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祖祥:赵燕仍受关注 维权未有穷期

苏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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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5日讯】沸沸扬扬的赵燕被殴事件在主流媒体上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但在网路世界却依然那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依然那样让人们倾注足够多的精力去辩论或是谩骂、攻讦。仅就我的视野所及,在关于茶舍里关于赵燕事件的贴子的点击率和回复率都非常之高,其中尤以王怡、湖人附近、静娅、无垢余孽、刘路律师、黑岛人、闲言的贴子最为引人关注。从贴子和回复来看,在很多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是没有所谓重叠共识可言的,借用五岳散人的话说就是“鸡同鸭讲”。造成认识上的歧异的原因既有心智上的不同,也有良知上的差别,虽然我的学力和识力提醒我根本不具备就此问题作所谓总结性的回顾,但致力于公民维权的李健先生的热切期待和我自己与生俱来的表达权利又让我不揣浅陋,将一孔之见芹献于前,以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为建设公民社会尽一已之力。

一、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政体

由于赵燕被殴发生在有“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之语)的美国,因此媒体和网民就有一种说法:“你美国也是这样,有什么资格说别国的人权状况!”言下之意大有“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之慨。这种认识的误区一方面在于听不得批评的心态,另一方面在于忽视民主政体国家从来就没有自诩为完美无缺、十全十美。这种“最不坏政体”的理念建基于对人性的清醒认识:人性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状态,既有向动物性方向堕落的危险,也有向神性方向提升的可能性。有鉴于此,确保不向充满兽性的丛林法则屈服就成了人的底限和共识,这一认识既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如果我们把具有大同社会色彩的乌托邦和太阳城理解为十全十美的理想国,把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理解为好,把“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衣”理解为不坏,把“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和“道路以目”理解为坏,把“千里无鸡鸣,白骨蔽于野”理解为最坏,那么我们不妨把民主的政体理解为介于“好”和“不坏”之间的一种状态。这样我们似乎可以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序列:最坏——坏——不坏——最不坏——好——完美无缺。如果我有充分的选择权利,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完美无缺”或是“好”;如果我只有有限的选择权利,那么我将选择“最不坏”。正是由于有孔子,孟子,柏拉图,托马斯·莫尔,孟德斯鸠,麦迪逊等古今中外先哲们的不懈探索,我们得以明了不同的政体形态和自己具有不可剥夺的选择权利。

二、法律和媒体是遏制政府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人的有限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结成群体,形成国家,于是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起初人们是自愿转让,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个人的权利随时有被剥夺殆尽的危险。在权利博弈、暴力推翻等不同的政权更叠方式中,人的智慧越来越让人们认识到节制国家权力,监督政府运作是明智之举(当然也有好多智慧不起作用、弱智大行其道的情况)。于是民众和国家之间签定某种契约,限定作为国家意志体现者的政府和执法人员、行政队伍。这份契约的最核心部分就是宪法。然而有了宪法的国家并不等于宪政国家,就像订立契约与执行契约之间不能划等号一样。宪政的实施既要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和执法人员的严格执法,又要有权力精英的理性节制和公民意识的深入人心,还要有媒体的严厉监督。在此我们不妨重温杰弗逊的那句名言:“如果让我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和一份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作为天赋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言论自由,既是宪政得以实施的保证,也是宪政得以实施的结果。

在此次赵燕被殴事件中,美国司法机构的迅速介入和媒体的穷追猛打,让我们再次体会到:民主国家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有了错误后纠错机制迅速发挥作用,并使纠错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使得后续发展能力得以增强。这种自揭其短既有制度上的保证,也有道德上的勇气和自信心的充足。而“家丑不可外扬”则既是体制痼疾的结果,又是良知缺失的遁辞,也是“自己的主子打自己的奴才不算是打”的美妙借口。

三、种族歧视不可接受,其他歧视也不可接受

根据媒体的报导,赵燕被殴有种族歧视的因素。人作为个体的差异性与人作为共同体的同一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多样性的一份礼物,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种族差异性体现在智力、禀赋、体格等诸多方面,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了差异性对待,乃至“种族优劣论”、“种族灭绝论”等种族歧视性论调。随着人类智慧的逐渐演进,“政治正确”的观点逐步被人们所接受,“黑种人”“黄种人”被“非裔人”“亚裔人”所取代。当然真正消除种族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龙应台就写到中国人在非洲人面前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美国作为世界民族的熔炉,在种族的融合方面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开放姿态,尽管其历史上也有过血腥的罪恶,尽管现阶段有这样那样的种族歧视的案例,但这无损于美国现阶段作为维护种族多样性的世界领跑步的地位。

