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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黄河清
正文………………………………王策 黄河清

弁言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了的第二天，王策、朱光、李力和我聚在一起闲叙，凑成了这篇《邓小平的盖棺论定》文章，我和王策撰稿定稿。当时我们与美国朋友刘国凯、王湘诸人合作筹备成立“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公推王策任会长，此文就以王策执笔的名义刊登在《中国之春》上，可惜的是字体小的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当期的目录上也没有。可以说，此文在当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王策九八年返国被捕后，我在零零年写了“王策并不总是温和的”一文。我在此文中说：

“《北京之春》九七年四月号上共有十九篇评邓大作，六篇集体的，十三篇个人的。绝大部分文章在批邓、评邓的同时都要为邓颂功摆好，或为邓颂功摆好时批邓、评邓。最能说明问题和表现出感情色彩的是对邓死的用语。我统计了一下，说邓死了的六篇，其余十三篇或说“逝世”、“去世”、“与世长辞”、“离开人世”，或挖空心思说“走了”，甚至有说“值得我们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温情脉脉，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心态跃然纸上。这里，我无意评议这些大作及作者，我只是想把这一事实点出来，以对照王策当时的观点，当时的态度，当时的敢说敢为，当时的并非温和。 “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是“邓小平死了！”接下去说：无论世人、历史将如何评价邓，无论中共将给邓戴上多少顶桂冠，邓作为中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则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然后历数邓在五七年反右，在六六年文革初期，在七九年西单民主墙，在八九年”六四”，是如何与民主为敌。指出邓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举起屠刀，恶狠狠地砍下来。就这一点上，邓之罪恶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半句也没有提邓所谓功绩。“六四”死难者血迹未干，冤魂未散，反右以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志士仁人、无辜民众受苦受难受罪的惨状犹历历如在目前，何能对邓这一罪魁祸首评功摆好！无论以何为借口，全面也好，客观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宽恕也好，都是对死难者和自己的侮辱。等邓氏同伙及其家族，等中共对此那怕是有一丁点的认罪、忏悔、歉疚，我们再来全面、和解、客观、公正，再来宽恕，难道就迟了？难道就来不及了！“王策温和吗？在评邓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向菩萨低眉的王策显示出了金刚怒目的一面。要知道，王策本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文革前，王策因父亲系历史反革命而与高等教育无缘。高考恢复后，他才有机会跨进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门，继而来到美国深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王策同邓小平无个人仇怨，连他父亲的反革命也是四九年前任职国民党政权之故。若出于私心，他可以“悼念和追思”邓小平，“感激”邓小平，为邓小平的“逝世”“悲哀”。这种迹近献媚的温和王策做不来。他拍案而起，直斥“六四”屠夫邓小平乃中国民主的最大敌人。这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是不容模糊、含混的，不容温情的！要说温和，王策在为文的遣词用语上并不使用罪该万死，千刀万剐等激烈的语词，大约是儒家传统情怀及皈依基督后，仁恕、宽容一面不自觉的流露。

仲维光先生、苏炜先生二位评邓大作是九七年四月号《北京之春》评邓专辑中最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文章。仲文说：“邓小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的大屠杀，在全世界人们的眼前，用坦克、机枪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种屠杀和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要甚之，因为独裁者对不同意见的镇压是不奇怪的，但是，历来的独裁者都是只敢偷偷地干。只有邓小平，公然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杀给大家看，他要杀给中国人看，看你们谁还敢反抗，他要杀给世界人看，嘲笑你们的制裁，他不但杀了，还要说：杀他几十万，安定二十年，外国人还是照常要跟我们做买卖。他杀了人，还蔑视活着的人！”“邓小平死了，我作为一个人来说，看着从政治对抗，从股市行情上等等的对他的评价甚至赞扬，我感到荒诞，可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和邓小平一样的生命，凭什么他就能杀我们，侮辱我们，随意处置我们的一生？和对希特勒一样，我不会，也不能说他任何好话，因为我是一个‘人’！”“如果说，仲维光的金刚怒目具备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一片几乎可说是颂邓声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那麽，王策的金刚怒目则独具论理色彩，彰显了王策政论家的本色。仲文和王文是九七年邓死后海外评邓文章中的双璧。建议大家找来一读。

