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傅国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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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日讯】大约1987年我还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第一次从远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朋友知道我对文化反思很有兴趣,就把目录详细地抄了一份给我,密密麻麻的,起码有十来页吧,让我如获至宝。从那时起我就向往能见到这本书,1988年冬天,我终于买到了这本书,记得是国内某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共分上、下两册。虽然纸张很粗糙,装帧很普通,但我喜欢得很,出门总是带着这套书。可惜的是1989春天意外丢失了。然而15年来我几乎从未忘记过这本书。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新版本,使我有机会弥补15年前丢书的遗憾。

孙隆基以“仁”字的构成为钥匙,开启了中国文化结构的神秘之门,“仁”是由“二人”组成的,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一切都要归结到人与他人的关系,世袭制、裙带关系、走后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这一解释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由此引发开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就是我们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非都是教人学会世故,学会乡愿,所以鲁迅才会在满纸“仁义道德”之下读出“吃人”二字。如果说鲁迅的认识还是文学的、感性的,那么孙隆基从文字学、文化学、历史学切入,对中国文化提供的则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在幽暗的中世纪长夜里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为皇帝服务的文化,是君臣、主仆名分既定、等级秩序俨然的文化,个人的不发现、个性的泯灭是必然的,从屈原以来强调的都是对主子的忠诚,哪怕主子将你打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你也得守着“第二种忠臣”。 我仍清楚地记得最初读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时的欣喜,我的笔记本中至今还记着这样一段话:为了维持“天下”之长治久安,中国人就诉诸“定于一”的方程式,并且对“安定团结”无限向往。这就形成了文化上的要求:大家都必须力求彼此之同,去相互之异;个体和“局部”必须尽量收束自己,以便促进整体的和谐。

因此,中国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就叫做“大同”。在推翻了帝制以后,成立模仿西式的体制则称为“共和”。……

至于中文里的“共和”一词,虽然源自西周时代的某一历史故事,但是它的字面意义却确实有“和谐地共同在一起”的意思。因此,它就与中国式的“政”与“治”有共通之处,亦即反映出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

15年来,孙隆基的这些论断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和别开生面的分析未必就是定论,它提供的一家之言却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与现代文明不协调、不和谐,甚至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这样的文化研究自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猎奇,而是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场“文化热”的话,那也不是第一次,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就是着眼于文化重建,试图引入全新的文化价值。 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纪念品”,似乎只有怀旧的意义。我是不同意这种判断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继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之后,关于中国文化最有份量的一部学术著作之一,它说的一切未必都对,但它提供的这条分析的思路,它独特的思考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民族自省精神,他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分析,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都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学术著作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总是局限于一个很狭窄的学术圈子,所谓二、三素心人商量之事,而与当下这个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人们并无切身关系。孙隆基的这本书之所以在8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它的市场,就在于它不是讲堂、书斋之间把玩的游戏,而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一次独立思考,是和现实有关的思考,立足点是民族的新生。正是这一点使它超越了学术的象牙塔,从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中显示出它的另一种姿态,其中浸透著作者对本民族的爱,这种爱或许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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