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8日讯】四、宗教历史与宪政主义

8、基督教是野蛮世界中的文明之岛

宗教的精神遗产就是对信仰的献身精神。头可以被砍去。

生命可以被剥夺，但是装着崇高信仰和思想的头颅不可以被亵渎，也不可能死去。这种尊严是普遍意义的，是属于人类，信任是法律的基础。最早使用约定一词是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约法最早是指上帝与北美的定居者之间的圣约。在古代所采取的歃血为盟的方式，今天已经被更文明的形式所取代，如签字、宣誓等，但其背后的宗教与道德精神依然存在。在中国，由于没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圣约的宗教意涵相对薄弱，但是“盟”背后的神的身影和道德约束力丝毫没有削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规则同样是起源于在神面前的誓约。盟书有高度的宗教和道德约束力。作为公民权利的历史，不论是东方西方都有类似的宗教与道德基础，都有圣约的影子。而只有当盟誓转化为宪法时，公民权利才有可能生长。但是，宗教是无力的力量，圣约式的盟约被不择手段的强力践踏得无影无踪。所以，在中国公民权利无法保障就不奇怪了。

近代清教徒们执著的宗教实践，是公民权利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为公民权利的进一步扩展铺平了道路。阿克顿认为，自由的前提条件是在社会中形成彼此抗衡的力量，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力量和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衡力量。否则自由就是纸上空谈。在形成发达的市民社会与完善的代议制政府之前，在王权泛滥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会是抵抗国家专制主义的堡垒。自由萌生于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的对抗与分立。教会是当时惟一能够与封建王权相抗衡并对之加以训化的有组织的势力。对于自由而言最有意义的演变是，基督教的兴起及扩张把西方社会划分为两大独立领域：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把统治集团一分为二，它是以耶稣基督蒙难前的遗训“把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为依据的。耶稣遗训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弃绝，标志着自由的开端”；基督教至少使西方世界保留了在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性与可能性，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这对于公民自由在近代的兴起贡献极大。基督教不仅为个人信仰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而且为欧洲人提供了辨别是非的道德准则，公民权利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是遥远的，常以牺牲现实利益为代价。宗教就成了西方道德?睦丛础Ｋ杂谥惺兰统跗诶茄趟钠鸬娜.洷e且恢纸袒牧α俊Ｗ诮痰牧α渴古分拼尾荒苄纬删宰ㄖ浦饕澹恢劣谙裰泄ZB茄盎褡镉诰匏右玻缓醚泳本吐尽！保ü俗迹-E?/SPAN>

西元两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大部分还在罗马人的手里。罗马人有自已的宗教，有自己的神庙。基督教的使者来到罗马人的国家。作为新的宗教的传播者，他们的力量十分弱小。罗马统治者不去管他。但是有一天，他们突然遭到逮捕，罗马人把他关进饥饿的狮子的笼子里，狮子却拒绝把他吞下去。看来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喂狮子是罗马人常用的手段。最后他们被砍了头，传说就在今天法国的蒙马特“殉教者山”。传教者圣丹尼死前，天使降临，赋于圣丹尼神奇的力量。第二天死者站了起来，慢慢捧起自己的头，走到河边，洗干净自己的头，死去。那时候还没有法国，但是法国人把他当作自己的最高圣者。在圣丹尼这个地方耸立着著名的圣丹尼大教堂，几乎是所有法国王后加冕的地方。也是王室墓葬所在地。石棺上躺着死者的大理石雕像，是他们生前真实的临终状态。病态的身体，痛苦不堪的表情。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被神话了的帝王天子。假如是在中国，有多少个脑袋也不够砍的。这不是法国国王的仁慈，而是文化根源的差别。在中国，帝王永远是天子，而在西方，上帝面前君王也是人，君王的形象经常是跪着的，在上帝面前，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这种文化使得他们始终不能摆脱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獠拍芄皇刮鞣酱游幕系纳系勖媲叭巳似降裙傻椒.郋梫B叭巳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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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王，宗教本身让他们相信，宗教的精神遗产就是对信仰的献身精神。头可以被砍去。生命可以被剥夺，但是装着崇高信仰和思想的头颅不可以被亵渎，也不可能死去。这种尊严是普遍意义的，是属于人类，而不是属于一个民族或者宗教派别。遗憾的是，到现代社会，还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圣丹尼被砍头之后不肯死去，要将自己的头洗干净才死去。历代的君王们也未必懂得圣丹尼。

