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5日讯】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救了濒临危亡的中共；朱镕基上台整顿经济，也使中共政权吃下续命丹。不过，他们只是治表，而未能治本。正如古话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同门，吉凶同域。所以，江泽民政权以来，中国经济便步入了一个看似大好，隐忧潜藏的时代。

九零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出现账面上的增长，实质上也吸收了许多外资。不过，中共的贪腐亦是有目共睹；中国生产的商品，品质饱受诟病。中国厂商所获取的利润多半是剥削自贫穷的工人，甚至劳教所、监狱的奴工。

可怜的是，许多中国女性，在这一波金钱的浪潮下，到国外或经济特区出卖灵肉。中国的死刑犯，器官被卖到国外；中国的熊，被养来抽胆汁！

更值得忧心的是，中国的环境遭到了廉价工厂的污染。这些投资中国的工厂，许多都是先进国家的环保法规所不允许的。这些污染源，随着外资，一股脑的，也都涌进了中国。

中国经济的成长，牺牲了许多无形的代价。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我们看到了是中国的悲剧：在脱贫脱困中，中国人几乎不计后果地耗尽了一切。

然而，所有的钱，又多半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的经改，本来就是政治性的权宜，当然下场也不会好。正当人们沈迷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时，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灵、道德与环境，已经面临了绝境！

**九零年的经改成就哪里来的？

领导者常常宣扬“德政”，把一切好的都说成是执政者的功劳。却不让人们知道事件的真相。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经济是谁搞砸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自满清以来，诚如孙文先生所说的，面临帝国主义的三大侵略。哪三大？其一为政治；其二为军事；其三为经济。

上世纪初以来，中国面临一连串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抗日成功后，废除了满清以来，列强与中华民族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自此，中华大地上，该是开始好好整顿经济了！

孰料，中共煽动民族激情，用“抗美援朝”的口号，把无数中国人送上战场当炮灰，人海战术下，美国军方杀到手软，中共还自我宣扬是胜利。中共的民权更别提了，党指挥着一切，有何民权，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了。

民生方面呢？中共开始鼓动农民造反，抢所谓“地主”；批所谓“资产家”。孙文先生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要毕其功于一役。中共的确是达成了，就是一次性地剥夺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自1949年以来，中国搞过全民大炼钢、搞过农民公社。人谋不臧的粮食短缺，却政治性地宣传成“三年自然灾害”。除了创造土高炉的荒缪与“亩产万斤”的神话，中共经济可说是乏善可陈。

历史就是铁证：中共本身，就是中华经济的最大杀手。这个政权创造出中华子民贫穷世代的大悲剧。您看台湾，弹丸之地尔，为什么如此有钱？同样是华人，难道是中国人不爱钱；不努力吗？

政策使然尔！可是，中共何尝为了民不聊生向百姓道歉？

九零年以来，中国经济起飞了。许多专家硬是往上套“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经济成长会促使中国和平的演变。

笔者也希望是这样！但是，直到2004年八月底，结果并不是这样。中共不仅没有和平的变得更好、更民主、更有人权。反而走向了另一种恶性循环：中共的权力因为贪污而收得更紧，人权、环境、生态便更加恶化。

这些恶化，更导致了中国人心里的不安，贪官污吏巴不得赶快掏光中国的资产，逃到国外去住。中国的难民、非法移民成了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本身的游民、上访者，则成了中共背上的芒刺。

这证明了中国经济成长，有见不得人的一面。中共的经济在高成长的背后，确有着不寻常的呆账率、失业率、违法率。甚至，金融诈骗横生，除了骗外商，中国人也自相欺骗。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经济活动一定要有“诚信”。以前中国人，光是口头承诺便可以做生意，减少了许多“交易成本”与风险。而中国呢？别说口头承诺，连西方人所说的契约精神，经济上的法治还不完备。怎么做生意呢？

笔者认为，中国九零年以来的经济成长，就是在穷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后，不择手段的向上反弹。这决不是共产党的什么成就，相反的这是他的悲哀。搞垮了中国的经济后，再利用改革开放之名，由上而下的贪污，抽干民族的血脉！

怎么说呢？我们再回到历史的现场去看问题。

满清末年，中国被不平等条约束缚得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中国成了次殖民地。光是辛丑条约，清廷得给付诸国偿款高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所有列强侵略所得，哪一分一毫不是由中国人民偿还？

再看了，随后八年对日战争，中国死伤无数。有钱的人携家带眷，拿着家当跟着中央政府逃难。否则，就得当日本人底下的亡国奴。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发展经济！连军火都是外边的盟国供应的，根本比不上日式的先进武器。

