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3日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论坛》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时事论坛节目。又到了九月学校开学的时间，据报导今年中国报考大学的考生人数达到723万，而农村考生首次超过城镇，达到了考生总数的55%。那么，对于那些跳过龙门的贫穷农家子弟来说可谓是一半欢喜一半愁。

主持：最近纽约时报报导一位中国的高考生因交不起拖欠的学费而卧轨自杀，这篇报导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今年中国农村考生报考占的比例很大，您能否就农村考生的情况为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圣馨：中国人对教育一向非常重视，特别是农村居民觉得读书、上学、上大学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所以对农村的家长来讲，不管他们自己多么辛苦，就是一辈子吃苦受累，也要供自己的孩子把书读完。

主持：万般接下品，唯有读书高。

圣馨：中国的传统社会观念就是这样，而且中国基本上来讲一直是个一元社会，所有的道路最后都通向一条－当官，你才有其他的社会保障，而受教育是一个最直接的途径。很多中国人比西方国家的人对教育更为重视。

主持：所以很多家长，尤其农村的家长，真是舍尽全家的一切、所有积蓄、全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学。

圣馨：对，但最近有很多报导披露，这一段时间因为高考完了，有许多学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因而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刚刚您讲的是四川省的郑清民(音译)，因为没钱补交读中学时积欠的六百多块学费，老师坚决不给他准考证，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去卧轨自杀。纽约时报这篇报导详细，非常感人，把这个学生的家庭背景都作了采访调查，讲到他家里贫穷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六百多块钱人民币的学费可以夺取他一条生命，而这笔钱呢，只是合八十块钱美金，可能对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来讲，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也不只这个钱。

另外有几个案例。比如说在陕西省永春县的一个学生李青培(音译)，他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三天，他妈妈知道他考的不错，可能有机会上大学，因为无法负担他上大学以后的费用，觉得走头无路而服毒自尽。沈阳市有个女孩叫张稀(音译)，是以615分的成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她母亲是个寡母，长期生病，家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负担她女儿一年下来几千块钱的费用，她就决定自己去卖肾，来供女儿上学，后来被记者发现，才进行报导。

主持：我们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像您刚刚提到的，由于交不起中学的学费不给准考证，或已经考上大学付不起学费，家长因供不起学生自杀的、上吊的有很多。

圣馨：对，很多很多，那么对于这些家庭来讲，孩子考上大学的确是一半欢喜一半愁，因为读书升学是他们改变人生际遇唯一的出路，可是他们又没有能力走出这一步。像这样的贫困学生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按照中国官方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城镇的贫困人口是两千一百万人，这部分人完全靠社会救济，一个月基本几百块钱的活命钱；但农村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的，有三千多万人，在贫困线以上，也就是年人均收入在856元以下的有六千万人，合计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达九千万人。而这个数字的计算方法，根据专家说，还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扣除农村人口第二年还要再投入生产的费用，如果扣除这部分费用后，农村贫困人口可能高达一亿五千万人。

主持：说到就业人口这些社会问题，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城镇的失业人口、农村的贫困人口、加上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成为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圣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我们可以想像，中国的贫困人口，按国家的规定，是年均收入在八百多块钱。可是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杂费等等各项费用加起来，大概要七、八千块钱，对于这样的贫困家庭来讲，供养一个大学生是不可能。

主持：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在一些贫困地区，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在两千五百多块钱左右，大学的学杂费及生活费的确是他们负担不起的。

圣馨：所以说这当中不单是贫困的问题，还有不公的问题。这几年对于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一个贫穷国家，有很大的争议。中国连续几年经济增长数据都在8%、9%、10%，甚至超过10% 。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如同纽约时报在写到郑清民的死的时候写到，郑清民是被一辆急速飞驶的火车撞死的，正像中国的经济一样，中国的经济是急速驶过的，但问题是在这样急速车轮的旋转下，很多人被抛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后面。

主持：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城市的生活，高楼大厦啊、公共设施啊，但是农民越来越苦，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圣馨：其实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年有很多项目都是花了很多钱的。譬如前段时间神五上天，据说花了一千八百亿，北京申办奥运花了两千亿，上海申办世博花了三百亿，这些项目都是需要钱的，不是说这些项目不好，而是说以中国的综合国力来讲，是不是应该牺牲教育，而去争取这样的机会。

主持：中国自己说它的教育投入占整个国民经济总值的2.3%，联合国说是2%。

圣馨：国际通行的标准基本是5%，有些国家多达6%或7%。当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这么少的教育投入跟整个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匹配的。

主持：而且2%中还有个有趣的比例：2%里边实际上国家的投入占53%，另外的47%要学校自筹。换句话说，为什么现在各项学杂费都上涨了，或者用各种名目来收各种费用，大概也是要挤出这47%。

圣馨：其实这几年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出了问题，整个教育系统为了能弄到钱，不择手段。有个报导说北航在招生过程当中向学生索贿10万块钱，我相信像这样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讲根本不算是新闻了，教育腐败的案例已经层出不穷，不单是大学，中、小学向学生、家长索贿、要钱、乱收各种杂费等等的事情太多了。

根据中国审计署刚刚供布的报告，对全国五十个县基础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四十三个县的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税收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达4.45亿元。尽管这么少的教育投入中，其中还有大部分被挤占、挪用、或借用掉了。这份报告中还指出，五十个县的基础教育收费一直成上升趋势，在2002年收费总额是23. 2亿元，平均每个学生是469元。也就是说这些在校学生平均每个人要被勒索469元，对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来讲，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

主持：最近北京大学的学者对未来作了个预测－到2010时中国最大的隐患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社会问题。

圣馨：实际上贫富不均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社会制度本身。所谓的教育腐败，是整个制度的腐败，因为制度腐败，在教育领域里就一定会突显出来。我们看到公权力私用，资源的占有，机会不平均，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巨大的倾斜。这种倾斜也许在今天中国急速的发展当中我们还感觉不到、看不到这样的恶果，长时间下来，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腐败之下，可能过个10年、8年，这个恶果一定会突显出来的。

主持：这可能也是陈至立这几年当教育部长的成果啦。不过，您刚才提到中国社会资产不公，有个统计数据说中国95%的资产掌握在5%的人的手里，像江泽民的儿子江棉恒有那么多的公司在控制着中国的经济，相当大比例的资源。

圣馨：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自己也有统计数据，讲整个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形的，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人，只是金字塔尖儿的那么一点点，大约3%或5%的比例。像上海、北京、深圳等大都市的繁华也就突出的表现出塔尖上的景象。

主持：您认为如何解决中国现在这种现象？

圣馨：毫无疑问，中国整个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作调整的话，教育本身的所谓的改革是不可能治本的，不可能脱离、超越这样的制度，完全独立于这样的政治体制之外，这是不可想像的，最后还是归结到怎样促使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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