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日讯】一、“享有”是从被授予立场肯定“赐予”

胡锦涛政治局讲话的第五问是：“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享有空前自由、民主权，但对党仍然有强烈意见？”他这个为什么，与其他七个以及全篇的精神都陷于矛盾，不能自圆。他整个讲话都是冲着他们党的官员勿祝人权发出的谴责，也就是对人民所以不满的追因，再反问人民为什么对党强烈不满就自掌嘴巴。他应说的是：

把本来属于人的自由还给人民。社会剥夺人民自由的时代该结束了！

一个专事剥夺人民自由的党还不应该为人民所推翻，被时代所唾弃吗？

他如此说话让我们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是他对自由、民主没有本质上的理解；其二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勉为其难，双重性，他的人格的分裂。

“享有”这个词暗含着的是“赐予”—-

只有我已给了你—-你才能享受到。

你已享受到，证明我早就给个你。

他拿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去比七十年代中叶以前那二三十年，拿今天人们满街乱骂与毛泽东时代嘴贴封条做比较，就得出自由量的增大，别的不说，单是在宪法里增设人权就是前三代所没有的。他不明白：人的自由（即人的权利）本来就是生命存在的性质—-（请注意，这里把自回解释为物的性质。）

人在存在上的无原因就是存在方式上的自由—-

生命的独立性反映在人际联系上就是自由（对此作者将有《论自由》）。

如果他知道人权直接来自老天，就不会这样说话了。他会说—-

社会是因需要而形成，一步步向从认识过渡的，从需要出发确立社会原则往往只对目标负责，漏掉了对人的性质的责任，对目标负责的社会制度就剥夺了人原有的性质—-自由，现在我们已认识到自由是人这一物质的天然性质，不是侈奢要求，到了把自由归还人民，让国家权力对人的性质负责的时侯了。

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公民的约定，权力就出自人的存在。

文明就是还政于民。

他这个追问有两个成分，其一是他的心对现实状况（生活水平，现实的自由、民主概况）的认定；

其二是他心里的人民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仍有强烈意见”。

这句话是以“提高、享受到”为立论根据的，结果就成了—-党已经给了人民那么多了，人民还不知足，真不知好歹！他所以这么说是因他脑海里只有对四中全会将采取步骤的责任，却没有人权到底是什么，源在何处的了解。就不自觉地把个人自由从存在里剥了，当成了社会赋予，这立论就陷于专制主义的权威恩泽。这是一个严峻的错误，一种形与影的颠倒。

促使他这样讲话的背后动力是什么？这是他所不知道也从来没想过的—-

他做如是讲话的动力就是他的—-凡人常心。

孟子说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样一种情感并不需要实际关系的近密为其条件，只需一个最普通的原因—-只要他们都是人，同为人类成员就足够了。

同质物当然就是同情。

情也是物的性质，人是同一种物质，情是人这一物质的性质—-能不同吗？

同情并不是人的特别努力，不是意志行为，而是天之使然。黑社会也有规矩，行侠作义，就因他们也是人，是人就不能逃避人所共同的情。这是胡锦涛一二再，再二三地向他的党发出警告的真正动源—-他也是一个凡人嘛。但由于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神圣化，就总把人所必有的同情用党性来做解释。从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胡锦涛来看，他性格中多的是追随，墨守，少的是创建，在他当独断的今天，也不肯轻易甩开党性，他不肯用赤裸裸的人话来理解自己，认识世界。当他看到同类遭受同类的污辱、压迫、作践时，当然不会引发精神上的愉快，被激发出的肯定是一种不平。如他视察山东河南：两省委的报告尽是花明和柳暗，实地一看竟有人住七十年代的防震棚，三百八十二个适龄儿童只有八十多个在上学；他的车队被跪在地上的老老少少所包围，为震天喊冤所凝止……此情此景，凡人常心能不生出怜悯，能不气愤，能不本能地产生铲恶除暴的感情？他的“共产党官逼民反”以及围绕此题而发的那些话，他的“网上民主墙”，其动力就来于他是凡人，有的就是常心—-产生出这些情感的胡锦涛与共产党党性全然无关，这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性的胡锦涛。

但是，当他把自己用常人心态的所见表达出来时，却要通过党的名义，这一过滤就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成了他所说的那个样子。

