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日讯】阅读范泓先生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笔者最为关注的是由雷震创办于台湾小岛的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与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并不和谐的互动关系；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雷震与胡适和蒋介石之间的男三角关系，以及雷震与爱妻宋英和爱妾向筠之间的女三角关系。遗憾的是，笔者的这种关注，在这本资料翔实的传记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
一、由良性互动到尖锐对立
一家刊物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更可以凭借政府或非政府的强权，在孕育出代表时代强音的一家刊物之后，再施以压倒和扼杀。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如此，以王世杰为核心的《现代评论》、以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以胡适为核心的《独立评论》、以储安平为核心的《观察》和以雷震为核心的《自由中国》，也同样如此。在这几份中文刊物中，《自由中国》分明是自由度最低的一家，它实际上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当局良性互动的一个结晶。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许孝炎、俞大维等人，为了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为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提供学术支援和舆论支援，酝酿发起自由中国大同盟并创办《自由中国》杂志。4月初，雷震赴浙江慈溪会见蒋介石，说好“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10月19日，雷震由厦门来到台北，正式启动《自由中国》的筹备事宜。10月23日，教育部长杭立武答应每月提供500美金。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等人在聚餐时商议，决定拿出5000新台币试出两期刊物，其中“教育部”3000，“空军总司令部”1000，剩余1000由雷震负责筹措。
1949年11月20日，由胡适定名并挂名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由雷震任社长负责实际操作。之所以要如此安排，一方面是由于雷震对胡适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的借重：“（1949年11月20日）下午竟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闻有一家书店，十本立刻销售，可见对外声誉之隆。其原因当归发行人之大名也。”（《雷震全集》第31册第366页。）另一方面是由于胡适派同人对于身为蒋介石幕僚的雷震不够信服。到了1953年，按照相关法规，远在美国的胡适不能继续担任发行人，雷震热心办刊的态度也得到确认，这才由雷震正式接任发行人职务。
在创刊初期的几年里，《自由中国》一直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追求和承认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既成事实之间，寻求平衡支点。正如雷震在写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的信中所说：“我等意见（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长）以为中国自由党不好组织，就是不易找到有号召力量之党员，因社会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国民党，倒不如由适之先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或名曰自由中国同盟，不论有无党籍，凡属志同道合者均可参加，但有信条（即纲领）、有组织，凡过去官声不好或见解为极权主义者均不允许参加，以此……可汇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适之先生为领袖，在政治上则支援蒋先生……”
王纪五当时与胡适同在美国，杭先生就是杭立武，雪公即王世杰字雪艇，傅校长即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由于雷震和《自由中国》在政治上“支援蒋先生”，国民党当局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资助，国民党军队更是《自由中国》最大的订户。到了1953年春天，《自由中国》与政府当局的良性互动趋于恶化，来自官方和军方的资助彻底终止，只能靠着雷震的人脉资源筹措民间资本及官方资本以维持生存。1954年12月，由于《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来信“抢救教育危机”，雷震被大力推行党化教育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登出党籍，《自由中国》从此陷入与政府当局的尖锐对立之中。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寿辰，蒋介石透过行政院新闻局发布“以六事咨询于国人”的“婉辞”。针对这份虽然没有毛泽东式的引蛇出洞的杀机却带有政治做秀嫌疑的“婉辞”，《自由中国》同人顶风而上，倾力推出了由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祝寿专号”，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制度。
“祝寿专号”加印13版的轰动效应，换来的是政府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王世杰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雷震显然不具备王世杰和胡适通权达变的理性智慧，反而多了一份以救世者自居的表现欲望和英雄情结。
二、雷震身上的自相矛盾
1957年8月2日，雷震在写给“中华民国”原驻丹麦大使馆秘书朱养民的书信中表白说：“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拟连续讨论‘今日的问题’，先生看了八月一日这一期社论即可明白。这就是反对党的纲领，因此反对党的文章务请先生拨冗写好寄下，千万千万。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份子的责任……我们已下决心与他们奋斗到底，早已准备坐牢了。”
