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5日讯】六、我的中国心

（上）

“不管祖国受到什么创伤，不管它有多么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我才能忍受我周围的烦恼，忧伤和侮辱。”

——泰戈尔（印度）

我热爱家乡，热爱中国，为生为一名炎黄子孙而感骄傲和自豪，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历史所感，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醉，为祖国锦秀壮丽的河山而动，时有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力拼搏之激情，更有当今之世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之豪情，然而我并非天生的爱国者。

儿时目睹的诸多屈辱事，少时身受的许多不平事，青年时期蒙受的不少悲愤事，使我大有去国离乡闯荡天涯之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从幼稚园始，直到大学毕业，虽然学业成绩优良，都从未当过‘学习委员’之类的‘干部’；在中学大学时代，虽身为国家二级运动员，校田径队主力队员，各项体育运动的热心人，却无缘担任‘体育委员之类的官’；加入‘少先队’，我是首批；参加‘红小兵’，则是最后一名；直至高中毕业之际，才成为‘红卫兵’；共青团则是在上山下乡，义务管理了200棵果树初见成效之后，方被恩准。我唯一的当‘官’经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但该官职却是一个伤我最深的老师封的。（直到考上大学，我才原谅他！）若说我从未有过当官之望，那是假话；如果说我不是当‘头’的料子，那并非实情；尤其令我心灰意冷，悲愤绝望的是，87年、90年两次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却两次被政审中的断言“此人不宜从事涉外工作…此人思想…攻击民主制度，…不满…”而被剥夺深造之权。

我不喜欢，或说厌恶那些整人、压制人者，那是千真万确之事，不满那些慌谬绝伦的政策、观念、做法，倒也是事实，但我从未怪罪于祖国。既然国内各大学院校均将我拒之门外，那可怕的，不为当事人所知晓内容的档案，如幽灵伴随左右，使得长期唯命是听的人事部门官员，见我如遇蛇蝎，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敢用我。是故，吾想出国留学当属人之常情。可却连续二年被剥夺考托福之权！连续四年被剥夺考司法部赴英国进修之权！

1993年2月25日，我只身飞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处理一起国际商事仲裁争议，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几乎所有亲朋好友异口同声“机会难得，不要回来了！”由我担此重任，是当时的侯立主任力争的结果。司法厅领导、政治处负责人，许多关心侯立，也关注我的好事者，几乎众口一词：“让郭国汀出国，他肯定不会回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侯立却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我们都是干大事业者，我们的事业在中国！”苏询在《御将》中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应当说，侯立作为中国律师中的帅才，是很懂得御将之术的，他既有信又有智。我虽自以为是名贤才将，岂能逃脱之。其实，赴加之际，我已在思想、心理、物质方面均已作好从此一去不返的准备。

当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上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747国际班机，直至飞机离地起飞后，一颗悬挂半空中的心才算落下，看来准许我出国不是做梦。试想想，一个连考试资格都没有连深造都不准的四等公民，竟然可以昂首挺胸跨出国门，当时那种欣喜之情难于言表。望着窗外的云海，一望无际的蔚兰色天宇，我思绪起伏，浮想连篇。往事历历在目，一桩桩、一件件。……

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是在六岁那年结束的。一年级开始，每学期入学都得填表，家庭出身：地主。政治面貌：参加过国民党。从此我再也不敢把表格给同学们看。每每自渐形秽，在人前擡不起头来。每当小朋友吵架，就有人骂“地主仔！”那种矮人一头的感觉，逼使得我夹着尾巴做人。班干均是贫下中农子弟，诸如，打铁的、伙房的、看门的、小贩的子女。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盛极一时，可苦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

从小学三年级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种，我们都得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插秧、割稻什么的。当时的班主任Q老师是个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满脑子政治、动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不时批判这思想，那主义的，说是要把政治空气搞浓浓的。他给三名班干封了个“阶级斗争的小闯将”、“革命的老黄牛。”我们班在Q老师的熏陶下，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能手。当时的批林批孔，什么贫下中农学哲学、批孔夫子、上讲台，在我们班都搞得红红火火。 副班长还写了篇“红小兵学讲哲学”的文章在福建日报刊载，很是风光了一阵。

