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 谢宗延报道) 在上两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 以及它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最新内容。 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它作者的故事, 每一位学者学术价值观的形成, 又都与他(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清涟女士的故事。

何清涟: 我觉得我个人的故事，其实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故事。确实这本书是改变了我的命运。其实我本来也只是想根据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兴趣做一点研究。 由于我的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是一个太敏感的领域，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事情就由不得我个人把握了。

就是为了其中对腐败的批判，中宣部禁止我在国内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禁止任何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国安部对我采取了日夜监控的方式。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警告过我, 要我不要再写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西安回深圳的时，在飞机上碰到一个人，她说, 你这本书在香港发行的时候，我接到了国安部七局给我的一个密令, 说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为反动的书，叫作《中国的陷阱》, 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本。 她说, 当时你住在深圳的什么地方, 在什么单位工作, 你的儿子多大,你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 住在亚黎宾馆的几号房间我们都掌握了。 我一听就说,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 她说，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也不统一。一种是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反动，要把作者立刻抓起来。 还有一种认为无所谓，她讲的也是事实，她没捏造什么啊。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本书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让全党干部都学习这本书。她说, 因为是三种意见，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很快要开十五大，以后就没时间讨论了。 等到了九八年一月时候，这本《现代化陷阱》出来了，铺天盖地，这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从她这里我才知道我的处境还曾经非常危险过。

记者: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他们监控的呢？

何清涟: 从两千年三月，我发表了那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以后，我就遭受到撤职的待遇。他们要我单位找我的什么经济犯罪问题，逼迫他们找个借口开除我 。他们讲的理由就是说，中国的记者都收红包，我既然在报社干过那么长时间，又做过几个部门的主任，想必也有这样的事情，找到一个就抓住这个借口开除我。 结果我们单位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什么红包。后来他们要我们单位逼迫我辞职，然后就在我家的隔壁派了十二个人，每天分几班守着，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跟梢。 然后还不让我出去演讲、开会等。反正那一番经历，我都不愿意多回忆，因为那是一种很没有尊严，而且让人生活在恐惧中的生活。所以后来我就想选择到美国做一段访问学者，等到形势缓和以后再回去(中国)。但是就在我办理签证的过程中，我家里被他们秘密搜了三次，拿走一些东西。 我记得最后那一次是六月十三号，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家的玻璃窗被打破，卫生间的天花板被拉下来。我就感觉到了，他可能不会让我出去。 在那个情况下，我面临被逮捕的危险， 我可不想去坐牢。 我觉得我对中国尽一个知识份子良心，我可以不要任何好处， 不要加入到他那个集团中去。我可以批评，批评付出这些代价我都愿意，但是要我坐牢我实在不愿意，因为共产党的牢房我知道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当时就决定逃，能逃出来算是我的万幸。至于在中国讲这些真话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我也知道，不过当时确实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卑鄙。

在九八年以前，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宣传部给你处分，不让你发表文章，不让你出书，还有就是在单位里得不到晋升；但是九八年以后国安局的特务越来越多的介入这种社会公共生活，所以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处境变的很危险。而且江泽民在上海曾经说过: 要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是说你明明是因为言论，但是他们不找你文章的岔子，而是给你栽别的赃。比如男的他就给你栽嫖娼的赃，还有就是说你有贪污腐败问题，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好多起了。所以我记得在国内时我们一些朋友私下也交谈过，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到后期我出去的时候，常常把我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一到了晚上我的宾馆是不接待人的，就是怕发生这种栽赃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国家到了这个样子就……，说实在是太卑鄙了。 所以在中国讲真话不容易，这也就是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中国特别稀缺，特别可贵的原因。

记者: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对您的一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何清涟: 其实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一九六八年文革的时候，我们湖南省的大屠杀。现在网上流传的道宣大屠杀是我亲眼所见的。邵阳在支江河的下游，邵阳县在我们的上游，那个时候有那么十几天，每天从河上面要漂下来几百具尸体。他们杀了这些属于“地、富、反、坏、右的二十一种人”以后，有的就地掩埋，有的丢到山里，有的丢到河里面，漂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尸体。我们当时就去看，看了后非常非常痛心。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政权天天说自己是一个人民政权，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人道、伟大”，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政权，为什么做的这些事这么邪恶?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共产党的宣传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记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十二岁。

记者: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生长环境？

何清涟: 我们家是一个祖传三代的老中医，我父亲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家处境确实是非常惨。我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半瘫痪，半疯癫的人。他是被文革磨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家的兄弟姊妹是大一个就被迫下农村，我记得我是去修铁路。 我当时带了几本书：《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另外还有几本小说。我被我们同房间的一个女孩偷去检举，我们那里批判我，而且大字报都贴到我的门口来了，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我后来都写在一篇《心灵深处的坟墓》里了。我个人不喜欢去回忆这些让我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我是可以不回去，但是晚上作梦我常常要回到过去。开始我跟你讲，九八年写了这本书以后的经历，我真的是很不愿意跟人家谈，但是梦里面确实常常回去，回去后就是受惊吓。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你也不能跟人谈这些，现在也还是不方便跟人家谈，所以我觉得就让这些东西腐烂在心里。但是我个人确实觉得，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只要他不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就会对我们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有深刻的反思，只不过每个人的反思程度，根据自己的知识、教养，还有看问题的深刻度而有所不同。但是我想只要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就不会认为这个政治体制是合乎人性的, 是合理的, 是应该存在的。

记者：最开始您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在研究院的时候您又读了经济。您为什么一开始选择历史，后来又选择经济呢?

何清涟：我倒是觉得历史应该作为每一个大学开设的一门基本课程，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系统地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但是中国这方面的教育是很欠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经过阉割和窜改的历史，并不真实。而且它用党史教育取代了历史教育。对我来说，我认为大学四年的历史教育，使我具有了别的经济学者没有的一种历史的眼光，我考虑问题就喜欢把它放到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去考虑。那么为什么我要改学经济学呢? 我记得八三年我毕业的时候，正好是社会上在讨论农民离土不离乡，就是农村改革怎么样转移农村城市人口。我那时候是在湖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爱聚在一起说说问题，后来我就发现很多问题用历史解释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去读经济学。我觉得有这两门学科的涵养，对我作学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记者: 您在中国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职业，同时又有很好的生活，那为什么您选择了风险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研究课题来做研究呢？

何清涟: 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确实也有为了国家不计较个人利益的这种传统，林则徐的两句诗就很有代表性。我记得林则徐写过这么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它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那么我个人的生死，我就不在乎，可以不计较。那么，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去考虑讲什么，不讲什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学术良知是他的一种内心的需要，所以我特别不赞同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道德中立，经济学家不讲良心。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尤其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至少要知道几条：一个是这个政策执行以后是对哪个阶层有利? 哪个阶层没有利益? 第二个就是那些人获利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的？ 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一种道德考量。作为中国人来说，知识精英毕竟还是少数人，我觉得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知识份子应该做的事情。

何清涟女士目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 继续从事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她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前言》中写到:“我希望有一天， 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 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 有人格尊严的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祝愿何清涟女士的这个愿望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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