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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上午，我们前去采访《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松冈环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宾馆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从一段仄仄的楼梯上去，小小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里面陈设简朴，书籍和海报到处都是。最新的活动海报是二战题材电影的播放活动。
松冈环是一位中学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位朴实无华的知识女性。她讲话温和谦逊，且有条不紊。她的儿子与我同龄，早已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了，她近年来才能够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花更多的时间在日本暴行调查的工作上。
松冈环告诉我们，这间办公室是他们的和平组织租用的，假日她便到这里来做事。此地对外保密，以免遭到暴力团体的骚扰。在日本，做和平事业居然也如此艰难，右翼暴力团体力量之大也超乎我的预测。
“从十七年前，我就开始关心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了。”松冈环一边翻资料给我们看，一边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八年，松冈环来到南京，见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李秀英。在倾听了李秀英的哭诉之后，她被深深震撼了。她紧紧握住笔，身体僵硬地听着。李秀英讲完后，虽然说了“当时军国主义的日本人与现在的日本的民众不同，希望中日友好”的套话，但还是脸色严峻地对她说：“就是现在，见到日本人还是心情不好。”
李秀英的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松冈环的心里。这句话让松冈环开始了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调查工作。这是一项庞大的、没有终结也没有报酬的工作。为了这项艰苦的工作，松冈环的头上冒出了几缕花白的头发。
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同胞的理解和支援。相反，许多人公然反对和阻挠她的事业。作为老师，松冈环在教学中感到官方教材存在着严重问题，便开始自己编辑补充读物。她告诉我们：“目前，在日本的学校中讲授教材外的历史真相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教育委员会警告教员不要讲授课本之外的内容，有的老师甚至因此受到处分。有的学生认为老师讲的内容太过残酷和恐怖，便回去告诉家长，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一切，便也向学校表达不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笑的鸵鸟心理。”
先后花费了五年的业余时间，松冈环一共采访了两百多名日本侵华老兵，写下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该书出版之后，气急败坏的日本种族主义团体乃至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势力，在大阪街头开着宣传车，用大喇叭喊：“松冈环是卖国贼！”“砍下松冈环的头！”这些人就这样运用他们的“言论自由”。
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松冈环丝毫不为所动。她对我们说：“当这些加害者讲述在南京的暴行时，我们相信黑暗中将有一道微光照到历史，于是继续着我们的调查。被害的中国民众只有在受到作为加害方的日本的发自内心的谢罪和有形的赔偿之时，才能够重新恢复自敬之念。出于安全考虑，作证的老人们不得不使用化名，这使我们一直在反省当今日本不愿正面看待侵略历史的世态。现状是不如人意的，但我相信，当封闭的记忆被打开、加害的事实被表明之时，受害的民众将证明加害的历史，他们的心将得到安慰。”
近年来，松冈环担任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铭心会南京友好访问团团长等职务，积极举办画展、电影会、演讲等，把南京大屠杀真相告诉广大市民。
接受完采访，松冈环带我们去市中心拍摄大阪教育塔。教育塔旁边就是大阪古城墙遗址，宽阔的护城河内是石头砌成的城墙，不若中国古城墙的整齐精细，却别有一番粗糙旷达之美。护城河水清可见游鱼，河边则是参天的古木。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遗迹的精心呵护，让来自历史更加悠久的国度的我，感到既敬佩又惭愧。我们的多少古迹，统统都消逝在官员和房地产商的野心和贪欲之下？
教育塔规模宏大，是战争期间建立的，目的是表彰那些所谓“精忠报国”的教师。其中既有在台风中抢救学生而献身的老师，也有地震时抢救天皇照片而死去的老师。直到今天，大阪府教职员工会每年都在此地举办纪念活动。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纪念的教师当中有不少就是军国主义分子。既然知识份子亦被笼罩在愚忠思想之下，学生们也只好成为受害者了。