一日，Q老师在讲台上语文课，我却在台下画了一艘军舰，正当我埋头作画之时，同桌的“阶级斗争小闯将”一把将我的画夺过去，交给老师，他盯了我一眼，回过头继续他的板书。我心想，坏了，这军舰画得不够好，于是我又专注地画了一架战斗机！此时Q冷不防走到我身边，抢过画页，一把将我拎上讲台站立一边。接着Q发表了一番令我惊心动魄的演讲：“同学们，现在召开现场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日日讲、年年讲，今天发生的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郭国汀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后代。他丑画解放军、军舰画得歪歪斜斜，还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画飞机。不思改悔，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如果在旧社会，他肯定是坐看国民党的军舰开着国民党的飞机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年仅12岁的我，可怜站在一旁只有落泪的份。Q的这番话，可把我吓坏了，此种当众羞辱，对我那幼小、单纯的心灵伤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从此我不再拿画笔！同时，我对Q恨之入骨，暗暗发誓一辈子不理他。可事后不久，一次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双百！Q当即封我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这可是我在整个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呵。余以为：为师者，爱生是本分，激励、鼓励学生进学是正道，断不可以貌取人以势压人，更不可轻易伤学生的自尊。尊师爱生，师道尊严，应是相互的，惟有爱生，方能获得尊师，师不爱生而生尊师者，未尝闻也。平心而论，Q是个颇有才华的老师，讲课生动活泼，课外活动亦搞得有声有色，班上同学大多能言善辩恐得益于他不少。77年恢复高考后，班上同学们皆拜其为师补习。唯吾偏偏从不求教,故同学们一个个都考取大学我则连续考了四年方成。而Q如今已成为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

转眼间飞机已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望着富丽堂皇的候机厅、洁静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我又登上由东京直飞温哥华的日航班机，因我不吸烟，结果被安排坐头等舱，身边坐着一位前往温哥华旅游的幸子小姐，她长得清纯可爱，身材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可人，举止大方端庄。她以为我是日本人，用日语问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话，她说她正在学汉语，很喜欢中国，我们便用英语谈起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山川河流名胜，不知不觉已近夜间12点。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务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给人以温馨、宾至如归之感。不一会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机听轻音乐，正当我也想入眠之际，偶看机窗外，署光万丈已是白天来临，顿时睡意全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初一时，正值文革高潮，小学也办起了初中班，Q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一日全校举办乒乓球选拔赛，结果我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可集训名单一下，偏没有我这个冠军。那个时代，因为你出身被认为“不好”，人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剥夺你升学、参军、招工、入党，甚至参赛等资格。我成了没有权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从未见过祖父，可他却可以影响决定我的一生。再说父亲明明是国家干部，为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经商读书，太曾祖之父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乡盖了占地近五亩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业经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后经营失败，回家吃老本；曾祖是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后因染上抽鸦片，结果卖光了祖遗产业，使家道中落；祖父念书至13岁不得不中途缀学到商店当学徒，后升为店员与人合股经商，发了点小财在家乡买了九亩地，父亲也得以求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29年红军在龙岩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自然成了斗争物件，九亩土地被分给农民耕耘。祖父则逃往厦门、漳州一带经商直至解放。1954年龙岩进行民主补课，对于在1929年未被斗争清算的地主重新进行民主补课，结果祖父又被评为地主，房产均被没收，尽管他自1929年始，从未收过分文那九亩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是不能再评为地主的，父亲不服，写了一份申诉书给龙岩县政府，反而招来“为地主阶级翻案”的罪名。这顶地主帽子一戴就随祖父入西天，并由我们全家继承直至1979年，龙岩县政府一纸公文宣布撤销1954年之民主补课，祖父成分被改为中农。然而这顶地主帽子，使得父亲自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官越当越小，由科长而股长，竟至于1971年被扫地出门。可怜他堂堂大学生竟回家乡当了一名靠进城挑大粪维持生计的农夫。兄姐六人的升学、招工、招干、入党全大受影响。别人下乡两年便可招工、参军、入学，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乡五年，最长的近十年。惟有我赶上未班车，算是不负众望杀出了一条血路。若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务实理论，也就没有郭国汀的今天。

