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卢跃刚实践“蒋彦永模式”

─万言公开信乃青年报人宣言

张伟国

标签: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5日讯】卢跃刚六月十三日给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公开信,经张炜推荐七月十二日刊发在《新世纪》网站(//www.ncn.org/asp/zwginfo)。此文剖析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乃至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现状,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他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理念的阐述,也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现代中国青年报人的向往和心声,这给中国新闻控制与反控制的胶着状态投下了富有希望的变数,尤其是他本人作为一个名人所发表的“政见”,有效地实践着蒋彦永模式,这种示范将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动力。

蒋彦永模式:名人表达独立政见引发政治后果

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官本位体制里,名人通常意味着是依附在特权统治集团身上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在六四事件以后,政府有意的通过经济利益进一步赎买名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及其表达权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持续高压之下,除了像吴祖光那样少数几个敢言志士,名人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和十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阉割,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局面,也证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再次被打断了!

然而,中国社会的正义良知并未灭绝,最近这些年来不但在中共体制内部有李慎之、李锐、胡绩伟、林牧等人时常发表十分开明的政见;而且有一批专业人士像名律师张思之、莫少华、郭国汀等,教授秦晖、贺卫方、萧雪慧等,出版工作者谢泳、丁东等,理论工作者刘军甯、余世存、王怡等,民间也有鲍彤、曹思源、何家栋、刘晓波、王力雄、俞梅荪、张耀杰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发表独立政见。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压力,这种压力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其影响作用正在急速扩大。然而,因为中国在社会组织方面的严密控制,这种压力和影响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舆论方面,要上升到政治层面还相当困难。

一年前,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七十多岁的蒋彦永医生,揭露中共隐瞒萨斯疫情真相,享誉天下,不但使他成为世界名人,也引发了中共政坛的一次不小的地震: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等被迫下台,他也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和“民族英雄”。今年两会期间,蒋彦永又给中南海当权者写信:要求为六四正名!这一次蒋彦永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冲击就更大了。在六月敏感季节他和夫人失踪并被解放军总政保卫部拘留五十天,足以表明事态的严重程度,更关键的是蒋彦永切准了中南海的心疾,并令中共当政者陷入了两难的悖论:蒋彦永的信指出了中共统治合法性缺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备受合法性困扰的中南海竟然再抓蒋彦永,使其本来就稀缺的合法性遭受更大的创伤!中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赶制有关六四事件的光盘,以及发出维持六四结论的文件,在高层内部“统一思想”……但是中共这种“见不得人”的自我辩解,已非十五年前的自以为是能比!这其实已经产生了政治后果。

与以前的名人问政参政不同,蒋彦永的两次出手可能已经创立了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作为名人表达独立政见,并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政治后果。在中国反对派无法有效集结的特殊国情之下,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通过个人发出独立的批评声音,不断质疑身边存在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以其产生的政治后果促进中国政治健康的发展!时下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缺乏动力,也许就是这种“蒋彦永模式”最终有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动力——一种新的“社会合力”。

“蒋彦永模式”在于蒋彦永本身也是一个胚变的契机。在中国大陆那样的社会里,区别一个知识分子和名人的“大”与“小”、“真与假”、出类拔萃还是庸庸碌碌,除了看他在自己专业领域中的成就,就是要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表达与文明进步相一致的立场。像蒋彦永就是在六四等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通过讲真话宣示自己的立场,而使他的精神境界、他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相反,有些名人可能名气比蒋彦永医生还要大得多,比如像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虽然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他在六四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与中南海极权专制权威沆瀣一气,为正义之士所不耻,毫无疑问这种丧失良知的表现使他失去了成为一名大知识分子的资格。如今,谁也不会怀疑,蒋彦永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他是不同于普通名人的出类拔萃者!被中共摧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陆,竟然还保存了这样的火种,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卢跃刚实践“蒋彦永模式” 长江后浪推前浪

四川籍的卢跃刚生于一九五八年,也是目前中国负有盛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其代表作品《以人民的名义》、《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大国寡民》、《东方马车》等,每一发表即引起轰动,并连连获奖。他目前是《中国青年报》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副主任,被视为中共主流媒体中“最具思想性、批判性”的记者之一。毫无疑问,他在今天中国大陆是一个名人,名作家,名记者!

