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日讯】（ 五 ）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编造的、虚假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会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推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于半夜学鸡叫，克扣和压榨长工如此厉害，他早已一败涂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宝毕竟太嫩，编造谎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驳。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中共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 六 ）“土改”是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杀人的事，必须慎之又慎。毛泽东说过多次：杀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长出来；人的头割掉后，就无法再长出来了。——但是，毛泽东说话不算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便大开杀戒，“土改”就是一例。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废除了死刑，即使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杀一个人，法律程式都相当复杂。首先必须追究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证据齐全、罪行确凿后，依据某法律某条款，才能判处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时候，“罪”与“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这根准绳。“党的政策”规定要杀谁，政策的执行者说要杀谁，那人就难逃厄运。杀地主，既不要问犯没犯事，也不要去寻找证据和法律依据，斗争会场上有人（多数是会前布置好的积极分子）喊杀，一呼百应，第二天便绑赴刑场，“呯”地一枪了事。

你说没“法”，他们说不对，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这部法规定，共产党到来之前三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均在该杀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个道理是：法律不应该追诉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随地吐痰，违者罚款100元，法令颁布后立即执行。——那麽，我昨天随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颁布法令，就没有理由罚我。——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中共的“土地改革法”，追诉法令下达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全部是你中共到此地来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诞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有了的，怎么能追诉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现在你用“枪杆子”逼着，要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财物，扫地出门。好，地主们就老老实实把土地和财物全部献出来，你怎么还要杀人呢？地主并没有做坏事呀！

即使退一万步讲，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两千多年制度的沿袭，是历史形成的，地主本人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更没有死罪！

再则，你要杀某个地主，要讲清楚，为什么要杀他？说地主有罪，要讲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么罪？该不该杀？——将强词夺理和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头上，不准开口辩护，一顿乱打，一枪崩了，地主们死也不瞑目！

不讲道理，用枪杆子逼着，杀人越货，是什么人？是土匪、强盗。因此，1950年中共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以党的名义，用国家发布政令的办法，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么“死罪”呢？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拥有的土地和财富超过了共产党规定的数量，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收了租，吃了剥削饭。——用这种罪名，一杀便是200多万，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罕见的最大的冤案！

（ 七 ）“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中共暴力“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准；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古代，农村是非常安宁、祥和、温馨的。请读古诗：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张演《千家诗•七绝•社日》 ）

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春社”就是开春之后村里结社开大会，商讨本年度的生产大事：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出席会议的是每户的当家人。生产大计讨论完毕后，摆开丰盛的酒宴，大家乐呵呵地大吃一顿。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每户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当家人扶着回家……这真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农家乐”画图，可以想象，当年农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乐、幸福！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会议召集人，也许是“村长”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人人满意。这位德高望重、办事公平公正的长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财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参见本文第三节）。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等）打冲锋，打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从此，毛泽东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为他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

革命革了几十年，到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使朱镕基总理头痛、温家宝总理特别关注的“三农问题”，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 八 ）应该为“地主”“平反”

中共暴力“土改”，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当然需要平反！

做错了事，杀错了人，虽然事情的恶果不能挽回，人死无法复活，但承认错误，澄清思想，对死者是一种凭吊，对活着的后人是一种安慰，同时可避免国家今后再度陷入那样可怕的人为的灾难之中！

但是，要求当局平反，就须认真考虑了。为什么？因为要求他们平反，是一种奴性思想的表现，是当久了奴隶之后恳求奴隶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隶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农村亲戚，被错划为“四类分子”，80年代初平反后，打发女儿来问我：听说公社还保存了一袋关于他的“黑材料”，女儿的同学在公社当副书记，他想利用这个关系，请客送礼，走后门把那袋“黑材料”要回来……我回答说：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变，那袋“黑材料”是一袋废纸，他们拿了没有用，你要回来也没有用，徒然增添烦恼；如果上面的政策又变回去，继续搞阶级斗争，他们一个晚上便可以整理出一袋新的“黑材料”……这位亲戚听了我的话，没有去要那袋“黑材料”，后来果真没事。——这个抛弃“奴性思想”的小事例，对我们要求当局给地主平反有参考价值。