吾以为那种以出身论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以阶级成分来划分好人、坏人、朋友、敌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无根据。富人中有很坏的、残忍、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实，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杰、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陈家庚是个典范，他倾其所有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对中华民族之巨大贡献岂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留芳百世当不为过。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近代之梁启超、谭嗣同皆可佐证，今之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均投钜资办教育，可谓善矣。穷人中当然有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穷人出身的战士、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穷人中的坏蛋，坏起来比任何恶棍有过之无不及，象杜月笙、黄金荣之流，早年也均为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后靠横、狠、残、骗、刁发家致富，穷才是罪恶的根源。是故，吾以为人类的好坏、善恶，并非天生的也非取决于家庭出身而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识、文化者，越善良，盖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摆脱兽性。知识份子及广大的各界精英人士，无论其是否有学历或学历高低，才是国家的栋梁。可谓360行，行行出状元，虽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知识份子亦有败类，但岂能因噎废食以点否面。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论，真是荒谬绝伦！实际上，翻开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履历，不难发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大多是大知识份子，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家庭，周恩来、刘少奇皆为大地主家庭出身，张国涛、李维汉、章伯龙、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均为富家子弟，陈毅、朱德、彭真、彭德怀、林彪，不也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于他们有条件受教育，受教育后方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文化后方有思想知书识礼，鉴古论今，能比较、鉴别、分析、总结，进而知真假、辩善恶，识好、坏。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莫不发现革命运动的萌芽皆源于学生运动，而学生们又直接受导师们的点拔，惟学生们有文化、有思想、无负担，固能奋不顾身，担起革命先驱重任……。

经13小时的飞行，飞机安抵温哥华国际机场，人们鱼贯而出，秩序井然，彬彬有礼。一位英姿飒爽的女警官牵着一头高大训练有素的狼犬在旅客中巡视一遍。那是辑毒警，我想要真有贩毒者，见那漂亮的女警未必会怕，可那头狼犬对他恐就不会友好。

海关女关员接过我的护照问道：“What do you come to Canada for?”“I am a Chinese Lawyer, I come to deal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ispute in U.B.C center.”我无不自豪地答道，“Have a good time, enjoy yourself”整个进关仅花了不到五分钟。我想加海关员们对我礼貌有加，想必是我持的是公务护照，我又告诉她我是一名中国律师，故受礼遇。倘若我是一名移民打工仔，或是偷渡客，恐不敢如此气壮。

擡眼看见出口处，一位华裔小姐手持“Thomas Guo”接站牌，我知道那是我的合作律师切尔森律师的秘书。我与幸子小姐道别后，便与Jany小姐一道打的来到位于海滨的watercentre的Ladner downs律师行。此案的处理情况，我已在“东山再起”一节中阐述。办案之余，我一个人到图书馆、书店、大商场等闲逛，图书馆得自由进出，图书全是开架，任何人得自由借阅，图书种类繁多，专业书分类极细。有好几日我整天都是在书店，免费翻阅各种书的序言。那些书印刷质量精良，不过书价亦不菲。后我硬是将每日伙食补贴费省出，买了一箱精装的现代小说扛回福州。