种族歧视的荒唐性已经被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但其他歧视却并没有退场,如地域隔离 带来的地域歧视:某大城市的人因为尽享各种优惠政策而滋生出外地即使省会城市也是乡下的心态,城镇户口的人天然地在农村户口的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滋生出来的歧视;职业歧视;财产状况不同而滋生出来的歧视;性别歧视;宗教信仰歧视等。

消除种种歧视,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四、把绝民族仇恨煽动,形成节制理性的民族心态

历史上颟顸的封闭、愚昧的专制所遭致的屈辱,现实中还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力以及国民教育中有意地遮蔽和夸大某些部分,导致有些人如阿Q一样幻想着革命成功后把秀才娘子的甯式床搬到土谷祠。网路世界里反美仇日的甚嚣尘上,既有政府借民族主义向对方施压以及转移民众视线的考虑,又可看出民族性中褊狭、暴戾的不成熟的一面。这种心态是尚未成为暴发户时就已盘算自己暴发后如何摆阔,如何“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暴民心态。美、英、法对德、日的不同态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战后英法主导的《凡尔赛和约》欲置德国于死地(尽管美国不同意),迫使德国接受非常苛刻的条件。沉重的负担使得德国的民众不堪忍受,法西斯思想于是如水银泻地般在德国社会弥漫,纳粹煽动民族精神,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灾难在短视庸碌的政客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对日对德政策避免了冤冤相报的暴力回圈,以克制、平和、理性的态度,显示出人类智慧中令人充满希望的一面。殴盟的不断壮大也让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解、宽容的力量是可以战胜仇恨、偏执的。

赵燕事件只是一起普通的政府执法人员侵犯外国游客人权的案件。这个案件无关民族大义,更不是民族仇恨的导火线。值得人关注的是,赵燕声称要代表中国人民打这场官司。这个说法的背后掩藏着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太强,同时也暗示着合法性的缺失。我无从证实也不准备探讨赵薇的家庭背景、财产状况和旅游廉洁度等。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些因素不应该构成赵燕事件的观照角度,否则就有财产歧视之嫌,尽管是穷人对富人的歧视。当然赵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在民主政体下,授权通常以选举的方式得以确认),声称要代表祖国人民时,除了反映出汉语中被代表民众的可有可无,还可看出她对自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无力感,她对自己此次出游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缺乏充分的信心。

五、见贤思齐,融入主流文化

尊重人权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是无可置疑的普世性准则。这种尊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没有狼对羊的骄纵,也没有羊对狼的谄媚。“大人、老爷、官爷、老板、小人、草民”这些被主流媒体播放的电视中反复出现的人物称谓,昭示着我们离文明社会还有多远,公民意识在现实社会是多么稀缺。孙志刚案、李尚平案,李思怡案、黄静案以及我家乡的蒋念洪案和其他已经浮出水面或尚未浮出水面的大大小小的案子,不断地提醒我:公民维权的路很长,也很难走!

每当我们说起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我们对万邦来朝、汉唐盛世充满着自豪。是的,我们的文明曾经起过带头羊的作用,也在文明的碰撞和文明中闪耀过炫目的火花。但后来无可挽回地衰败了,落后了。明智、理性的态度是,放下身段 ,就像其他文明曾经学习中华文明那样,汲取人类智慧中的精华。毫无疑问,政治文明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主宪政,尊重人权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自由所蕴含的人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展、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要义,则是一切文明的旨归。

六、公民维护自己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尊重人权与民主宪政是孪生兄弟,二者不可须臾分离。公民人权的保障是如此重要,以至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权状况在国家实力中的分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软实力应该包括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等。这些实力的形成不是靠欺骗可以取得的,而且即使欺骗得逞于一时,终究也不会长治久安。前苏联这个黑幕帝国像泥足巨人那样不堪一击,在一个早晨轰然倒塌,再次印证了视万民如刍狗的政权的虚弱性。如果把人们的不满和失望引向民族主义,借民族主义的做秀掩盖自身的深重危机,这只能让人对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产生深深的忧虑。

每个公民都有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的神圣权利!这既是个体的神圣诉求,也是国家得以强大的不二法门!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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