共产党是靠“土改”起家的。当年，没收地主财富中最有价值部分（金银财宝），解救了建政初期的财政危机；而200多万地主鲜血，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要求当局给“土改”平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这一届“胡温体制”对“土改”“杀地主”不承担直接责任，但由于他们继承了大统，理应出面道歉，抚慰200多万枉死的亡灵及其后人。但由于他们继承的是专制体制，在目前条件下，尚无法转过弯来；本人的思想认识，也可能没有达到同意平反的高度。所以，人们不要对当局给“地主”平反寄予厚望。

怎么办？

其实，给“地主”进行所谓“平反”，并没有物资方面的补偿，也不可能把没收的土地交还给他们的后人，平反的唯一效果是：改变错误的思想认识，使人民群众知道，95%以上的地主都是人格高贵、品德高尚、学识高超的好人。这样，就在道义上给地主彻底平反了。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给地主平反，就无须祈求当局，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做。笔者就做了一件为地主平反的大事：2003年3月4日在“万维读者网路 www.creaders.net 网墨专辑 陈沅森专栏”发表了22.5万字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

从共产党的正面歌颂“土改”的长篇小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中篇小说有香港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短篇小说有台湾姜贵的《旋风》。

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部从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

现在有了，《佛怀煽仇录》突破了中共只准从“正面”描写“土改”的一言堂禁区，冲破了中共几十年来文艺扼杀和文化封锁，成功地再现了“土改”谋财害命、血肉横飞的历史，是第一部从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

“土改”过去半个多世纪，地主尸骨早已灰飞烟灭。随着当年亲历运动者一批批先后作古，悲惨的记忆渐渐淡漠，最终将烟消云散。如果笔者这一辈60多岁的老人再不写出来，时间无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恶将随着人世沧桑而湮灭。人类的良知呼唤正义，呼唤历史的真实，幸存者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后人。笔者怀着对200多万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为完成这一历史重托贡献了一己微薄之力。

上一世纪40年代末，农村信奉佛教的，约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整个中国就像在“佛”的“怀”抱之中。笔者摘取“佛怀”二字，作为江南一个偏僻的乡村的名字，让“土改”的故事在那里演绎开来，以此喻示“土改”及其杀戮地主，遍及全中国。

《佛怀煽仇录》塑造了一个信奉佛教、心地善良、学问丰富、品德高尚的大地主王殿臣。他怜贫恤老、抚育弃婴、助教兴学、修桥补路……用祖辈遗留的财富，赞助乡村中一切正义、正当的事业，深受乡民拥戴，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土改”的疾风暴雨中，王殿臣逆来顺受，主动献出数额巨大的金银财宝、土地和全部家产，归顺新朝。但“土改”干部仍然逆天意，违民心，把他枪毙了……大多数乡民为此伤心落泪。

《佛怀煽仇录》再现了“土改”的历史惨剧，从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和共主义产邪说，深刻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是一部控诉毛泽东和中共罪恶，唤醒人类良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一位“土改”时从大陆逃出来的老华侨读了《佛怀煽仇录》后，紧握着笔者的手说：写得不错！书中的几个人物都站得住脚，特别是大地主王殿臣，就像“土改”中被枪毙的我的伯父，当年他们就是那样想的，就是那样说的。你为200多万枉死的地主鸣冤叫屈，写书平反，做了一件大好事。你写了这本书，这辈子没有白活！——聆听了老华侨的鼓励，笔者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佛怀煽仇录》是一部抛砖引玉的作品，希望有人写出第二部、第三部……揭露“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到为地主平反的行列中来，将《佛怀煽仇录》用纸质载体出版，将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都是为地主平反作出贡献。

临了，双手合十，心香遥祭：200多万枉死的地主的亡灵，历史最终会还你们一个清白之身，安息吧！

2004年8月3日 于加拿大 蒙特利尔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加拿大

－－转载自《观察》网站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