我在温哥华住的酒店附近是个红灯区。周围有不少性用品商店，也有不少脱衣舞夜总会。出于好奇，也出于了解社会风俗民情之心态，我壮着胆子、若无其事地进入一家性用品商店，真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整个乡巴佬，手足无措，眼睛都不知道应从哪儿看，货架上五花八门的性用品，稀奇古怪，观看了好一会，发现并没有人监视我，甚至根本无人在意进来的一位东方黄种人，店主独自一人悠然自得地看着一本书。我便装着老练的样子随手拿起一本色彩鲜艳、印刷精美的杂志，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初看时令我脸红耳赤，心惊肉跳，上百种杂志全是美女图而且是一丝不挂的美女朝你含情默默，眼含秋波，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白、黑、黄、不白不黑，不黄不白的妙龄女郎在杂志上尽情地展现万种风情……这些杂志显然是国内扫黄的物件，也是那些道学家们深恶痛绝的，声斯俱厉地谴责毒害青少年的精神垃圾。可说句实在话，我并不认为这些展示人体美，表现女性风情、柔情、温情的画面有什么丑恶。它们在商店里明码实价公平出售，未见有人因此去犯罪，也根本无人因此而争风吃醋，打架斗殴。人们早以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此色情用品书刊在温哥华与其他商品一样，早已不足为奇，商家并不能据此谋取暴利。那几日，我还特意把温哥华日报从头至尾留览一遍，政论、散文、杂文皆有，也有妓女公开的广告，诸如：热情如火的18岁西班牙女郎，10分钟起价，每5分钟×加元云云。

一日晚间，在温哥华的一位朋友问我愿不愿去观看脱衣舞，我问有危险否，是否价钱昂贵。事实上，进夜总会不需买门票，每人仅需买一杯饮料，便可随意坐到天明，于是我们两人每人花四加元（折合22元人民币）各买一大杯生啤，大摇大摆地进入舞厅，坐在舞台最近的前排，观看起脱衣舞来。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飘然而进一位三围极佳的性感妙龄白种女郎，她踩着舞步，伴随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台下颇多的是西装革履的男士，也有少数人高马大的黑人兄弟，不过他们也看不出有什么蛮横之处。音乐的旋律带走了舞女身上一件又一件衣服，最后整个一位维纳斯女神，回到了夏娃偷吃禁果之前的伊甸园。那美丽的女郎已是一丝不挂，然而脸上的表情仍然甜美，悠然自得，也许她心中想的仅是自己能挣一些学费，又能愉悦众人，也许也为自己有如此青春美妙的身材而自豪。一曲舞曲终了，另一支乐曲又悠然而至，另一位漂亮的女郎又婉然而致，我们一共看了三曲才离去，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些舞女真美，她们给我的感观留下的是美的形象，并没有丝毫淫秽的感觉，据说那些舞女大多是大学生，通过当舞女搛些钱交学费，而要成为舞女也并非那麽容易，要身材姣好，乐感强、有职业道德等等。东西方人的性意识观念外表上有重大区别，可实质上恐怕相差无几。据说有人因公出国因偷看了脱衣舞而被降级，开除党籍。吾想，还好我既不是官员，也非党员，不然是否也要挨处分？

回过头来看看大陆中国，火车站地摊上、小书摊上，甚至女列车员们到处兜售充斥着色情、暴力、赤裸裸的性的下等杂志。遍地开花的卡拉OK，KTV已漫延至穷乡僻壤，从南至北，每每出差住进酒店，夜间总会有小姐电话问要否服务要否相陪，什么花酒啦，什么陪吃、陪酒、陪舞…价格高昂，中国人到底怎么啦？一方面扫黄打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赤裸裸的色情服务日益商品化、半公开化，简直埔天盖地，或禁或放，或真禁或假禁，一些手中有权之士则趁机大捞一把，以抓赌，捉奸为名，敲榨赌徒嫖客妓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伦理道德风尚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到底是性开放，或是性禁锢，还是有选择有步骤地逐渐性解放，恐怕不是那个道德学问家，或是那个政治家、社会学家关在屋子里便能解决的。其实，孔、孟夫子也早已承认男人本质上是好色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文明的结果，变得在公众场合谈色色变而已。

在酒店中我时常泡在浴缸里，一泡就是数小时，读兖进当地的报纸、考虑得最多的仍是：何去何从。是回国呢，还是就此溜之大吉。不回国意味着叛逃，意味着出卖了如此信任我的侯兄，意味着给委托人单位外汇冻结一年的处罚。可回国呢，等待我的乃是，深造、进修无门，任何权利均无法平等享有，过去所受的屈辱、歧视，使我每想起前途便会有不寒而粟之感。