历史的轨迹并不是笔直地向前延伸，隐藏的真相是不容易发现的。当年强大的罗马总督轻而易举地把弱小的异教徒传播者投进狮子笼的时候，砍头的时候，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他们自己，连同他们宏伟的罗马神庙，都在昔日罗马这块土地上消失了，那些建造渺小的教堂，没有信仰权利的谦卑的人们，800年后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庄严圣殿。

罗马地区的主教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宗。他们不仅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建立了从基层到最高层的一个宏大的政府式的体系，推动这个教会的事业。他们成为中世纪最大的地主，他们可以在中世纪和国王抗衡，成为国王不得不恐惧的一种力量，国王之间打仗的时候，最后找教宗来进行斡旋，到现在这种传统仍然还存在。在世俗的世界里我要服从国王及其法律的统治，而在精神生活领域中间，国王不可以染指我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界线划分，使精神领域越来越来宽广。例如：宣誓订立合同时，是由教会法院来管辖，宣誓是向上帝宣誓，而不是对具体的国王。早期西方国家的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创办的，因为处在教会的管辖之下，国王就不能染指大学事务，不能干预学者的研究。从而使大学不受世俗权力的压制，获得了思想独立与自由。所以西方的大学争取自由的历史，争取独立的历史更多指向的是教会，而不是世俗权力。国王就是国王而已，你不可以说国王道德方面完美无缺，进行社会动员不能以精神权威的面貌出现。因此，宗教因素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

9、宗教的历史功绩

任何绝对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不管是君主

的还是人民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阿克顿

公元4至5世纪，是当时的人所经历的最严酷的时代，在罗马，堕落的帝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野蛮的民族摧毁了各个省份，人民的生活急剧下降，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遭到了破坏，人们在寻求新的依靠，他们在基督教中找到了新的信仰。

寻找新依靠的人当中有上个叫本尼狄克•冯•努西亚的男子，他是翁布里亚地区一个富翁的儿子，本尼狄克成了一名修士，并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山上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修道院的规则要求其中的修士必须过清苦的生活，必须顺从和维护礼拜仪式以及——他们必须劳动，用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的准则。人应该用劳动来赞颂上帝，本尼狄克就是这样说的，他后来被人尊称为“圣本尼狄克”。

在本尼狄克的眼中，劳动不再是奴隶的工作。修士们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奴仆，所以他们自觉自愿地像罗马的奴隶那样去劳动，尽管修士都是自由人，有些甚至是贵族出身。本尼狄克定下了一条至今对修士仍然有效的规矩，那就是：“在基督的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用同样的劳动服务于同一个主。”修士们要服从修道院长，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在表现特殊的谦卑和建立特殊的功绩上有所差别。

在后来的年代里，修道院还带来了其他的革新：人们都是单独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不仅是哲学家，隐居独处进行思考，与上帝进行对话，最后找到真正的自我。也就是个体，单个的人，在国家和公众面前获得了尊重。

基督教开创时期的中世纪，修道院是当时野蛮世界的避难所和文明之岛。修土们耕耘土地和维护古老的文献，而外部世界中却笼罩着无法无天和强者的权利。修道院从国王和帝王那里得到土地，一些修道院逐渐富有，甚至有了从属于自己的农民。每一个修道院都在自己的领地里经营着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意味着：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产生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修士们——或者从属于他们的农民——种植粮食，修道院的成员把粮食磨成面粉，烤成面包，自己酿葡萄酒，制作酒桶，酿制啤酒，制造工具，挖掘鱼塘和缝制衣服。（《故事中的经济史》，35）

