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0日讯】近段时间关于民工荒的讨论颇热：有人说这是政府不能提供公共品即反歧视制度安排的原因；也有人说这是南中国地区经济重心已由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之故，凡此等等。此中，“隔山买老牛”的方法论（类于盲人摸象）可谓时隐时现，更兼有人重翻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旧账”，问题便一同呈现出来。

民工荒无论于发展经济学、还是公共选择理论，基本上与制度公共品的供给与经济重心的转移无直接关系。这不是信口雌黄、而是进行实际考察的结果。

通过大量考察，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再到异地（大城市）务工的重要原因有二：

其一，本地新企业开工率较高，且新企业的经营与本地劳动力优势（如某一传统手工技术）正相关。

其二，农村土地取得的便利，使新开工和待开工的企业的建设速度加快。

依我们徐屯为例，自2003年初以来，有两家铸造厂提高了开工率，需要劳动近30人。在此两家企业未开工之前，这50个劳动力约有6%的即18人要到山西、河南等有铸造行业的地方打工。进一步调查发现：两家企业一为复工（新建不久后市场前景不好）、一为“赶场”（看好市场，急忙建设）。何以有较高的开工率呢？原因之一就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即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由于这一提高，资源与劳力的结合就有了更好的随机选择，简单地说：不用再让“人找活儿”，而是“活儿找人”。

这种结合的另一种双赢选择是：（一）资方依托本地传统技术人力资源，节省了招工与相应的管理成本；（二）人力资源一方减少了流动成本并能兼顾农业。

再进一步调查发现：开工率提高的另一原因是土地使用权转换的便利：业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或使用荒地、或使用交换的熟地，都不必付出更昂贵的成本。至少，这种建设选择要比进开发区的建设成本要小得多。比如开发区１亩地3到5万元不等，在本村（屯）１亩从最高3,000元到几百元不等。

此两家企业一为占荒地者，利用的是以熟地换荒地的方式筹得土地；另一定则是：以自愿交纳罚款的方式取得熟地使用权利。

纵观整个案例，有两点非常值得思考：其一，“经济过热”（不谈它背后的政治派系斗争因素）对农民工的利益后果是什么？或者说，“热”向农村的工业下游产业的转移的方式是什么？鉴于自己要译书挣钱，我没精力再往下做。

其二，土地资源使用应当如何让最紧密的利益者受益？简言之：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彻底解决政府在土地权益方面的非理性冲动，比如乱建开发区。

在我们屯往南的一个镇（约为5公里）的路上边东固路，从山东东营到河北固安，还有三家类似的企业正在建设中。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会吸纳更多的（本地）农民工。其连锁反应是：（一）没有什么技术的地区，要在本地招工（如已提的山西、河南）并进行“新技术”（其实只能称为“手艺”）的培训；（二）资源的流动（如铁、炭）率将大大提高，并抵销一部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以上的分析也许太专业化了，但我估计非专业人士也能“想象”个大概。

本文的另一论题是：对那些着力构建大理论又不愿进行“田野考察”的经济学家提出批评。比方说，称承包比联邦路线（的经济功能）好的说法，即“张五常的理论自囿”。

当然，承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或对强大计划（统制）经济的“逆时风向”政策，还是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绩。甚至可以说，中国自出现“三农”问题以来，整个经济体制就是在吃承包的“老本儿”（什么13年或“近5年”，只是“吃老本儿”吃得更凶而已！）。到目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放下“承包的梦幻”。在现实中，市场、股份之类的经济强势也早把“承包”给抛到后边去了。但这两者之间已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那就是如何对待“以人民的名义”积累起来的巨大国有
资产问题。也许20年内出不了杰出的头脑来解决这个极具“敏感”背景的问题，但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确是一种“归还本主”的必择之路。

本文论述的农村土地依靠传统资源转移的内在合理性，与政府土地权益的非理性冲动之比较，已经告诉了人们应该选择的方向。

张五常先生关于《经济学家可能误导大陆的政治改革》一文，是1986年的结论，“帽子”似乎扣得大了些。现在应当说的是：经济学作为显学，是应当如何引导政治改革的问题了。

真诚地希望国内、外那些大牌的经济学家们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考察”，而不是你从香港飞到某个省会、乃至地级市就算了解实情了；更不是你从北京开车到某县或某镇就算“体察下情”了。中国的真情没在各种汇报中，更没在各类媒体的访谈（秀？）中！林毅夫奇迹论的消失，很好地证明了此点：靠年鉴和报表的推论，往往南辕北辙！

在是否有力引导中国的政治改革之前，经济学家首先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掉“隔山买老牛”的习惯。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