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5日讯】中国知识份子是世界上最有“生存智慧”的知识份子。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要感谢无神论的传统教育，它从内部根除了终极端焦虑对良心的质问；另一方面要感谢东方专制主义的锤炼，它从外部钝化了任何尊严意识，并以“明智”取而代之，甚至将尊严感贬斥到愚人世界。道德自卫是中国心灵千百年来的战争，其著名结果就是弯曲真理热情并不断降低道德低线。因此，中国知识份子面对强权选择了三种存在方式：第一，投靠，为王前驱。第二、在朝跪谏，在野垂钓——站在君往立场上为王而死是最高理想。第三、以“杂文”方式冷嘲热讽。几乎没有人站真理的立场上直接责备强权，就象以色列先知站在君王面前一样。当然中国知识份子中不乏“死道”者，但这种英勇往往导致自义，而没有把这种行为视为对真理的跟从，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仆人。

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胡风事件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和勇气逐一被剥夺，道德底线逐渐成为生存底线——活着，成为中国人唯一的人生理想。毛死了以后，邓的改革政策似乎使中国的道德底线有所回升：“委婉地讲真话”以及“至少不说假话”成为新时代的道德底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精英和体制内改革幕僚基本上是在上述两个底线上发言的。邓对这种妥协大部分时间采取了妥协立场，直到1989年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遭遇军队镇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它开始向原初底线回归，这是邓小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江泽民吸取邓小平的教训，对任何企图在原初底线上发言的人，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派去警察，并将之关进监狱。江泽民时代的言论进步与这位政治丑角的开明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进步一方面是因为这位热望独裁的人已经不具备前任独裁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网路自由的突如其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竟然不乏完全站在原初底线上发言的英雄人物。在毛时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林昭，在邓时代，这个人是魏京生，而在江时代，这个人就是胡石根——胡石根是江泽民时代的林昭，江泽民时代的魏京生。这三个人不是大思想家，不是顾准，不是陈寅恪，不是李慎之，他们基本上都是行动主义者。这三个人对暴君没有采取“讲政治”的发言方式，他们更不是吴晗、不是胡耀邦，不是任何打算勾引江搞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他们有话直说，他们没有任何顾虑，他们恢复了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并使心灵卸去全部伪装和负担。这三个人甚至没有采取鲁迅和王晓波皮里阳秋式的反抗，他们直立在那里，使文学智慧变成伪智慧，使“战士”变成苍蝇，使“匕首”变成盾牌，使“幽默”露出犬儒。

林昭之死把国家和人民到倒立起来，或者把整个颠倒黑白、颠倒是非、颠倒底线的世界又颠倒过来，她使浪子重返心灵的家园。她的事业没有完成，暴君和他淫秽凶残的时代将林昭所显示出的底线毁灭于群众的怯懦之中，也粉碎于人民的精明之中。乃至今天，当我们重新发现林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在颤栗中不免怀疑：中国真有这样绝决的人吗？不仅仅是因为林昭出类拔萃，也是因为我们距离原初底线实在太远了。魏京生是第二个站在暴君面前不打算丝毫妥协的人，他没有用“比喻”的方法说服邓小平“开天辟地”，他直接警告说：邓打算成为象毛一样的独裁者。魏京生正在服刑的时候，“六四”血案发生了，胡石根站在魏京生的位置上，甚至更高的位置上（他已经不在乎江是什么人了），组织中国的反对派——1989年以前，“自由化思想”面对整肃往往这样申辩：我们绝不想组织政党；甚至在被逼迫的时候还打算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证明自己的“第二种忠诚”。胡石根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就是要组建中国的反对党，他在法庭上极其简单地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打倒共产党！”这一口号在要求“执政党”下台这种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可以说完全是原初低线上对政治常识的陈述。但即使“异议人士”似乎也会感到此话“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胡石根太“疯狂”了，还是我们离底线太遥远了？

一只跳蚤被装进一个瓶子里，扣上盖子。跳蚤本来可以跳出瓶子，但每次它都撞在瓶子盖上。长期以来，它拥有了一个经验：每次只跳低于瓶子的高度，这样就不会碰到瓶盖。最后将瓶盖打开，这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出来——它已经习惯于瓶子的高度了。另一个故事。一群老鼠开会研究对付猫的办法，他们想出了给猫挂上铃铛的好办法，这样猫走近时他们听见铃铛的声音就可以逃避——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没有一只老鼠敢去给猫挂上铃铛，因此他们的政治方案仍然是纸上谈兵。

我们的现实是：一群有跳蚤经验的老鼠研究宪政制度，打算给中共或中国这只猫挂上，但没有人去实践。林昭跳出去了，魏京生也跳出去了，然后是胡石根。“人民”躲在“瓶子”里，“精英”继续开会。关于那三个人，一个死无葬身之地，一个被“同志”弄脏和遮罩，另一陷入牢狱，生死未卜。感谢互相联网，接近原始底线的抵抗已经开始，在虚拟广场，我们要为英雄留一个位置。

200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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