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之广泛兴佛

北朝各代囱信佛教，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开始就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喜欢看佛经，每次见到沙门都要行礼。明元帝则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

不过，魏太武帝却在太延四年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后又听信崔浩谗言，下令杀尽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史书记载，“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但太武帝因为灭佛而不得善终，45岁时为宦官所害。

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文成帝时，下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允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献文帝继位后，在宫中建寺习禅。到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僧尼达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北魏末年，各地僧尼多达二百万余人；而位于平城的佛寺约有100所，各地合共6478 所，洛阳中已有1376所，各地寺庙达三万余所(见《释老志》和《洛阳伽蓝记》)。

北魏至孝静帝后，分裂成东西二魏，继承东魏的是北齐帝室，文宣帝曾派遣高僧法常入内庭讲经，之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邺都内的大寺约有4000所，僧尼近80000人，全境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

继承西魏的是北周王朝，明帝时建陟岵、陟屺二寺，至武帝时又有灭佛之事，至宣帝时才渐次回复旧貌，至静帝时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使佛教全面复兴。

北朝时佛寺建筑盛极一时，如《洛阳伽蓝记》序中指“招提栉比，宝塔骈罗”，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佛教时，便于天兴六年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后来献文帝又于皇兴元年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更大力营造寺塔，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其中以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与只洹精舍较著名。

北朝之北魏的兴亡

* 北魏的建立

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跋部落建立的。拓跋部最初在东北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活动，过着游牧生活。西晋末年，拓跋部分为三部。

307年，猗卢统摄三部，有骑士四十余万。猗卢因帮助西晋抗击匈奴的刘聪和羯人石勒，被西晋封为代王。316年，猗卢被杀。从此，拓跋部落分裂，又陷于纷乱之中。

338年，什翼犍继代王位。拓跋部“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国家机构逐步完备。什翼犍频繁的对外进行征伐，虏掠了数以百万计的牲畜和人口，势力逐渐壮大。376年，前秦苻坚征服了拓跋部，什翼犍被杀，部落离散，余众被分为二部。

386年，什翼健的孙子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 统一北方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推行屯田制度，发展农业，国力日益强盛。395年，他大败后燕军队，接着攻占信都（河北冀县）、中山（河北定县）、邺（河北临漳）等地。

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北魏在征服中原过程中，任用汉族地主为官，许多著名汉族豪强都成了拓跋珪的得力谋士。

元帝拓跋嗣（409年～423年）即位初，继续任用有能力的汉人，并给他们高官要职。他们帮助出谋划策，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后来，山东、河北的著名士族豪强也都归附了北魏。

到太武帝拓跋焘（424年～451年）即位时，十六国后期的各个政权，经过互相吞并，只剩下北凉、北燕、夏和西秦了。经过征战，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

* 魏孝文帝的身世和仁德

471年，魏献文帝拓跋弘把帝位传给五岁的儿子元宏，是为孝文帝，由其祖母冯太后执政。

史书记载孝文帝出生时就有异象。当时“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他出生时就长得不同凡响，长大后十分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

孝文帝对待兄弟亲族、大臣及周围的人，都非常宽和仁慈。有一次，别人在用餐时用热羹伤了他的手，文帝微笑着予以宽恕；还有一次，在饭中吃出了虫秽之物，文帝还是笑着宽恕了从人。有宦官曾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不是，太后大怒，打了文帝数十杖。文帝默然而受，也不进行申辩。太后死后，文帝也不以为意。

文帝喜好佛法，十五岁起就不再杀生，也停止了射猎活动。此外，他生性简朴，骑马的鞍子只是铁木的而已。

文帝亲政后，从善如流。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他常思虑并关心百姓的疾苦，对手下的大小百官则留心观察任用，对于贤能之士，根据才能的大小加以任用。他常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

文帝告诉史官说：“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在其南北征巡时，有官员上奏请求整治道路，文帝说，只要简单的修桥梁可以通过马车就行了，不用铲草令土地平整。他是凡所修造的，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在文帝巡幸淮南时，如果需要砍伐老百姓的树的，一定要留下银两，而百姓的田地从不践踏。

* 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建国之初，官吏没有俸禄，因此农民的负担较重。国家规定：“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实际上农民的负担远不止此。

此外，北魏初期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采取歧视政策，将其变为奴隶和杂户；战时还驱使他们为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面督阵，如果步兵不前进，便被骑兵踏死。而在上层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清河大族崔浩在巩固北魏统治上出过大力，后来因与拓跋焘意见不同而被杀，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汉族门阀也都遭灭族之灾，被杀者达二千多人。这种矛盾也影响了北魏政权的稳定。

上述矛盾使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孝文帝于485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实行了均田制。北魏初年曾推行过“计口受田”制，而新实行的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

（1）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死还田。

（2）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还。在二十亩桑田上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来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分额。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受法和露田一样。

（3）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4）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而不愿迁移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又不足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

（5）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其次，实行了三长制。三长制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

第三，实行新租调制。新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麻乡出布）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新制实行后，按户等征收租调的“九品混通”制便废除了推行上述制度后，农民有了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许多少数民族百姓成为均田户，对巩固他们的定居农业生活也有积极作用。而北魏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 魏孝文帝迁都和汉化措施

490年，冯太后死，魏孝文帝开始正竹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之所以迁都，是因为北魏孝文帝本人十分崇尚汉族文化，希望推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旧都平城，推行汉化政策阻力很大。

于是，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声言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并由此推行其汉化措施。

汉化措施包括：

第一，改官制。魏初，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改定官制，完全依照魏晋南朝制度。

第二，禁北语。鲜卑人原使用本族语言，北魏军中也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语杂用。孝文帝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在具体实行上，因为三十岁以上者不能一下改变，尚不强求；三十岁以下者，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

第三，禁胡服。鲜卑旧俗披发左衽；妇人冠帽着夹领小袖短袄。迁都之同年，下令禁胡服，服装改为汉制。

第四，改姓氏。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人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贵族合作。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孝文帝的汉化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他们不仅在改制前进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后也不断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同年冬，旧贵族在平城发动兵变。孝文帝派军平服了叛乱，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的汉化，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

* 魏孝文帝改革和汉化的影响

孝文帝改革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而吏治的改善，负担的减轻，使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

北魏的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如契胡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景而已”。

手工业也有所进步。绢布产量增加，绢价下降。魏初，每匹绢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冶铁等部门也有发展。

孝文帝改革和采取汉化措施之后，北方的民族矛盾也有所缓和。

* 魏孝文帝之后的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进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
北魏后期，鲜卑门阀在优裕的生活中已经完全腐化。如高阳王元雍有家仆六千，使女五百，吃一顿饭要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更为奢侈，他有十几匹骏马都用银槽来喂养，请客用的器皿如水晶砵、玛瑙碗等，都是由外国买来的稀罕之物。元琛曾自负的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魏孝文帝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这使统治者和老百姓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