教育塔的碑身镌刻一篇碑文，这是一个对天皇忠心耿耿的教师的故事。在地震中，抢救天皇的照片比抢救学生更加重要，保全天皇的照片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一种何等可恶的逻辑。在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般日本人对天皇的微妙感情，这种感情夹杂着爱、畏惧与尊崇。对此，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一文中仔细分析说：“日本古来是一个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长，民间亦有君民一体的信仰，事实上又历来带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间自然发生一种感情，比别国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这种感情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它与现代法西斯主义结合之后，立即变成一种畸形的杀人利器——在天皇对国民进行集体催眠之后，国民便在“为天皇而战”的口号下义无返顾地走向杀戮与死亡。这位因抢救天皇的照片而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教师，就是其中之一。这与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杀人或被杀的红卫兵相比，何其相似！然而，至今日本的教育部门还在鼓励教师向如此“先烈”学习，这比事件本身更加荒谬。
下午，松冈环带我们去采访居住在大阪郊区的两个老兵。因为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她与诸多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兵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有的老兵她先后上门采访了十多次。有了她的引荐，我们的采访才有可能实现。
在出发前，松冈环再三叮嘱我们，不可过于过于彰显中国记者的身份，进出的时候摄影机最好放在包里。否则，让被访者的邻居看见了，会产生猜忌心理。同时，在室内交谈的时候，必须在得到她的示意之后，摄影师方可进行拍摄。让我难于理解的是，在号称“言论自由”的日本，说出真正真相却是如此地“不自由”，而攻击和辱骂那些言说真相的人却无比地“自由”。
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大阪郊外。这里是一个传统的住宅区中，大都都是两层的小楼，巷子很深、很窄，无法行车，我们下车步行。
穿越几个小巷子，我们来到一所显得非常陈旧的小房子前。门口的门牌上写着主人的名字，还放置着诸多袖珍的盆景。松冈环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一名八十多岁的老兵。
松冈环在前面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垂老的老太太。她很客气地向我们鞠躬，迎接我们入内。家中的房间都很局促，陈设也颇老旧，看来至少有几十年历史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天皇颁发的已经发黄的奖状，以及另外一张当地盆景协会发给的奖状。角落里还有一块小小的匾额，写着“武运长久”四字，落款乃是：“邢台县商会会长杨治寰”。恰好摄影师是河北人，他低声说：“有机会的话，要到邢台去，看看能否从地方志中查到这个名叫‘杨治寰’的汉奸的情况。”
这个老头刚刚结束午休，缓缓从床上爬起来，神智还有些迷糊。其人瘦长的身材，瘦长的脸庞，两道浓眉猛然矗立，从面相看年轻时绝非善类。老人与松冈环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寒暄几句之后，松冈环拿出一堆照片来，告诉他说：“这是您当年所在部队的照片，看看有没有您熟悉的画面。”
看到照片，这个老头才渐渐地有了些谈兴，并同意我们打开摄影机拍摄。但是，他害怕右翼暴力团体的威胁，要我们不要暴露他的真名，录相上的画面也要做些隐形处理。
这个老兵打开了话匣子。他于一九三六年参军，到过天津大沽子牙河、参加过徐州和南京的战斗，攻占南京之后还在光华门站过岗。他极其平静地对我们说：“由于在战场上不知什么时候会死去，所以能够享受一天便算一天，我们一有机会便强奸中国女人。我记不清究竟强奸过多少中国女人了。”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在南京强奸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孩子，强奸之后将其杀害。他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投入。他就这样苟活了半个多世纪。
而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出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一个热爱盆景的老头，同时又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一个热情待客的老太太，同时又是丈夫暴行的支持者。这个民族的文化真是扭曲得让人无法理解。屋子本来就很拥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赶紧到门口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以我自己脆弱的神经，我无法从事松冈环的工作，听多了这样恐怖的故事，自己的心灵会受伤害的。
出来之后，漫步在此老住宅区狭窄而整洁的街道上。各家的房舍皆连接在一起，不像美国的住宅那样拥有阔大的草地与花园。房前屋后只有方寸之地，全都种植着各式的花草树木。松柏全都是微缩式、盆景化的，却有一种整齐与错落交融之美，如昔日王桐龄在《日本观察记》中所云：“日本人好莳花种树，又善修葺盘扎，方园无不如意。微特庭阶，葱茏蓊蔚，栽培都遍。且能以之为屏、为墙，若一色翡翠，堆叠而成，整齐略不参差。”美则美矣，却又给人一种扭曲、病态之感，这些植物都没有焕发出其本身的生命状态来。
行走在幽深的小胡同里，桂花树的芳香处处袭人。盆栽和园林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韩国学者李御甯评论说：“盆栽、盆景是属于建造石庭和草庭的具有缩小意识的国民的。石庭进一步缩小成为盆景，修整后的草坪、灌木进一步缩小后成为盆栽。此时大此刻自然已经悄悄地从庭园又移到了室内。庭园自然又变做室内架子上精致的观赏品，其美丽可称得上一种精致的室内音乐。就这样将回游式庭园、石庭套廊的景观以及可眺望的山水一步步拉至自己身边，已达到伸手触摸的程度。”日本的园林虽然很小气，却也处处可以见其匠心。我不喜欢日本的盆景，不喜欢“病梅馆”，却喜欢这样雅致清洁的小巷子，如戴望舒诗歌的意境。
紧接着我们又去采访另外一位日军老兵三谷翔。其家中更为窘迫，客厅的地板上躺着正在输液的三谷翔的妻子，大概没有别的宽大的房间，我们只好在一旁小声谈话。三谷翔看上去比他八十四岁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镜片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
