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日讯】
各位叔伯、海外黄埔同学长辈们：

您们好！我是黄埔军人邓祖稷的次女邓彦芳。

家父是黄埔军校广西南宁分校第八期学员，与邓达之、凌伦高、曾建、农汉贤等为同期同学。1936年9月入学，1937年10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原学校第九期学生第二队任准尉，三个月后升任少尉区队付，与孔令贵、王业成、朱德普、李翘春、侯桂鑫、黄文树等同为军官。后家父又升任中尉区队长，1941年在甘肃省福非县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授于少校军衔。1946年调任第七军（白崇禧部）任司令部参谋，邓达之为其上级同事。1948年在衡宝战事中被俘，后被送到湖北省中南军政大学任教官，与邓善宏、将海成为同事。由于学校日渐由新政权的师资充实，家父于1954年被排斥回归广西南宁。

回来后家父曾到当地民政部门报到，但当时的管事人以种种理由不予安排工作。无奈家父只好跟随祖父做煤油灯等手工业维持生计。作为旧政权的军人，而且毕业于黄埔军校，多少有点黄埔精神，对于生活，前程都能泰然处之，虽然清苦也乐乐自得。但这清贫奔波劳禄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安宁，随着政治形势的翻滚，家父的命运亦随之被扼，我等子女也同时遭殃。

一九六六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波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旧政权的一切人员，尤其是旧军人更是打倒，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家父被那些造反派五花大绑，严刑毒打，常常被打到遍体鳞伤，口吐鲜血仍不罢休，其惨状难以形容。我们家被抄得惨于土匪洗劫，凡是值钱的东西：衣物、用具、钱财都被洗劫一空，不留收条，可怜我等幼小子女如同在猛虎面前战战兢兢、哭泣都不敢有声。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只有日本鬼子的凶残曾使儿童哭不出声，试想当时的所谓造反派他们的凶残是何等的登峰造极。家父从文革一开始就扼运临头，常被毒打，被寇于国民党残渣余孽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黑牌随街游斗，在斗争会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家法律已经不把他们这种人当作人来看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是一段历史的进程，作为当时的国民党军人为国家效力又有什么过错呢？何况家父还直接参与了抗日民族战争，多少为民族的生存出过力，至于后来的国共相争那是政府的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个人要负什么责任呢？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后来所遭受的种种非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的折磨，至使多少人受不了而去服毒、跳河、上吊。这就不单是个人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哀，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哀。

一九六九年家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连同家人大小六口被强迫送回原籍广西扶绥县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劳动改造。在此期间除了劳动改造，一切权利均被削夺，并经常被社员开会斗争，交待历史反革命罪行。就这样在这种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恶劣环境下度过了那段农村改造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家父携同家母及弟妹一行又回到了南宁，我被留在了扶绥，直到一九八四年我才返回南宁。

基于政治格局的改变，对家父这样的”历史反革命”的管制有所缓和，表面摘去“历反”帽子，但暗地仍受临督改造。八十年代初，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当局对“文化革命”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有些地方做得过火了的，所以就有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出现，其中包括了“文革”被抄财产的退回补偿问题。家父满怀希望到处奔走，期待能有青天出现，讨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他失望了，主管部的回答使他又回到了“严寒的冬天”，因为象家父这样的历反（历史反革命——编辑注）问题不属于”处遗”之例，敌对矛盾始终是敌对矛盾，至于抄家，当时抄家也不是政府去抄你的家”。就这样十年文革的血泪连个评说都没有。

家父被定为“历反”以后，政治待遇不必说，人身自由同被限制，私有财产常被侵占，那有什么合法权益可言呢？ 家父在广西扶绥县老家房产被别人强行霸占一事，就是家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受到了当局不公待遇的例证：