中共建政后，政治革命一波又一波。可是，世界各国正努力从二次大战的废墟中站起来，经济建设是其中的一环。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民主阵营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共产主义绝对是破产的。远的不讲，光看亚洲四小龙，奉行的市场经济，使他们一样的在经济上创造出奇迹。

可是，中共内部依然存在路线之争。直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终于走向不回头的经改之路。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阶段是痛苦的，前共产集团国家就是痛苦的例证。而中国，遭遇了何清涟女士所称的“资本原始累积的过程”。由于中共“经济开放，政治紧缩”的政策，拥有权力的官员轻而易举地便把“手上的权力市场化”。

结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失败了；圈地运动加深社会不公；寻租行为（钱权交易）猖狂；贫富差异扩大；地方势力与黑社会的兴起。中国的经济伦理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穷了上百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中伴随着的阵痛是难免的。按照我国传统的思维，正是与民休息的时候，岂可横征暴敛，与民争利？

回归前面孙文先生的说法，中共的改革便是把“民生问题”（食衣住行育乐）简化为“经济问题”，再把“经济问题”等同于“赚钱”。其次，中共未能把民族、民权与民生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只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不公导致的民怨，加深了社会的鸿沟。

是以，执政当局耗费了多少有形与无形的成本，在维持高压极权。结果是犯罪率不断升高，经历五十年共产教育洗脑的土地，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金钱至上、商品拜物流行于这个国家。

这就是本文一开头，笔者所说的：“中国经济便步入了一个看似大好，隐忧潜藏的时代。”

不过，反过来，这个隐忧深重的国家，毕竟是有着辉煌历史的民族。正当改革开放以来，人心极度变化的同时，毕竟有人的心态是不愿意随着这股钱权的浪潮而奔逐的。毕竟有许多人，仍然忧心这个国家，不愿意沉沦的。

许多人选择了“修炼”。

**危机里的生机

清末，中国人历经一连串侵略后，从“中体西用”论，到后来走向“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除了手上的筷子，笔下的中国字（中国还是简体字），真不知有多少中国的东西了。

如果说，中国自满清以来，国学断绝，文毙道丧。那么，儒释道正是中华文明的正宗。

满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到最大的侵略，并不是经济、政治与军事，而是文化。中国人羡慕富国强兵的学说、想要杀人武器－船坚炮利。圣贤之道？越来越没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是科学、是民主。

中共建政后，儒释道成了“封建迷信”。历史上，虽然有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有过“毁佛灭道”的时期，不过都比不上十年文革的厉害。因为，毁的不只有形的书、佛像与人，毁掉的是人对神佛之正信。

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同时，西方知识份子已经预见了西方的危机。帝国主义式的国际倾轧，造成的民族矛盾至今还在危害着世界。

其实不奇怪，战国时期，中原也是这般景象。不同的是，战国诸雄并没有“核子弹”，否则何复有中原。

从传统上来看，中国的盛世绝不是武力和财力造就的，而是文明造就的。是以圣王必使民心归于正，人心正，安居乐业，国势自然强盛。

上古夏商周的君王都自承于天命，而法于道。汉武帝时，罢百家，独尊儒，是以汉代辉煌，光耀后世。唐太宗时，兼容并蓄，儒释道大行于天下，是以万国来朝。直到康熙皇帝，他比汉臣都重视儒学。是以康乾时期，为距今最接近的一次盛世！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根本没有当今经济学的思维。我们有的是“王道”思想，是如何使民心善良，安居乐业。

唐太宗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中国经改，如果记着唐太宗的这句话，何尝有今日的经济发展的诸多困局。

问题是，我们的思维里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智慧了！

**法轮功的无形贡献

前面引的一句古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同门，吉凶同域。反过来，正当人们的眼睛看着钱的时候，正当何清涟所说的诸多经济乱象发生的时候。

许多人走向了另一条路：修炼。

我们用法轮功当例子！

早期，中国官方甚至提倡法轮功。因为：最少是为国家节省了难以估计的医疗费用。其次，法轮功的修炼者，常常因为提升道德，把工厂的面貌带动起来。一些高知识份子，更因为修炼，在创造、研发上，也突破性的视野。

换成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法轮功提升了中国的劳力素质（健康、品德、智慧）；也减少了尔虞我诈，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使人民富有，更使许多修炼者成为心灵上的贵族。