三谷翔比刚才那个老兵勇敢，他欣然同意出现自己的真名和摄影的画面。他告诉我们，以前因为接受过类似的采访，他的朋友乃至兄弟都打电话来辱骂他。刚开始他觉得很受伤害，“为什么我不能说出真相来呢？”不过，现在已经觉得无所谓了。
松冈环在地上摊开一张当时的南京地图，就着地图上的各种地名标识，三谷翔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回忆。当时，他是一名日本海军士兵，从军舰上看到了长江两岸的大屠杀场景。他面对着铺在席子上的这张南京老地图，指出了自己当时所在的方位。他说：“目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只有两个半，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但我仍然要负责。”
可见，老兵与老兵不一样，有中田清康那样的人，有三谷翔那样的人，也有东史郎那样的人。有的勇于忏悔并承担责任，有的却依然坚持屠杀有理的邪恶理论，有的则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自我逍遥。正如松冈环在《南京战》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日本兵的证言中，关于日常化地杀害中国民众、捕捉女性强奸，是以无所谓的口气（轻松的心情）讲述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证言顽固地否定在南京经历的事实，始终辩解说自己的部队什么也没干。从老人们的态度中，多数读者恐怕可以感到原士兵老人们对中国人依然充满着根深蒂固的歧视。”
听完两个老兵的讲述，我的心里仿佛被堵住了一样，呼吸也变得困难了。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想起了《战争》一书中的一篇回忆文章。这是一个名叫稻永仁的七十四岁的老兵的回忆。这位中学退休教师写道：“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这支军队里没有爱和同情，他们的长官就是要制造一批杀人工具出来。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那些被施加虐待人，很多都会沦落为对更弱者的加害者。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苦难的转化。
稻永仁接着写道：“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像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土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人要变成野兽，比变成圣徒要容易千万倍。自古以来，变成野兽的人多如牛毛，但变成圣徒的人却寥若星辰。
关于日军暴虐的原因，可以从文化深入道宗教信仰层面。在我所阅读到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评论最为深刻。黄仁宇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指出：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元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
一八六四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为日第三军指挥官，攻旅顺三度失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要求此人撤职，只因明治天皇袒护不允。以后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静子与之相殉，自此日人视乃木希典为战神。即在抗战期间日军中下级军官亦有在战场零星切腹事例，这样日人已将封建社会习惯延伸而至现代。日本军官以俘虏做训练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违情害理，在他们看来仍继续此好血好勇之传统。纪思道所叙七三一部队之军医，显在夸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战到底不计人命牺牲的精神与战法，在战场上确有成效。硫磺岛之役，日军两万人在美军海军炮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杀伤美军二万六千余人，日军只一千零八十三人得脱，多系受伤无法行动。缅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军受损五千三百八十三人（包括伤病），内美军一千两百二十七人。当时我们以为守城者至少有日军五千人，及至战后真相大白，才知对方最多不过约三千人，最少时只一千余人，但是因为他们弹不虚发能迟滞我军之进展达七十八日。最后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但所指挥日军仍有数百人能于夜间沿伊洛瓦底江逃脱。滇西松山之役，日军一一三联队居高临下，我军在雨季之中冒险攻坚，但彼方之一千两百人竟杀伤我军人数六至七倍。最后日军只有十人逃脱，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军坑道作业以炸药将之震昏。据此中俘虏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残杀自方之伤病者。此种做法为历来军事典范所无，只能视作宗教影响。
宗教确实有善恶之分。善的宗教拯救人类的心灵与肉体，恶的宗教则将人类带入黑暗的深渊。日本神道教精神推展至极端，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相似之处。
回到宾馆，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去阪急交通社门前等待燕子，她约了中国文学翻译家金谷让来一起交谈。穿过这条大阪最有名的红灯区，两边全是声色犬马的色情场所和电子游戏厅。人潮汹涌，广告极其暴露。