民主与自由对生存着的人来说，不就是选择生活方式不受妨碍吗。

用什么来选择？用意识。

意识通过什么才能形成？通过语言。

所以民主、自由的体现也就是—-言论自由。

中国人民享有言论的自由吗？—-看看程益中、喻华峰就行了。

中国人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吗？看看那些自发基督教教徒，法轮功就行了。

中国人有选择官员的自由吗？看看陈良宇怎么折腾郑恩宠就行了。

中国人有组织政党的自由吗？看看民主党们怎么进牢狱的也就行了。

这些都是言论的具体表现。哪有自由啊？更别谈什么“空前享有”了！

二、胡锦涛勉为其难—-其人格是分裂的

胡锦涛做为共产党的党魁这是一个事实，他还是自然界之一个生灵这也是事实。

前一个事实是关于关系领域的，讲的仅仅是关系联系；后一个却是存在事实，是刚性的，客观的。

他的凡人常心不能不被现实所剌激；这此条件不他反应出来的是真相，他上台以来有不少类似言论。

但他毕意又是共党的魁首，当他要将自己用凡心看到的真相转换为社会结论时，就不自觉地用了党人格，一张口就使来自凡人的所见染上了党气党味，党八股，尽是虚的、假的—-到了实践的领地就是骗人的。

他的讲话证明他的凡人常心在对共产党这个事实的认识上与我等是一模一样：认党为最邪、最恶、最畜牲！

但他的党心却要他把衰败的党救出来，这个矛盾就使他只具有凡人常心的同情心，却没有思想家的洞察，他能看到血淋淋事实，却看不到事实背后的根源。

他朝思暮想的是既要廓清世界又不触动共产政体，他要的是一个异想的两全。好像在沸腾的水里还要保证冰块不溶化，在救国与救党之间只有一种可能，有国无党，若硬要救党呢？是党死国也灾难。他的双重人格，双层责任迫使他在发救国救民的讲话时为他的党留下可救的后路，他哪里知道党的后路一留，任你千方妙策万般力气也廓不清这个世界。他怎么就不去想想既说了“共产党官逼民反”，就没有发问“人民对党有强烈意见”的余地—-党都把民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了，哪还“强烈意见”的份儿？

当然我们也从这话中体验到阿涛的苦衷，他左右的为难。

他授命于危难，他的任务是救党，这个任务屏障了他的视野—-

救党与护教一样，不可能对该不该救发生大彻大悟，他的理智被救的任另所屏障、蒙骗。

该用人的眼光来下的决心他却用了党的眼光，该用人的立场来处理的问题他却采用了党的立场。若用人的立场中国的危机、困境是轻而易举可以摆的—-不就这个鸟党阻碍人民拥抱幸福吗？一剑也就斩了乱麻。一旦用了党的立场就就必越理越乱：只有机制的力量才叫做党，机制力量并不按照人的约定发生，靠经验怎么会觉知共产党做为力量必然是恶的呢？你要“共”就必然排斥—-正，要“共”的党性，就必须去绞杀人性。那贼江真正恐惧的不就是亡党吗？他却用“亡党亡国”来做幌子，他强把国家当做肉票劫了来绑在党身上，使共产党内有良智的救国者被缚在党茧子里—-阿涛的眼界就没跳出这个骗局，这就是他明明是谴责践踏人权的发言，为什么会夹杂上一些对人民的指责的机制解释—-这就是他的“人民享有空前自由、民主”的来历。

胡锦涛看问题时是用着人的眼光，解决问题却用党的立场。

悲哉！意识形态毒害的证明：人格分裂的胡锦涛。

三、信仰对人具有屏障作用

民主表现为信仰的自由，但这话并不表示信仰一定是可靠的。

凡客观可靠的东西，都不须用信仰来对待，真接去认识就行了，人都有爸爸妈妈，还用相信有吗？需要用相信

来对待的，至少是不能马上被感知的，所以相信不依仗人的感性，也不依仗知性，它仰仗意志不去考察。

把信仰赋予自由，表示的是不通过命令、法律。因为自由没有权威—-一个意志只能支配本已人格，如果信仰是自由的，信仰也就不构成权威：甲可以去念经文，乙可以去崇拜基督，丙可以去修练法轮……信不信全然由个人来自主，无论那被信的东西是真是假，是正是邪，再神再圣再崇高，也只是信仰者个人的事，井水流不到河里去，妨碍不着别人，民主就是自己对自己。民主是自由的保证程序，自由是对信仰可能权威化的瓦解。

信念一旦成为公众的，那可就必恶无疑，什么诺斯替教、基督教、袄教、伊斯兰教……它们都有过排斥异端的历史，与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模一样。其实人类生活就两个世界：一是客观宇宙，人与它是个认识关系，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就叫人的眼光。这里不考虑理从何来，只问是不是有无情事实的支持。