“王策是温和的，但他并不总是温和的。他直斥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最大敌人，半句好话都不说，并不在意当时大多数民运精英评邓的温和甚至温情。涉及到中共及中共头面人物的历史罪恶，涉及到历史真实时，王策是勇敢的，尖锐的，坚定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不随波逐流的，爱憎分明的，敢说敢为的血性男儿。一旦面对如何推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如何促使中共早日实施政治改革这样重大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时，这样关系到十几亿人的生命、生活时，他决不忌讳别人对他产生的“投降派”、“王三十”等误解，坚决坚持一贯温和的，十二分理性的立场和态度。这个时候，他是一位最坚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义者；这个时候，他将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福祉摆在第一位。

“王策在发表“邓小平盖棺论定”的一年后，就大胆地提出了“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的构想，并毅然、决然返国上书。这才是真正的坚持原则和体现温和。只有既具政治家的胆识、器度、才具，又兼具革命家的无私无畏，才能做到。”综上所述，海外对邓小平之死的看法、评价就公开所见，在思想、理论、策略、感情上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甚至有点糊涂错乱。值大陆纪念邓小平百年寿诞之际，我把这篇七年前的小文借互联网的便利公诸于众，以就教于读者。

2004、8、18于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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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邓小平死了。

无论中共给邓小平带上多少顶桂冠，邓小平对中共、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广大人民群众之功过，并不能一概而论，历史将有定评。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盖棺论定的，那就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头号死敌。

邓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全面影响中国政局的开始。从此以至其生命中止，邓小平一天都没停止过对民主的扼杀和摧残。

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谋的导引下，广大知识份子向中共一党专政提出了批评。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民主思想的第一次萌芽。但很快，五十余万知识份子被打成了“右派”。无可否认，毛泽东是罪魁，但作为中共中央“反右派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心狠手辣，在反右扩大化中起了主导作用。五十万余右派此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活皆拜托毛、邓所赐。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一刀。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起时，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派遣工作组，进行了“第二次反右运动”，将中共党内斗争的屠刀导向了人民大众，把当时向中共官僚体制挑战的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明令对中学生都“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用毛泽东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惨况是“从中央到地方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意如此。）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后来大多成为与中共当权派，亦即中共官僚体制作作坚决斗争的“造反派”。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二刀。

一九七九年，争民主、争人权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波及全国。邓小平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运动，拉下了“凡是派”，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后，即翻脸无情，将屠刀砍向“民刊人士”，并公然取消宪法明定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剥夺了人民群众在专制政权下曾经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民主权利。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警告国人警惕邓小平新独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首当其害，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此后，邓小平一直未忘记对“七九”民运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还再三清查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是害怕代表文革中民主思想的造反派同“七九”民刊人士走到一起。这是邓小平砍向中国民主的第三刀。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竟悍然下令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八九”民主运动，犯下了“六四”屠城的滔天罪行。这是邓小平积数十年同民主力量较量的经验，倾尽全力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四刀。此后至死，邓小平虽再无力挥舞屠刀，但始终以其太上祖师的身份威慑镇制中国民主运动，决不作一丝一毫的放松。坚决不放魏京生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综上所述，邓小平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大约每十年都要镇压一次民主运动。其立场之明确、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凶悍，是中共领导人物中（包括毛泽东）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所以，我们才说，现在可以为邓小平盖棺论定的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死敌！

现在，邓小平死了，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死，也不会死。但中国民主运动若要在邓后的变局中不再屡战屡败，则必须认真回顾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以学得聪明一些，长大成熟起来，才能反败为胜，不至于被邓小平在地下还笑其幼稚和浅薄。

邓小平扼杀民主运动每次都获得成功，除他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诸原因外，还有很重要得一条，那就是他十分准确地利用了民主运动的弱点，即每次民主运动都十分奇怪地无视一以贯之的历史：“八九”民运的学生认为“七九”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愿沾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七九”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则视五七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总之，每次民主运动都自行断裂历史，孤军作战，从而不能汇成统一的民主大军。反之，邓小平等中共当权派可从来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纯洁”、“清白”，只要你向他们争民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概在铲除之列，无论你是“五七”、“文革”、“七九”、“八九”，一视同仁，统统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中国民主运动从自身来说，难道还不应该深长思之么？！

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流亡海外的“七九”民运人士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新书《封杀不了的历史》，重新评价文革。刘宾雁在该书发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前四十年历史被掩盖、被随意涂饰和被遗忘的结果。”此结论何其深刻和沈痛！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但有过四十年的历史沉淀，还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已历时一百来年。可以说，神州大地上的民主土壤是肥沃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掘继承。

邓小平的死，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我们呼吁一切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团结起来，回顾总结以往历次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神州大地一以贯之的民主资源，长大成熟起来，以扎扎实实的步伐，迎接邓后中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1997、2、20于西班牙·瓦伦西亚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