台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惠林先生便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哪，他是很平和的。他们遇到一些苦难，譬如说是失业下岗啦！他们不会去争，反而会去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怎么样做的不好了，不会去抗议，反而会去想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充实自己的能力，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麽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甚至对社会的生产是有所帮助的。”

可是，正因为打压，所以中国的发展，便出现了逆转。因为，九零年以来，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评估，和打压后的评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打压前，人们愿意投资中国，有很多是出自于相信中国的前途。打压后，中国人的道德出现了败坏（江泽民带头说谎，不让人当好人），贪官污吏争相把资金汇出国外。

中国政府为了跟随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不只是内政上花费巨大的人力、财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支出。特别是人权问题上，显的理屈词穷，长期而往对中国的现代化只有负面作用。

关于这一点，吴惠林认为：“为什么近十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实他的重要点是在这里。大家怕都投资下去了，到时候都被没收了，没了，那投资额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的集权，不重视人权，这一点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或说是永续发展来讲是很不利的！”

事实上，中共的经改遭到最大的瓶颈便是中共本身。以法轮功为例，政府部门花那么多的资源，仅为了不让人修炼？这个政策怎么评估都是错误的。

根据笔者对法轮功粗浅的理解，法轮功讲的是“修炼”、“提升心性”、“重德”、“不干涉政治”等等。面对改革开放后，道德下滑的社会现象，法轮功正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关于这点，我们来看看台湾的经验。

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系教授王庆中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法轮功对社会至少有三大优点：第一、减缓健保支付；第二、对成人社会化有实际的功效；第三、帮助社区发展有助平等。

王教授指出，建立社区意识，对区域整合有帮助。法轮功不分贫富老少，本省或外省人聚在一起，是一件好事。他们讲究给予、辞让、坦白的沟通，正心修口，是非自然会减少，变成一个社区中的清净之所，对人心的发展有独特的社区贡献。

他还指出，台湾资本主义走向中有欠缺了一点人文主义，法轮功发挥作用，能让人在常人社会修练，所以不遁世，重心性又具有传统文化，向内修有唯心论倾向，可以平衡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向外求。教功本身就是学习活动，聚会练功本身就有良性互动，藉团体之力使人成长。法轮功提供一套价值观，人们一起聚会练功，也不评论政治是非，有群体生活之益，而无其害，何乐不为！

王教授强调，全民健保后一年耗掉三千六百亿，平均一天十亿元，如果台湾有一半人练功，我看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费用可再省一半开销，因为法轮功对病的理解与西医不同，甚至不鼓励动不动就去医院看病。

所以，虽然前面笔者指出：九零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就是在穷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后，不择手段的向上反弹。不过，各种民间的正面力量却一直试图扭转这个发展态势。

可以说，法轮功补上了经改时期的道德缺口，使各种矛盾得到缓解与改善。严格来说，法轮功对九零年代的中国经济，起到难以估计的正面作用。唯其难以估计，法轮功的贡献才被人所忽略。

然后，历史来到了一个选择的关键点。

中共经改的一个关键，其实是九九年的镇压法轮功。当时，朱镕基正大刀阔斧搞改革，要治贪官污吏。如果，当时真把精力用来治贪官污吏，而不是迫害一帮子手无寸铁，只要当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的经改或许不会沦落至今日难救之地！

可是，国家发展最需要的好人遭到关押、逮捕，而贪官污吏却可因协同迫害而升官发财！这不只是一个资源错置的问题，而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正义，彻底沦亡！

六四事件差点使中国的改革泡汤；而迫害法轮功却使“或成、或败”的中国经济改革，彻底走向错误的一边。

笔者认为，这是江泽民集团犯下的最大错误。

**当代经济的一帖良药

其实，西方社会也需要心法。他们中有才智之士也知道向中国取经；有些人走向孔夫子的怀抱、有些人走入西藏寻求解脱。有人发现了，法轮功！

为什么东方成了许多西方人心灵的圣山？

让我们反过来看历史的现场：

共产主义之兴起，必有其背景。工业革命后，资本家兴起了，靠着国家的支持，资本家可以无限的累积资本。日本的财阀，就是战前的延续；德国的民族工业也和两次大战的军火工业高度相关。至于美国，因为是第二次大战的兵工厂，迅速扩展了强大的工业实力。

这些国家卖一架飞机的钱，中国女工织多少手工才赚得回？

不过，西方知识界也因此步入了危机，检讨科学、民主、甚至是意识型态的知识份子，从来未曾放弃发出警告。他们已经看到了西方社会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马克思哲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地“为富不仁”。不过，他却扭转不了人类的道德。