其二是主观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人的主观能力所造就，人的主观能力是个复杂的组合，有许多成分，各有不同的功用，承担不同的责任。人不只是在感应，在认识，人也在想像，想像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可靠，人把想像出来的东西赋予认识的可靠性，是伺空见惯的错误，比如：神、真主、共产、乌托邦、理想国……如果有什么人硬要按照《桃花园》去建一个国家那不就是海市蜃楼吗？能不造成灾难？科学心理学能够证明由于想像，连想像者自己也醉迷了，对自己的虚幻坚信不疑，巫婆、神汉、马克思……都一个样。

许多虔诚信徒用来证明神明的见证，马克思的门徒们之吹“社会主义好”是同一种心理类型，都是把毫不相干的真事件硬往神的头上套—-所采信的例子是人的切实经验，即用人的眼光看到的事实，在解释与应用上却加上了神的能量，在我们凡人听来“见证”是那样荒唐离奇，在虔诚者心里却是那样不可动摇。

胡锦涛能讲出“人民享有空前自由、民主”，完全是由于外部加给他的那个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党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虚无，最初是出于同一阶层有同一要求，但实践的结果呢？最后沉淀成凡在解释的场合，总要用党的立场来过滤一切用凡人心灵看到的事实，在凡人那里是“己达达人、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了党的立场就变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这“利”字就不属伦理学，而是价值效力。让我们冷静地拿自己回回忆：当我们还处在追随党，一心要做党的好孩子、好青年，好战士时，看问题时采用的都是凡人心态，但要向党，向组积汇报时不知不觉就采用了党的立场。这方面有一个一生被党折腾了十几年，最后混身党气党味的著名作家：姚雪垠，他写的那老太太裹脚布的《李自成》活生生就是大寨党支部。那些年人们向组织做的思想汇报，组织生活会上那些发言，雷锋和他的日记……统统如此。

我们都有这种记忆，如果去回忆并用今天的眼光评判自我—-会说：那是撤谎、欺骗。

错了！那是意识形态机制力量对人的扭曲。有一位名作家将之称为《训化》，却不能回答谁来训化的毛泽东？谁来驯化的马克思？所以说不是训化，是心灵的异化，一种扭曲。

人的所见是常人的，只到了要反映所见时才包上党的大旗，虎皮，不是去吓唬人，是去求取社会认可，这不是共产主义独具的特征，是一切信仰的共同性，这就是信仰的机制性。因为被相信的东西客观上并不存在，又要主观上普遍承认它，怎么办？就只有去煞有介事。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感官所见都是对的—-因为他是人；但他把所见反映出来，却都是假的了。他并没存心要欺骗，但他从对党的责任出发去救民族、救国家，还能不南辕此辙—-还能不欺不骗，说意识形态的机制作用意义就在这里。

信仰对人心的屏障。

信仰有了自由，各人有意志，也就吸收化解了信仰的屏蔽性。

四、我们的批判着眼于激励

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胡锦涛在民族中的地位，在共产党与人民的深刻对抗中，他的作用是我们新生力量在短期内所不能代替的，在共产党内日益加深的矛盾中他的作用尤为关键。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体制内人士的介入与不介入所能造成的客观成果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一二再地对胡温发出在世界上存在的究竟是人还是党，人究竟应对人的存在负起责任还是去负担虚幻的意识？我们所脚踩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确实的存在，只是当我们要确立自己在它之中的位置时，不得不通过转换，这就是我们的主观精神。确实的世界不可能有错误，所有的错误都发生在用来转换的精神以内。

我怎么搞都弄不懂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回答：你到底是世俗中的凡人，还是虚无中的共产党？人是对人的存在负起责任，硬扯上虚无的党皮有什么必要？

“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的反动性是否定原因、手段的合法性，它排斥正义、践踏公平，拒绝真实—-胡温施政的手脚明明就受制于这句话，应走出这个困境，用人的心态干脆扔掉它就结了，可他们却偏要转弯抹角给党留下伟大、光荣、正确的余地，而说成“稳定压倒一切，关键时期，要加倍顾全大局”，这种蒙一半露一半的把戏究竟有什么好处？一旦说出：“人权至高无上，正义压倒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真话不只是话，真话连同话的根一同呈现出来，你推不倒，证不了伪；真话的根是先于真话早在事实里，所以真话一出口，就坚如盘石：像蒋彦永老人，你军委可以抓他，撼蒋彦永容易，撼蒋彦永的话比登天还难！不管你什么委也不能让他的话失真，执行抓他的任务的人未必不在心里竖大拇指！他的话太真，真倒让你发抖—-动他是以自己的彻底小丑化为代价的。蒋老人事件对胡温的教导是什么呢？—-只要主义真，真主义就是用人的眼光，一步可以到位：什么陈良宇，吊毛！你捣乱吗，你就滚蛋！你滚刀肉吗？我给你一副镣铐！什么政治局，玩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岂容瘪三胡搅蛮缠！可胡锦涛们宁可让人们猜谜，一步直路他非要绕上九曲十八弯。就以最近他一系列讲话、《人民日报》文章、四中全会文件……等等来看：中国的危机的原因只是一个-

