国涛，约五十岁，“文革”时期，作为上海的知青，被下放到东三省的北大荒，中共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考回了上海，而后又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于上海一所高校读完研究生课程。九十年代以来，因为直接参与或带领自由民主运动，先后遭到七年左右的劳教所的监禁。

他身材不高，由于下放和牢狱的折磨，看上去和多数民运斗士一样明显缺乏营养，有些微驼，头发稀疏，一付信实真诚的笑貌，戴付高度近视的眼镜，不断的牢狱之灾，耽误了他的生活安排，仍然是个单身，和老迈的年近九十的老父住在一起。

他从来不追求个人的享受，衣裳都是很老旧的，穿一双破旧的冬天穿用的皮鞋，住的房子是父母八十年代分到的老旧的房子，没有任何装潢，几件旧的不能再旧的家具，显示了他一贯的俭朴，电脑是放在一个木制箱子上的，这样的木箱，恐怕只有进城拣破烂的那群人才经常使用。

然而，正是这样的国涛，今年以来，和戴学武一起，拿出自己紧有的储蓄万余元，接济浙江落难的民运斗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接济安徽蚌埠张林的家小和王庭金的家小，接济重庆的许万平家小，同时也接济了到处漫游的我。无论外出到哪里，他和学武仅吃盒饭，盒饭之外的任何食物，在他的眼里，都是奢侈浪费，他的观念是要节省，为那些需要救助的落难的同道或者同道中的困难户节省。

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平常的人物，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古兰经》有言：“敬畏者，在富裕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国涛虽然没有明确地皈依某种宗教，但是他的优异的品格符合几大宗教中的任何流派的准则要求。他敬畏良知，实践自古以来任何先贤都认同的博爱的原则。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合格的佛教徒，是个合格的基督教徒，也配称真正的伊斯兰教徒—真正的穆斯林的品格。

说国涛是个劳谦君子，一点也不过分。吃苦耐劳和谦逊恭让是他的特点之一。今年春天以来，他到南京，到蚌埠，和我们一起日夜切磋，商量如何纪念六四，在我遭到行政拘留的期间，他和安徽蚌埠的张林王庭金反复邮件往来，修改我们共同草拟的文章《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亟需民主英雄主义》，这篇文章的主旨不但是呼唤人们不要忘记六四，呼吁中共当局实施积极政改，同时也指出民主英雄主义的实际力量蕴藏在哪里，目的是要扫清悲观主义的迷雾。

这夜，国涛特别强调了必须立刻发起废除劳教制度的全球性签名请愿活动。我不反对他的构思，只是希望能够在立秋以后进行。请愿是最温和的依法维权活动，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吸取军事行动的一个规则—一次战斗之后，是需要休整的；而投入一次新的战斗之前，则需要充分细心的准备。

次日，国涛和我一起乘车，约三个小时，才从大上海的西北部到了它的东南部。就在前中共检察官、现自由思想家的顾则徐的驻地附近–南汇区祝桥镇，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则徐。我们三人海阔天空，古往今来，无所不谈。书桌边，道路上，小吃铺前，留下了则徐很多博学而机智的言谈，以及国涛很多直率而恳切的言谈。入夜，我们在躺地板上一直聊到入睡。

天亮以后，国涛和我告别了则徐，前往大上海的西南部—梅陇火车站附近，在那里我找到了流亡海外的民运斗士—陈荣利的同案管林根，他说他们的判决书已经自老家盐城寄往上海了，一旦收到，就立刻以邮件的方式发送到我的信箱。我再发送给台湾人权促进会。但是我担心，路上遭到官方的拦截，后来果真是途中丢失了。

我在梅陇站候车前往杭州，国涛一直陪我几个小时，到接近黄昏，车子进站后，他才离开。望着他的背影，那个曾经受到很多年牢狱折磨而后有些微驼的背影，我的心里，敬意之上，不免搀进了悲痛的感觉。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国民的代表，应该是国民的公仆，然而专制制度剥夺了他这样的机会，同时将很多政治迫害强加到他的头上，压抑了他的德才的施展。

这次分手以后，我于八月十四日到了昆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此外通过电子邮件，了解到他一直为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全球签名请愿而操劳。那些大量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他理念、热情、正义感和不懈的勤劳。

最近听说他遭到上海警方的禁锢。这种禁锢，完全是非法的，非正义的。警方没收了他的电脑，搜查了他的住房，不容许他走出家门，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到目前为止，他的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

这位上海城下的特立独行者，在大上海四处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不但昼夜为自由民主的事业而努力工作，而且尽力帮助更加困难的朋友，同时既不畏惧强权，又依法请愿维权，其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引以为模范。

杨天水于昆明

2004年九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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