家父在老家广西扶绥县城厢西街25号有祖屋一间，面积有六十几平方米左右，祖屋后墙有一条排水明沟，这是该屋自古以来单独使用的唯一的排水明沟。该明沟原宽0.93米、长6.65米，1969年家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冒子被赶回老家接受管制、劳动改造时已发现该水沟被后邻人家侵占剩0.3米，最后干脆把厨房的4米多高的水泥砖墙砌在水沟顶上（该墙没有基础非常危险）把整条水沟霸占完毕，至使我屋及墙基常被水泡。现在此沟已无法排水及疏通。每逢下雨我家财产就遭受毁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现在此屋已无法维修无法改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屋不久肯定会出现人命案。

鉴于当时的”历反”处境，家父既不敢怒亦不敢言。一九八九年当地核发房产宅地使用证，家父发现该沟使用权已不属自家所有，觉得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空前的剥夺，在当时到处都在强调以法治天下，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空气中，也许能有个讨回公道的地方。基于这种天真的想法，家父找到当地村委会、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归还合法权益，但却无人理睬，找得多了才勉强下了个调解书，把0.93米宽的水沟地变为0.3米（天啊！只留0.3米宽我怎样进去打扫卫生和维修？）只要求对方拆墙疏通水沟，但水沟地的使用权只字未提。

家父多次找了发证部门，政府的办证工作人员文善威这样回答：“这条水沟从前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们相争我就收为公用，就是只留30公分为公用，你不服你去告吧”。 家父觉得很失望，权力终究是权力，阶级敌人终究是阶级敌人。

一九九○年家父向广西扶绥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排除房屋险情，归还宅地水沟使用权，但法院迟迟不接诉，接诉后又迟迟不开庭，最后判决又偏袒被告，连这30公分宽的水沟地都不承认了。家父的合法权益一点也得不到体现，家父不服判决又上告到广西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但情况更糟。办案人员根本不理会家父的请求，致使时间一拖再拖，家父为了讨个公道、为了后代的生命安全，用尽了钱财，不停奔波于广西扶绥—广西南宁两地，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家父由于受人民法院腐败风气的高度刺激，昏倒于去找广西南宁地区扶绥县人民法院的路上，再也没有回来，年享七十八岁。家父无奈求助于法律，但结果家父连命都送断了，这使我们悲愤不已。

上告的判决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日下达，但该份判决书下达才半天，法院又勿勿收回，理由是遇漏当事人，当时我们还不明白其“卖的什么药”，直到1995年6月13日再接到的一份终审判决书时，我们才看清楚这个“人民法院”的真面目。

原来法院为了置家父的权益于死地，上下法院串通，权力与法律并施。泡制了一份既自相矛盾，又漏洞百出，但却剥夺了家父一切权益的终审判决，字里行间根本就不把家父作为一个公民看待，更谈不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通过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官司纠葛，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这块到处高喊以法治天下的土地上实质上是权力在起作怪，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词藻而已。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凡有一线希望的部门，家父及我们都一一找过：各级政府、统战部、人大常委会、“至高无上”的法律，讨公道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难的。

家父始终要不回被人抢夺去的权益，最后带着无限的悲哀，万分的遗憾去跟九泉下的同僚们会聚了。家父的后半生是在艰难而凄凉状况下度过的，晚年为讨个公道而命丧黄泉，真是可恨！可悲！

我们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为家父回个公道，目前我家房屋非常危险，房屋财产时时刻刻遭受毁坏、生命安全时时刻刻遭受威胁，随时都会有出现人命案的可能。家父生前曾谈论过他有很多好朋友、黄埔同学及军营同去了海外。

小女无处可求了，特述家父之不幸于此，如有哪位元长辈获知此资讯，但求能为小女出个主意，好为家父讨回公道。免除我家房屋的危险，还我合法权益。小女在此向各位长辈鞠躬了。

邓祖稷之次女邓彦芳拜上
二零零四年七月
通信地址：邮编：530011中国广西南宁市华东路39号（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10栋202号赵群 转 邓彦芳
电话：0771242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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