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日讯】（ 一 ）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中共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麽，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被共产党几十年的宣传深深地毒化了，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辞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 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 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中共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央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中共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麽多地主？

大力为共产党宣传、与毛泽东私交相当不错、名著《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

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

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深知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麽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不要看表面文章，不要看毛泽东的诗词如何豪气干云：“天兵怒气冲霄汉”、“六月天兵征腐恶”……每一句诗里都饱含着地主的鲜血、战士（农民）的鲜血和农民的血汗……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8年秋收起义，窜入井冈山搞武装斗争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所谓“土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主”的代名词。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中共建政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非常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大开杀戒，杀鸡儆猴，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便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人随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早些年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楣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掩面而泣，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的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穷兵黩武的毛泽东为了讨好史达林，用中华儿女的生命和血汗钱，为发动朝鲜战争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给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点点好处，农民就会为他卖命。“土改”将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下中农，翻身的农民感恩戴德，让自己的儿子、丈夫去参军，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送他们开赴有去难回的朝鲜战场。

中共为一党私利，隐藏着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目的，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号进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贫苦农民的“大救星”，实质上是为了利用农民，哪里会真正为农民着想！说来说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未完待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加拿大

－－转载自《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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