阿克顿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在中世纪幸免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锁链，部分地应归功于基督教会的政治影响。他在某些基督教神学家的政治文献中，发现了法律至上和主权在民的政治学说。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一个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国王违背了忠顺的诺言。废黜他不算造反，因为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人民有权利把他拉下马”。阿奎那则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学院派思想家。正是基督教神学家反对国家专制主义的论辩，使人民主权观念逐渐变成政教双方的共识。

我们理解宗教，主要不是宗教本身完美高尚。而主要是考虑它使人类避免专制之灾。历史上宗教不宽容、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以及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并不足以否定宗教避免专制之灾的首要作用。人类文明不能离开宗教，主要是因为他维护了社会基本品的缘故。社会基本品（罗尔斯的概念）就是每个追求不同价值观的人都不能离开的东西。

基督教通过训育人民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促进了自由的成长。阿克顿说：“对良知的发展、改善和捍卫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任何生活领域都应当遵循的首要宗旨，也是使得宗教成为真正的宗教的内在品质。”他终其一生都是信仰笃诚的天主教教徒。阿克顿也抨击了教会的专权主义和宗教的绝对主义，他致力于自由天主教运动。在他看来，任何绝对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不管是君主的还是人民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10、宪政主义道路

宪政主义的道路，主张对主权加以法律化的限制 。它关心的是权力的范围和限度，而不仅仅是权力握在谁的手中。它区分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并在权利优先的前提下承认国家权力的消极性，因此避免了社会革命的乌托邦道路。如果说全权民主的流行口号是“一切权力归人民”，那么宪政主义的口号，显然就是“一切权力不归任何人” 。

宪政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英国虚君共和为代表的古典宪政主义，产生自1215年贵族们迫使国王签订《自由大宪章》和几十年后的议会产生。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一年后威廉国王接受确认议会至高无上原则的《权利法案》，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标志。二是以美国民主共和为代表的现代宪政主义，以美国宪法及随后前十条修正案的颁布为高峰。尽管大致说来前者具有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特点，有着漫长的历史演进。而后者在立宪上有激进和强制性立序的革命色彩。英美宪政道路的共同点是同样拥有自由主义的启蒙传统和一脉相承的法治模式。这使立宪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改良的自发演进。这和非西方国家的宪政转型就有本质的差别。

宪法主义所指的“革命性”的含义，是指宪政转型所完成的对制度传统和价值传统的颠覆性意义，不是指制度转型必须使用暴力革命手段。非西方国家的宪政化基本上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和晚近的韩国。如何在某种专制主义传统下实现“革命性的宪政主义”转型，这是宪政主义在第三阶段的难题。按照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全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接近了尾声，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已完成某种模式的民主化。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完成“宪政化”。在转型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某种民主框架下的“无限政府”或一个民选的独裁者，甚至看到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军事政变。民主制度的一旦确立可能与一场暴力革命息息相关，并容易得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情支援。但以普选制度为标志的政府民主化完成后，以“有限政府”为诉求的宪政主义要在颠覆性的制度变迁中站稳脚跟，可能受制于更复杂的因素而更加困难。

民主化进程接近尾声，“宪政化”转型刚刚拉开长达半个世纪的冗长序幕。基本上，古典宪政主义和现代宪政主义的已有成就，主要是为后进国家提供成熟宪政模型的理论和技术，而不可能更多的提供转型的路径。立什么样的宪，这是具有普适性的宪政科学要回答的问题。但怎样走向“立宪”，对每个后进国家甚至都是一个全新和特殊的问题。这方面，圣雄甘地大力推动的非暴力社会运动，是后进国家一种具有创新价值的立宪道路。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乌坦把这种道路称之为自我限制的“宪政化的革命”或革命的宪政化。这里的“革命”也没有暴力革命的狭窄含义，仅仅代表一种比传统宪政主义更加积极的谋求立宪的方式。（王怡：《宪政主义的第三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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