应该说，蒋介石主导下的一党专政，并不是以政教合一的绝对真理自居的既要“作之君”又要“作之师”的极端专制，而是为民间言论和反对党派留有余地的开明专制或半专制。胡适一派人愿意在道义上支援蒋介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面对这样的开明专制，弱势一方的雷震和《自由中国》半月刊，在与政府当局的博弈互动中，应该表现出富于弹性张力的眼光和策略，而不是在条件远不成熟的情况下，以操之过急的激进态度走上组党夺权的不归之路。单就“下决心……准备坐牢”的雷震来说，他身上一直自相矛盾地存在着不能独立自主的依赖心理和急于表现自己的救世情结。在精神上认同并追随胡适，在政治上支援并追随蒋介石，是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的根本基点，当这个根本基点发生动摇和坍塌时，他的悲剧命运就在所难免了。
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当时曾有蒋介石打算让他出任“副总统”的传言。据1952年11月12日《雷震日记》记载，雷震当天对好友罗鸿诏说：“如果胡任了副总统，则渠历史地位一定减低，因为他无斗争性格，非政治人物，而政治则是一种斗争性的东西。”在场的蒋匀田说：“我们对适之估价太高，……他的妥协性最大。”雷震也说：“对读书人讲民主，我也悲观，他们太无自信。”罗鸿沼还进一步分析说：“这些东西不是中国固有道德，他们信之不坚，所以不会殉道的。”行文至此，范泓在书中点评说：“廖廖数语，对中国知识份子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知行关系，可谓一针见血。就其推进台湾民主宪政而言，雷震的作用在后来远远超过了他所尊敬的胡适先生。”
这一点评堪称是《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笔者最不能认同的一段话。民主自由当然不是中国的固有道德，对民主自由“信之不坚”的，却不是胡适、王世杰等直接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现代“读书人”，而恰恰是根本没有走出中国固有道德的雷震、罗鸿沼等人。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固有道德中，最为神圣的作为，就是站在帝制皇权一边，勒令弱势个人去奉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殉道教义。以救世者自居并要求别人牺牲殉道的罗鸿沼、蒋匀田、雷震，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旧式人物。
更进一步说，每一位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精神生命体，打从人成其为人、人类成其为人类的那一天起，人类社会就已经实现了同为精神生命体的根本大同。除了这一普世性的根本大同之外，人类社会过去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凌驾于大同个人之上或之外的天堂净土式的彼岸大同，有的只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主宰自己的野蛮人和异化人，所幻想出的本末倒置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欧美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所坚持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普世常识和普世公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零点平台上，通过对立双方的自由竞争和相互妥协，来实现和保障每一位公民自私自利的正当权利。没有“斗争性格”的个人和最大限度地化解“斗争性”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现代文明的最高体现。
在随后的岁月里，雷震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如何组党上。1956年11月5日，雷震在致胡适信中写道：“仅仅开放舆论而无反对党，其监督作用真是微乎其微。……必须要有反对党从旁监督，不然国民党必腐败而至崩溃。因此，请先生再考虑一下，能不能担任反对党之领袖。且盼你同廷黼商量一下。……我们不是打倒蒋先生，而是帮助他……”
几天之后的1956年11月13日，雷震又迫不及待地唱起了逼人救国的政治高调：“先生这样爱国，还只谈学术而不真实负起救国责任嘛？……我今年已六十，从政连教书已有三十余年，自信对政治上看得不错，我的学识不如先生，我的政治见解并不比先生差。今日……之出路，只有一条路，成立反对党，逼国民党为普通政党。”
面对雷震的一再催逼，胡适于1957年8月29日写下回信：“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层上，自己把这个新党组织起来。胡适之、蒋廷黼、顾孟余……一班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
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2月，为阻止蒋介石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谋求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敬向蒋总统作最后的忠告》。此前曾经对蒋介石有所妥协的胡适，此时既没有表现出“最后的忠告”之类的极端高调，也没有表现出损害原则的妥协态度，而是表现出了理性的清醒和低调的坚持。1959年11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并不成功的参政议政：“五点，我去看云五先生。他说，……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只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蒋介石和陈诚当选正、副总统后，一部分非国民党人士于5月18日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计划筹组新党参与县市级议员的竞选活动。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与台湾《民主潮》杂志发行人夏涛声来到胡适家中，再次表示要组建新党。胡适出于对蒋介石的清醒认识和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失望，觉得此事“一定没有结果的”，劝说雷震暂时放弃这个想法。1960年7月2日，积极筹备组党的选举改进委员会全体成员，邀请胡适在雷震家吃饭，雷震在当天日记中记录说：“（胡适）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的精神。他感到我们的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是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做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的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援……”
