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2日讯】（据自由亚洲电台夏爱茗报导）中国商务部的报告说，过去20年以来，中国出逃的贪官有4千人，转移到国外的公款达50亿元人民币。为遏止这类腐败的蔓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7月份开始试行一项审查制度：规定处级、县级以及国营企业经理以上的官员出国之前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本台记者夏爱茗就此与旅美的法律学者虞平和政治学者方觉进行了讨论。

记者：首先对商务部的这个数据，中国在过去20年有4千名官员出逃，卷走资金50亿元人民币。那么对这个数据您有什么评论，方觉先生。

方觉：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中国官方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不太准确。首先这个人数不太准确。20年来，外逃的官员的人数绝对是不只4千人的，是要远远超过4千人的。以4千人作为一个标准的话，50亿人民币的估计可能比较合理，因为每一个官员携带的款项按照4千对50亿的标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就是说个人携带赃款出逃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人数是远远超过4千人，所以实际的携带总额也会远远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

记者：据中国日报的报导说，中国很难将这些外逃的官员绳之于法，就是因为中国和很少的国家有引渡的协议，那么虞平先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虞平：对，中国和世界上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并不多，特别是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常常都不是那些重点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贪官逃亡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他们都没有引渡的协定，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在外交的能力这方面的努力还没有特别的用力，另外方面也是跟中国的司法制度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中国和加拿大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当然就是引渡赖昌星这个案子。其实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政府的角度讲，他是愿意把赖昌星引渡过去的，可是他的司法制度要求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都要来给他们一个保证，赖昌星只要在中国受到一个比较公正的审判，是不能够判处死刑。像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给中国也顺利的从一些西方国家引渡这些逃亡的这些贪官，包括普通的罪犯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但是没有引渡条约并不是说就不能引渡，比如说我们最近美国把余振东从美国引渡回去，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例，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引渡了他，当然这个经过一个艰苦的谈判。

记者：那么实际上真正最终引渡回中国接受审判的这些官员，实际上是非常的少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虞平：比例当然是不成比例，我个人从零星的报导上来看，可能不到5％吧！

记者：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这么多官员有这么大的胆量，敢铤而走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难将他们绳之以法。

那么，方觉先生，这些中国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把这么大量的国营资本卷走呢？

方觉：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官员，特别是中级和高级的官员掌握太大的权力，而且这些太大的权力是基本上不受监督的，既不受公众监督，甚至也不受党内监督，不受中国现行司法的体制和现行的行政体制的监督，所以要想制止或者说减少贪官卷款外逃，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说必须削弱和限制中国官员的权力。特别是中国的官员在支配经济资源，在实施社会管理和从事政治活动方面的权力。

记者：那么回到中央纪委的新规定，就是说官员在出国之前要向有关部门会报，经过审查才能离开，对于这个措施您觉得对阻吓官员携款外逃有没有作用呢？

方觉：我认为这个措施会从技术角度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说从护照和出境的角度会对某些比较傻的，或者说背景不那么深的贪官，起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它纯粹是一种技术措施，不可能从主要环节上、从根源上去限制贪官的携款外逃，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执政党不要把打击贪官外逃，仅仅停留在一个技术层面上，而最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法制的层面，根本性的遏止贪污腐败问题。

记者：那么虞平先生，您对中央纪委的这个新措施，您怎么看？

虞平：对，我同意方先生的看法，就是像这样一种技术性的限制的话，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不能阻止贪官携款外逃。因为你既使堵掉他们正常途径出国，他们所以拥有这么大的赃款，他们很容易就通过一个非法途径就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最重要还是从治本上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刚刚方先生提到要有监督，我觉得这个监督，不光是要通过执政党内部监督，还是提到一个就是全民监督这样一个高度来讲，不光是一般的实际上的监督，还要提到一个法制化的监督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制度化，对资金本身支配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规定也是必要的。

（以上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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