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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一觉醒来已是朝霞漫天。海风与阳光一样往窗户中涌。
早上九点辞别“丹羽庄”的主人，去东史郎家。此屋独自在村落的尽头，前面是山坡，后面的田地，再远处即为海岸。既近山又乐水，居住在此，可以仁智双修了。这比国内某些价值千万的豪宅好多了。
老人在门口迎候我们，中等个子，满头白发，眼镜背后的眼睛灵气四动，神清目朗，一看就能感觉出乃人中之上品。虽然已经九十岁了，但精神还十分健旺。
东史郎夫妇迎接我们进入客厅。他们的居室内装饰着中国友人赠送的各种书画，典雅而古朴。另外，还有若干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机构赠送的工艺品。可见，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说真话的东史郎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实，东史郎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在德国则再普通不过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敢于讲述自己干过的坏事并表示深切忏悔。而在日本，直面历史却显得难于上青天。
东史郎在战后曾经营电影院，事业相当成功，当时住的房子比这大得多。因为出版日记惹来官司，便开始为捍卫自己说真话的权利而奋斗。十多年来，他在应对诉讼上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己聘请三位律师去中国调查历史事实。最后不得不卖掉大房子，换成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房子。
老人告诉我们说：“目前日本还有一百万幸存的老兵，即使他们都反对我，我也要坚持到底。那些告我的人都是当年的军官，而我只是普通士兵。但是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我不会认输。”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将讨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许更难在日本出版，且会遭到右翼暴力团的更大反弹。他拿出厚厚的手稿给我们看，全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字都可见出作者的心血。
东史郎的妻子久江女士给我们端来一盘水果之后，也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推开隔板，清晨柔和的阳光流泻进来，老人的银发在阳光中飘动，像是一群流动的音符。两位老人的恩爱让人感动不已。
几年前，东史郎赴东京出庭，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这时，右翼暴力团开着三辆宣传车围着这幢小屋，叫嚣：“杀死卖国贼东史郎！”在这个宁静的小渔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邻居们都惊恐万分。
报警之后，警察反应冷淡。久江女士说：“刚开始我也感到害怕，埋怨丈夫的做法。后来逐渐理解丈夫，为丈夫敢于说真话而感到自豪。” 在日本，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老人。然而，大部分日本人都对东史郎没有好感——注重“面子”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打破“面子”观念的人自然不受欢迎。
日本文化中有深厚的“集体主义”和“从众”的传统。当大家都不说话时，那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排斥——至于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反倒没有人去深究了。美国历史学者法兰克•吉伯尼在《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份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一九三零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当年，像东史郎这样有写日记习惯的日军官兵相信会有很多，但是鲜有人敢于将其公开发表出来，即使是战后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已经实现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时，老兵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恐惧——否定自己的恐惧。正如法兰克•吉伯尼所说：“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战后，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都出现了波涛汹涌的“反思文学”浪潮，而在日本文学界，大部分人都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看重“面子”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表面上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日本社会，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内在的“不自由”——不允许揭露历史的伤疤。在日本，回忆战争的真实情况，即意味着破坏强大的“潜规则”。因此，大部分老兵的选择与东史郎迥异，他们或者沉默，或者参与美化战争罪行。对此，法兰克•吉伯尼的观察是极其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史郎几乎是孤军奋战，他首先开启了“一个人的记忆”。我好奇地询问说：“您的子女对您的言论如何看待？”
东史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的子女都在京都工作，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也许，老人有难言的苦衷吧。我推测，老人的子女大概并不支援父亲的作为。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告辞上路。两位老人一直等我们的车开出很远，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我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会把真相一直诉说下去的。
中午在路上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馆吃荞麦面。此地的荞麦面果然不同寻常，名之曰“鬼荞麦”。在日本的民间文化中，“鬼”并不可怕。许多地方特产和玩具都以“鬼”为名，不但不会感到不吉利，反倒有一种幽默和拙朴的气氛在里面。老板告诉我们，在民间传说中，对面的山上常有小鬼出没，人吃了荞麦面，鬼便避让三分。于是，当地人便把荞麦面取名为“鬼荞麦”。周作人在《鬼念佛》一文中说：“日本讲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许多好的，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志怪相比。”这一碗小小的荞麦面，让我想起“花妖狐魅，多近人情”的《聊斋》来。日本民间还保存着许多中古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