以上材料证明：胡适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估价太高，他的自信是理性上的坚持而不是行动上的执著。对于“准备坐牢”的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胡适在原则上是支援的，只是在操之过急的具体操作上有所保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把感性冲动有余、理性定力不足的政治活动家雷震，与开一代风气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放在“推进台湾民主宪政”的公共平台上进行“作用”大小的对比，在某程度上就像是把不需要操作能力的围棋高手与以爆发力取胜的拳击冠军拉到梁山泊上排座次一样。如此不分角色的“作用”，其实是很难量化和换算的。
一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和传记作者，应该扮演的是法官和裁判的角色。在整合和还原事实真相的同时，他需要做的是裁定甲方得分多少和乙方得分多少，或者说是被告承担多少罪责和原告承担多少罪责，而不是站在甲方的立场上去吃掉乙方，也不是站在原告的立场上去压倒被告。真正的民主自由，就存在于这种费厄泼赖(fairplay)的普世公理之中。更进一步说，用文字造反的鲁迅之路和用武器造反的毛泽东之路，无论有多么强硬的理由，都是与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
三、“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0年5月16日，雷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2卷第10期公开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明确提出了“获取政权”的政治设想：“民主政党之夺取政权，绝不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惟有依赖民众的意见，透过选举方式而获得之，……这个新党的‘功用’，就是要用选举的方式以求获取政权为目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方对于雷震等人的容忍，也达到了一种极限。1960年9月4日，“雷震案”事发，雷震、傅正、马之肃、刘子英被捕，经过10多年的积累经营却从来没有实现过独立营利的《自由中国》，由于断绝财源而宣告终刊。由于后继无人，拟议中的“新党”不但没有成为“强有力的反对党”，反倒是没有出世就胎死腹中。很难想像连一个刊物的独立经营都做不到的雷震，会在组党之后把这个党领导好，在掌握政权之后会比蒋介石更加稳健和开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绝对不是口头上的浪漫高调，而是关系着每一位元公民的切身利益的权利分配和协调发展。
“雷震案”事发后，正在美国访问的胡适两次给副总统陈诚打电报，主张移送民事法庭依法审理。包括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表示抗议。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岛内外报刊也纷纷跟进，对“雷震案”予以公开报道和声援。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更为残酷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以及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960年9月11日，台湾《公论报》记者专访雷震夫人宋英，宋女士坦诚介绍了雷震的为人：“民国二十年我们在北平结婚，……从未为任何问题争论过，只是时常劝他应当适应环境，别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写出来，国家是大家的，凭一个人的力量也救不了。……他的个性很刚强，我知道一时是劝不醒他的这个以‘救国救世为己任’的梦！”
在笔者看来，宋英女士的“国家是大家的，凭一个人的力量也救不了”，才是真正的民主态度；而雷震的以“救国救世为己任”，反倒是不明白现代公民的有限责任的不民主甚至于反民主的态度！！
1960年10月8日，在蒋介石的直接操纵下，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1961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是雷震的六十五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馈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不幸的是，胡适还没有等到“堂堂溪水出前村”的那一天，就于1962年2月24日突发心脏病逝世。
1970年9月4日，10年刑期届满的雷震走出监狱，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以每月新台币4000元的代价，安排他为中山文化基金会从事专题研究。1979年3月7日，雷震以83岁高龄逝世，直到2002年9月4日，已经于1986年实现民主选举的台湾当局，才正式为雷震平反昭雪，距离雷震案事发已经过去了整整42年！雷震和胡适，虽然没有直接缔造出宪政民主的中国历史，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播下的民主火种，终将在中国历史上发扬光大……
通读《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令笔者大惑不解的是，其中只字未提雷震与爱妾向筠的情感经历。笔者坚持认为，每一个人的自利自私和自由自主，都应该是以尊重别人的自利自私和自由自主为前提条件的。能够管好自己下半身的人，才有可能管好自己的上半身；能够管好自己的七情六欲的人，才有可能尊重别人的七情六欲。作为一个以救世情怀追求宪政民主的现代人物，雷震能够在爱妻之外另娶爱妾，他的爱妻宋英女士又说出夫妻二人“从未为任何问题争论过”的缠绵话语，读来总有一种不能释然的异样感受。但愿这种阅读感受不是笔者的怪癖所致。
──转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