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5日讯】淮生，一个在城市里谋生的农民，他认真地关注着农民的利益，笔者读过他多篇关于农民的文章，他的情怀是让人感动的。今天读了他的《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之后，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是否会像下乡知识青年和右派那样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在他看来，“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可能会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淮生是这样表达他的判断的：

我只关心一点：你们能不能肯定，你们不会是下一个知青群体、不会是下一个右派群体？

我自认为是中国农民中对你们有较多了解的那部分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你们存在疑惑。

——因为，号称“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践踏良心、践踏社会公正；

——因为，在你们公开的信息中，我依然没有机会，找到获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线索。

个人认为，淮生不应该把“六四”难属拉进来，把他（她）们和民运人士放在一起接受淮生的质疑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人的政治诉求仅仅局限在为他们的亲人讨公道这个特定的范围内，这些人都是中老年人（老年人居多），这些人今后参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可能性很小。淮生问他（她）们，“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对于淮生这样问人家我是这样看的，让国民都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就对不搞政治制度设计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在时间上显得有点儿早；对于不参与制度设计的人，最好不提关于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淮生有什么问题，可以单独对民运人士说就行了。

一部分右派和全体知青在农村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他们对农民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些人回到城市之后，并没有使歧视农民的现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淮生对此很失望。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知青中有一些人对农民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有的知青在回城后就帮助过农民，但是歧视农民的现实丝毫没有改变。在这里我们不能责怪那些曾经同情过农民、又不喜欢当下制度的右派和知青，因为他们是在制造不公平的制度下生活的，当他们无力改变这种制度的时候，他们只能服从这个制度、或偷偷摸摸地修改当下的制度。还有一些右派和知青也同情农民，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当下的制度；还有人不同情农民，又很喜欢当下的制度；对后两部分人应该另当别论。知青和右派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民运人士与右派、知青群体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起点不同。民运人士一开始就是站在反对不合理制度的起点上，右派和知青则不是。右派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参加整风的，是去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下乡知识青年根本就没有政治诉求。民运人士和右派、知青的起点不同，他们的作为也不会相同。从民运人士的政治表述和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给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说话的机会和说话的场合，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农民就可以参与政治博弈，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民运人士为民主制度建设出了力，这就可以视为对农民的帮助。

也许淮生认为民运人士只能在制度建设方面给农民提供帮助还是不够的，也许他认为民运人士应该象为自己争取权利那样为农民争取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向民运人士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他们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能不能有效地帮助别人？这样的问题值得一问。他们既要面对警方的打压，又要为自己谋生而奔波，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作为实在是有限。即使是这样，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也没放弃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中国人权发表过唐山农民维权的新闻稿，其主席刘青就唐山农民维权还接受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网络文摘》发表过多篇研究农民问题的文章。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国内的民运人士参加了批评收容制度的活动中。王丹为广东石三村农民维权写过文章。张林写过《比奴工还不如的的农民工》等讨论农民问题的文章。个人也有类似的文章。

淮生认为“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可能会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实支持着他的这个判断，希望淮生能指出他所知道的那种事实。也许有的民运人士发表过轻视农民的言论，可是个别民运人士能代表民运群体中的其他人吗？淮生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表示的失望，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轻率？

不可否认的是，淮生现在提出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让我们不敢忘记农民，他让我们这些城里人记着这样一件事，我们欠农民一笔债。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良心，我们就会与淮生这样的有识之士站在一起，为农民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