说卢跃刚的这份万言书是对蒋彦永的声援,除了在形式上实践着“蒋彦永模式”,在内容上也有两处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与六四事件的关系,卢跃刚指出: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

其二,卢跃刚直言不讳表达了同仁们的一个共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六四后遗症”。《中青报》前任总编辑徐祝庆离任时,向一些六四以后曾经被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卢跃刚认为他的道歉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

毫无疑问,这也是卢跃刚本人借此在六四问题上表达立场、剖白良知。这是中共体制内继蒋彦永医生之后,对六四这一最敏感的问题公开表达的与官方立场相左的观点。蒋彦永的罪名不就是讲真话,不就是要求中共为六四事件正名吗?不就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宣示自己的良知吗?卢跃刚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南海已经发了文件和光碟,试图将蒋彦永公开信的政治冲击力限制到最低限度,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去《中青报》讲话,甚至也可能包括了落实中南海这一“精神”的内容。考虑到这种背景,卢跃刚的义举对于中共当权者就是“针锋相对”了,对于蒋彦永就是两肋插刀了。如果说蒋医生的公开信是从正面提出了对六四问题的“正名”问题,卢跃刚的万言书则是用具体的证据,巧妙而又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为六四正名的必要性。他们的默契,真让人拍案叫绝。

蒋医生如果看到卢跃刚的万言书,想必一定会倍感欣慰,自己并不孤单!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天下为己任的卢跃刚们,正在或将要以各自的形式加入到“蒋彦永模式”的行列中来,可以预料这支队伍将迅速壮大。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不要以为在统治集团内部找不到政治改革的动力,就可以回避这一问题,民间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蒋彦永模式”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投进新的变数。

前不久余杰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还表示担心,吴祖光等敢言的著名人士去世后,中国政府抓了蒋医生,那些名人或知识分子不敢挺身在救援蒋医生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然而,当我们读到卢跃刚的万言书时,就会觉得这种担心可能是多余的。卢跃刚的挺身而出有其特殊意义:代表专制极权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走向没落,正在持续放大的“蒋彦永模式”效应,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会泯灭,吴祖光的精神已经有了传人。

现今中国青年报人的宣言,挑战中共新闻控制的宣战书

比起前不久焦国标那篇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讨伐中宣部》文章,更能震撼中国新闻界!因为它更具体、涉及的问题更敏感:六四问题和前任总书记搞个人崇拜,并直接批评《中青报》的顶头上司,因此写作这篇文章也需要冒更大的风险。经历过这场“风险”之后,传统的专制禁忌或者会有更大的突破,中国新闻媒体有可能赢得更大的空间。

赵勇是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第二把手。据卢跃刚万言书披露,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其要点: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卢跃刚认为,赵勇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使报社许多同仁极度反感和失望。

卢跃刚的公开信披露的《中青报》与中共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细节,令同行们相当“解馋”。他明确提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毁报纸。他用“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巧妙的解释了中共极权专制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他在“万言书”中阐述的思想观念,包括像“青年报人”、“报人文化”、“同仁文化”等,已经超越了中共体制内八十年代探索新闻立法新闻改革的局限。他宣称: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从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

这几乎就是中国青年报人的宣言书,也是挑战中共新闻控制的宣战书!

卢跃刚这封万言书不但富有勇气,而且极富智慧理性。它是研究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年新闻发展殊为难得的重要文献,并将对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帮助外界了解到中国新闻界最先进的一批活跃分子的脉动。

中国的新闻报业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后步入歧途,沦为引导舆论的“工具”、“党的喉舌”。这种对新闻本质的反动,对新闻自由规律的破坏和扭曲,到文革的时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开放改革,使得新闻媒体在形式上有所“宽松”。但到了八九年夏,中共保守派藉六四复辟,其中以上海帮的女干将陈至立在上海批判《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同仁办报”,江泽民赤裸裸鼓吹“政治家办报”为主要标志。中国领导人连续多年在世界新闻自由的公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中国监狱中一直关押着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今年来在商品化大潮的裹挟之下,中南海依然死守政治控制的高压,并建立了各级的审读机制,投资控制互联网的“金盾工程”……

然而,新闻自由的规律有其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动力,有心人笑蜀汇编的当年《新华日报》社论《历史的先声》,俨然把中共押上统治合法性的审判台。从刘宾雁、钦本立,到卢跃刚,中共再强大的高压,也无法泯灭新闻自由的火种。倒是进入现代高科技时代,这些火种借助互联网,已然孕育着星火燎原之势。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www.dajiyuan.com)

相关新闻
张伟国:杨建利的“上诉书”
张伟国:知识份子的歧途与中国人权的困境
张伟国:洪哲胜主编的《民主论坛》和中国民运相得益彰
张耀杰:《议报》与我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请进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