—共产意识形态对人性的侵犯，废了它，既省事又有效，什么困也都解决了，他们却非走盘丝洞，绕来绕去，不肯直逼中堂。

我们要向他阐明：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为旧迹承担责任，时代所赋予给时代良心的只是面对现实，是奠立在这个现实上的正直和诚实，现实中有些什么就承认些什么，负些什么的责任。无须顾及历史积淀下来的旧迹，既是旧迹就已丧失约束力，不应纳入责任的规野，一个大活人干嘛去背古人的包袱？

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观念才能走出这个困境，才能制止道德的衰败，才能唤起人心，才能重建民族精神，那就毫不犹豫地采用它，没有任何理由来问共产党含辛如苦多少载，流血几条河，白骨几座山，这些统统没用，俱往矣！统统不是拘守的理由。开明者只承认当下的活人，只为活人找出路。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你胡锦涛、温家宝面对的是来者，历史的责任是对着来者，干吗用往昔的负担搪塞来者？责任是对着现实生民，不是姑息亡魂。开明者只有从往昔中吸收经验的权利，没有把陈迹当成心头重负的犹懮，唯一应承认的就是这十三亿生命，其余都是枉谈，该甩的坛坛罐罐非甩不可，该丢的垃圾非丢不可，绝不能再有丝毫犹豫。如果有了这样认识，决不会有“为什么人民对党还有如此强烈的意见”。大智者的回答是：党早就该死了！该死的不死人民能不有强烈意见？胡温政体的困境就出在他们的当断不断上。

五、存在与赐予，天然与精神

存在就是有—-它在那里。存在不涉及任何主观的原因，不是人用行为所提供。但赐予就不同了，赐予是一种行为，它的可能要由某种力量的使用、许可。我们常常说的“天然”就是指由天做原因，也就是指直接存在的事态。行为得有精神来发动，所以精神是其原因。

民主政权与专制政权的根本区别就是：民主政体（宪政）把人的权利理解为天然，肯定人的权利是个存在问题，不是人心欲望。是生命在存在上的一定性质。而专制制度把自由、民主看成是人的一种要求，因它是要求，就归为许可、恩赐。人是并列事实，谁来许可谁呢？

自由所能还原的只是意志，意志是可加经验的，人想干什么自己都清楚，就自己想干的事来说，体会到自由—-受没受妨碍。从这里我们把自由纳入精神的范围，若作还原的考察，自由就是生命存在的本身，谁也改变不了人的物质独立性，自由不过是存在上的独立性被感觉到罢了，它不过是生命物质又综合上理性能力，还是一种性质。若弄清这一点，人的勇气就较易培养起来，所有的人都不是共产党的私产，它有什么理由来挡住人的路？冷暖痛痒是人才能够又不是什么党所能的，只要人能幸福何必去问党愿不愿意呢？党挡在人通往幸福的道上，怎办？当然是铲除它！这又有什么不好过的关口？党又不是真东西，让不是真东西的东西显出原形，乃天理也。

胡锦涛能不能把自己也当做观察对象而非主体来问一问：毛泽东不是与今天的他一样也说自已的社会主义有民主有自由吗？

这段话是他个人主体性证明，却不是道理的求证。人从一下生生命就是各人的，自由不就是生命各是各人的公共承认吗？民主不就是为了保证个人自由不受公共的侵犯而设计的程序吗？所以，人的自由不是由于社会，而是生命天然内在的，社会的进化只是对这一性质的发现。

我，就向即要召开的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向胡锦涛、温家宝及一切良知尚存的共产党人发出呼吁：更换一下立场吧：

把顽固的主观性换成证明性：别再去说共产党如何的好，咱来求证它是真是假不行吗？共产党人能不能自己问一问：这个世界究竟是人的还是党的？人是自身在活呢，还是为党为革命才来存活的？那就得回答：究竟社会是人造成还是党造成？社会对人负责还是对党负责？人有什么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组织？

世上本无党，不过是一些人在骗大众，因骗人也骗了自己。从对人的责任出发，凡是非人的东西统统滚蛋，包括对党！胡锦涛一旦明白了人是世界上唯一准则，就不须再绕弯子，让它一步到位—-消灭共产党，所有的困难不全都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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