古圣先贤造就了礼义之邦。中国人却在一连串衰微的国运中，自我扬弃了民族之精神，中华的龙魂。事实上，乾坤倒运是一时的，中华未必无人，五百年自有王者兴，这本是中华历史的铁则。

可悲的是，中华民族却走向了两极。一极是情绪性的“爱国主义”；另一极却是“外国什么都好”。事实上，这矛盾的两极都是极端。

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不在于有形的侵害，而在于这一代中国人的脑海中，很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了。正当西方无力挽回文化的衰亡时，中华儿女大可以弘扬中国的国魂于世界。

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时，他们也发现了西方在经济思想上的瓶颈。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行之于西方。各种社会福利、保险、救助、甚至是失业补助，成了许多国家的政策，确也造成了财政负担与许多懒汉。

西方国家用社会主义，来平衡资本主义的极端。这就是马克思思想能够风行的背景。不过，马克思虽然看到了那一面，却无法从更高的层面“道德”，来深入分析经济的本质原理。

因为，他是唯物论者，道德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不是他关心的范畴。他是社会活动者、是社会思想家，他想的不是“治人心”；而是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人。

这个理论被中共用来夺权。夺权成功后，这个理论无能于经世济民，也是命运使然。改革开放后，中共经济思想上依旧贫乏，不知走回中华经济的正路，与民休息、讲道德、重视农民福祉。

他们把危机重重的市场经济当成灵丹妙药！把中原变成世界工厂；把人民变成工奴；把土地圈成经济特区，中共红朝下，外商的割据地；把国有银行，变成高干的金库。

其实，道德败坏后，市场经济也出现问题了！不只是美国爆出了一连串的金融弊案；日本、南朝鲜、香港、甚至台湾，只要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都很难避免金融弊案。

资本主义也濒临崩溃了吗？

至少，西方人对于经济发展发出越来越多反省的声音。不过，却少了治疗根本的良药。

从本质上来讲，现代经济的发展，在某个角度上，的确像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剥削自劳工。这一点，中国的劳工应该感受最深。身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的待遇却远远不如先进国家，就业率也不断下滑。

更有甚者，先进工业国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也加深的国际关系的紧张。G7工业国开会时，场外几乎都涌上抗议群众。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几乎不存在了），甚至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和前共产集团），在经济发展的路程上，都面临了道德败坏的现象。

美国发生的恩隆案，再一次提醒人们经济道德的崩溃，将严重破坏市场。

其实，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他们共同忽略了“唯心”的作用。其实，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便曾论述了“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位调和唯心与唯物之争的社会学大师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基督教伦理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理论被广泛用来扩充解释东亚诸国的经济奇迹，乃是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事实上，儒家思维下的东方民族，的确有着勤俭、朴实、奉献、牺牲的经济美德。这和讲究调和市场供需的经济政策，不相违背。

从表层来看，极权政治的稳定，乃是花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并且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闲置与制约。可是，只要国家有道，人人约束自己，不仅无须支付庞大的政权维护费，还可使民智民力得其所用。

当我学习法轮功的著作，并亲自去修炼时。我知道，法轮功的本旨，就是修炼。可是，他的弘扬却可使中华的经济、文化，乃至于全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得到一帖良药。

更可贵的是，这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九九年打压前，全中国就有一亿人在修炼。而且，随着修炼的境界，法轮功的确以其博大精深的法理，造就着对社会有益的人群。

**法轮功与中国经济

回归本文的主题，笔者认为，中国本有机会再创开明盛世。不过，江泽民不仅未能着眼于中国大局，反而利用整个国家的精力、财力去迫害这群真正的好人。

这是中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法轮功洪扬于中原时，中国开始了经济的高速成长。法轮功受难于中原时，江泽民却把国力（包括四分之一的经济力）用来迫害这群经济成长幕后的无名功臣。

于是，中华经济遭到的打击，可谓是空前的。而且，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转折，从高峰开始回落。

有识者预测：中国即将崩溃！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向败德的经济游戏。不讲道德的发展经济，就是丛林法则；“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过是“赌场经济”的代名词。

明明可使百姓民心安定，江山稳固的高德大法，却受到政治的迫害。人们却为一己之私，不敢讲公道话。这么重利不重义，金钱财富岂可久常？

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假象而已。

实质上，中国的经济赖以存在的人性、道德、信用、奋发、知识、智慧等等必要条件，早已被一个说谎、残暴与无能的独裁者，破坏殆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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