这几天来，我观察到了日本社会有以下三大“怪现状”：一是火车和地铁的车厢中，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大都在看漫画，漫画的内容多是色情、暴力和侦探。日本人受教育程度颇高，这些男子多打扮光鲜，身份多为白领阶级，却喜欢看这类我觉得幼稚乃至恶心的漫画，真是“成人弱智化”。二是电子游戏厅中，大多数玩家不是少年，而是西装革履的成年男子，有不少甚至是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这些人似乎不在意他们的身份，在其中悠哉游哉地玩乐。三是色情业虽然法律明文禁止，却非常公开，有所谓的“无料情报站”和媒体广告，公布无数卖淫女子的照片并标注具体价格，客人可任意挑选，穿着学生装的“学生妹”价格尤高。
此“三大怪”堪与旧时传下来的武士、相扑、艺妓以及“女体盛”等“日本文化传统”相提并论。有人以“文化相对论”之理论看待之，认为应当尊重和理解日本的这些文化传统及国民性格。而我更同意周作人的看法。周氏在《游日本杂感》一文中说：“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悲壮，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专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他又评论艺妓曰：“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我一直坚持，在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上，应当存在着一种普世价值，即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可以用“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观点，来抹煞最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从这个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来看，这些“文明”其实是“非文明”。
晚上，燕子请我们吃牛肉锅和米饭。此牛肉以小锅熬制，香气四溢。而大米也像拌着猪油一样粒粒饱满、晶莹剔透。每人一小锅牛肉，而米饭却可以随便加。据说，许多养牛场的牛是喝着啤酒、听着音乐、享受着按摩长大的。如此过一生最后虽然被宰杀，也是一种幸福。此牛肉鲜美之极，只是肉汤略微有点偏甜。
金谷让文质彬彬，一看就是文人模样。他从网上读过我的很多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他还是一位元罕见的语言天才，大学时代念的是俄语，还精通中文、英文、法文等几种文字。他翻译过曹长青、郑义等中国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希望以后能够翻译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
谈及战争记忆问题，金谷让对我说：“一想到祖辈父辈参加过战争，战争在我身上就没有结束。”谈到一般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看法时，他认为：“一般的日本人虽然自己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心中还是感到内疚。认为未经允许派兵占领别国是正确的，这种日本人非常少。”而他个人的看法是：“日本政府应当赔偿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国家负有很大的责任。有人从纯粹的法律角度说，已经过了法律追究的时限。我想说的是，法律是为人制定的，法律应当符合人性，因此我们必要时必须修订法律。”
金谷让倡导中日之间结束那种“形式上的交流”，而开启真正的“非形式上的交流”。所谓“形式上的交流”，也就是“体面的人”——即政治家和商人——在宴会上“干杯式”的交流；而“非形式上的交流”则是指两国草根阶层的交流、日常生活的交流。他举例说，十几年前到第一次中国农村，看到农民蹲在地上吃饭，感觉非常不好，在日本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然而，日本人喜欢吃盖浇饭，但韩国人却认为不美观。在理性上人明知是一种文化差异，但在感情上却难以认同。后来，知道蹲着吃饭是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习惯，这才慢慢以平常心接受之。这个例子生动而贴切。
金谷让是日本青年知识份子中的异数。他放弃大公司中的职位，曾独自经营一家小茶馆。因为茶馆的生意影响读书和写作，几个月前又主动将其关闭，现在全天候在家中读书写作。我笑曰：“这倒跟我一样，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
不久前，金谷让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学者孙歌的《主体性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一书。在遍及日本学界的“孙歌热”中，他是第一个敢于对之提出质疑的人。金氏认为，孙歌所谓的“中日知识份子共同体”，其背后仍然是对民主、自由、人权、博爱这些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反动，潜台词是对抗西方文化。她仍然从种族角度来看待文化问题，而不承认人类普遍的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歌与大多数中国“新左派”的思路是一致的。
我亦以奈保尔与萨依德之争回应之。在这场论争中，我选择站在奈保尔一边。如果说萨伊德是中国知识界的麻醉剂，那麽奈保尔就是一剂清凉油。然而，中国学界直到今天还奉萨依德为圣人，却不愿面对奈保尔的思想冲击。
像金谷让这样的边缘知识份子，处境恐怕比我还要艰难。在中国国内，我尽管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我的言论总是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去，并得到许多“读友”的关注和支援；在言论相当自由却高度商业化的日本，金谷让的声音被淹没在潮水般的语言垃圾之中，他很难觅见一位知音，很难获得真正的回应，他更加孤独。
我们共同感叹：在任何社会，有精神生活的，总是少数人。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