路途中，猪八戒还带我们参观了大江山。此处曾有两百多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镍矿中工作。在一个小小的山头，我们看到了矿场昔日使用过的烟囱，这是集中营唯一的证物了。另外就是一个小小、措辞模糊的碑石，虽然声称是纪念死难的中国劳工，却毫无道歉之意。这个小小的碑石，能够告慰那些在此被虐待致死的中国同胞吗？
猪八戒告诉我们，中国劳工的宿舍就在河对面，当时全用高墙围起来，晚上大门上锁。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现代奴隶。据调查，二战时期，日本境内使用中国劳工的奴隶集中营一共有一百三十七处。战后只有花冈和大阪两处强制劳工的案件受到了审理，其余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尤其悲惨的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许多地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奴隶劳工依然“身份不明”。中国奴隶劳工要求盟军给予日军俘虏的待遇，而日方企业为了推卸责任，则狡辩说他们都是合同制工人。
山下有一处老式驿站的“加悦驿”，其老房子保存完好，成为一座交通博物馆。旁边还有各种老式火车的展览。日本非常注意对古迹的保护，一个不起眼的驿站也被保护起来当作博物馆。而我们却在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大肆毁坏自己的文明遗产，仅在山西一省每年就有数百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许多中国青年只是喜欢充当网路上的“爱国粪青”，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泄一时的“爱国热情”，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做点真正对于“爱国”有益的事情，诸如保护文物等等。
八戒又驱车上路了。路上下起了扬扬洒洒的小雨。在白色的荞麦花之间，忽然看见一簇鲜红的花朵——其茎挺拔，翠绿近乎透明；其花在雍容华贵之中又有某种哀婉忧郁之气。这是一种国内没有见过的花。
老田告知，此乃“彼岸花”，又称之“曼殊花”。且不说日本家庭中常见的插花，就是在日本的田野之间，也时时可以看见各种优雅的野花。日本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俳句云：“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日本确实是一个爱花的民族。
半路上已经给刘燕子通了电话，她听见我的声音，对于我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大阪非常之吃惊，约好六点左右到宾馆见面。
下午五点，终于进入大阪市区，这是一个与东京相似的大城市，又是汹涌的人潮和车流。我们在中之岛上观赏了一些明治时代的老建筑和如今的新建筑，如中央公会堂、大阪市政府、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银行大厦等。这些建筑在西洋张扬的风味之中，又融入了一些日本人的内敛。
我们下榻的宾馆是“山西福祉会馆”。此“山西”与中国的山西无关，而“福祉”一词表明这是一所隶属基督教青年会的宾馆。我在大堂等燕子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孩，是正在东京都立大学念文学博士的刘怡。我们一起去旁边的商场吃饭，并谈及日本生活的种种的感受。吃完饭后，燕子陪我去阪急店逛逛，帮我给妻子挑一件衣服作礼物。
一走进商场，每一个服务员都如同接待贵宾般地九十度鞠躬，然后用柔美的声调说“欢迎光临”。这些纤美柔弱的日本女子，身上真有一种古代的美感。如此周到的服务，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在国内很难享受到这种服务。燕子告诉我，这就是日本服务业的特点，她早已习惯了。
日本的服装做工精细、设计雅致，就是太过昂贵。我挑选了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衬衣和一件蓝色的薄毛衣。有点职业装的风格，却有有几分古典的淑女韵味。店员迅速包裹好，一瞬间就成了一件包装精美无比的礼物。日本的包装亦是一大特色，每个漂亮的包装都让人舍不得打开，每个色彩斑斓的盒子都让人舍不得丢掉。日本人总是努力将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做到艺术化和审美化。
完成给妻子买礼物的任务之后，我和燕子找了一家咖啡馆聊天。这家咖啡馆在商场二十多层的楼上，窗外可以望见大阪市中心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这是一个空气里弥漫着欲望和消费的城市，它像是一颗过于成熟的果子，轻轻一碰便汁水四溢。
燕子谈及办文学刊物《蓝》的辛苦，几泪下。但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冷漠并没有浇灭她内心深处文学的火焰。她用那柔弱的肩头，和朋友们一起承担着这份杂志繁重的编务工作。在海外，留学生们一般都处于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除了念书就是打工，哪里有闲暇时间和心思继续关心文学呢？
我能理解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办一份非赢利的文学刊物的艰难。几年来，《蓝•BLUE》将国内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翻译为日文，同时也将许多日本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蓝•BLUE》得到了很多国内文化人的支援，也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关心。
《蓝•BLUE》这份中日双语的文学交流刊物，乃是一道架设在两国之间的桥梁。这种力量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有了若干这样的杂志和文字，中日双方的对立和仇恨也许将会缓解许多吧？在我心目中，小小的一本《蓝•BLUE》的重要性，远胜于两国政府签署一份冠冕堂皇的官方文件。文件、宣言和条约可以随时变卦，而文学改良的人类的心灵却能够持久。
就在我赴日本访问之前，我刚刚收到《蓝•BLUE》的第十期，一本小小的同仁刊物能够坚持十期之久，简直就是奇迹。我相信，燕子她们会把这本杂志一直办下去的。我记得她在第十期的“主编寄语”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樱花生之短暂，死之灿烂。那雪一样缓缓飘落过程渐进入我的内心，令人感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樱’。既然如樱，一切都是瞬间的过程，没有什么是我们今生今世活过的证据。而心灵是缓慢而古老的。而文学是缓慢而古老的的。只有缓慢而古老的东西才会告诉奔跑的人们世间许多事情的真谛，告诉人们精神栖居的年代和地点。只有缓慢和古老的东西才永远不老。《蓝•BLUE》是个拙笨、缓缓的手工制作者。与心灵依偎。”在车水马龙的大阪，以及在同样欲望飞扬的中国，这样的拙笨和缓慢都是弥足珍贵的。
这时，我又想起了大江健三郎以文学来避免战争和仇恨的理想。这个理想无论如何“不切实际”，我们也要坚守之。
燕子送我回到宾馆，然后她还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回家。目送她那瘦弱的身影消失在街口，心中暗暗为这位主内的姐妹祝福。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