海外游子因其去国离乡，远离亲朋好友，思乡、念祖爱国之情也会油然而生。在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的日子里，我时常与陌生人攀谈，可他们问我的第一句话几乎总是：“Are you a Japanese？”“No, I am a Chinese, I am a Chinese Lawyer！”“Where did you learn your English？”“I learn it by myself”！“great”！上述对话是重复得最多的。日本国因其工业发达尖端产品价廉物美，品质优良，因而日本人在国际上令人刮目相看。而中国人在白种人的眼中，似乎多为洗衣工、厨师、跑堂之类的，人家当然尊敬不起来，这不是势力眼的问题，而是弱国无外交呵！事实上西方人并非看到真正的中国人呵，辜鸿铭老先生有句名言：“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沈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四大特征，正是深沈、博大、纯朴和灵敏。”我因西装革履、衣冠楚楚，金边眼镜下更增添了几丝文质彬彬，看上去当不象个洗碗工。一日我特意来到一家西餐馆吃饭，在门厅等了数分钟，由一位模样可人的引座小姐引进厅内入座，不一会一位高大丰满漂亮的点菜小姐飘然而致，只见她双腿一曲，蹲在我面前让我点菜，看着她那双大大的迷人的眼睛，我想这么漂亮的小姐还要靠端盘子为生，真不可思议，也许东方人看西方人都一个样，都是那麽漂亮，性感迷人，而西方人是否仍把东方人都看作东亚病夫，我还真不得而知。我赶紧点了一个18元加币的套餐，独自享受起周围温馨而浪漫的情调，在我进餐的40分钟里，只见那姑娘先后三次来到我面前，每次都蹲下亲切地问我，是否还需要些什么。以致在结账时我特意多留了五个加币作为她的小费，我本想对她说，谢谢她周到的服务，可不知怎么出口却成了，“you are lovely and beautiful！”她听了高兴极了连连说“Thank you !”当然为吃这一顿饭，害得我连吃了一周的面包加罐头外加凉水！

如果说我从未动心思想留在加拿大，那不是真话。一位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朋友，在国内是个研究生，在温哥华当了个邮局职员，时薪20加元，他非常热心地帮我联系好了打工处甚至还联系好很便宜的住处。如果我想留温哥华，应不会太难。一则我不存在语言障碍，二则过去我做过木匠、油漆工，当过知青，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可是当洗碗工、跑堂，或是其他苦力，并非吾愿。虽然苦干几年，也许能搛足学费，再进大学拿个学位什么的。这样一来要在当地取得大学毕业文凭、进尔取得律师资格，少说也得花七、八年时间，何况即使取得当地律师资格，我的客户圈仍出不了华人圈子，而进不了主流。虽然在当地混碗饭吃，活得悠闲自在，舒舒服服应无大碍。可我一想起自己的理想、抱负，什么法学教授，什么国际律师，什么要干一番大事业啦，什么振兴中华啦，全都将付诸东流。

我把想进UBC大学深造的愿望告诉了切尔森律师，他是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热心地推荐我去找大学法学院东方法律研究所主任旁德教授。他约我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旁德教授对我说，若我能回国考托福，只要过600分，他可以为我争取全额奖学金。思前想后，我想与其偷偷摸摸地留下来，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考出来，既然如今我已能出入国境，将来昂首挺胸地出来留学岂不更好。主意已定，我对那朋友的热心帮助表示谢意，并告知他我决定回国，他听后仅是要我慎重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主意有变，随时通知他，他会尽力帮助我。其实真正是使我决心回国潜在的原因，乃是我想我不能如此忘恩负义，人家企业如此信任你，让你一人出国办案，而我若不回去，则该企业将受牵连一年内外汇将被冻结使用；而侯立则是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让我出国的，我若不回国，岂不正应验了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好事者们的预言，我偏偏不信邪。即使将来要出国留学，我也要凭自己的能力，光明正大地出国。

离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每天抓紧访法院、访律师行、泡书店，恨不能一天多长出100小时来，几乎每天仅睡3小时，耳闻目睹，身受体验。

每天清晨我沿着大街跑步，一路观赏各式建筑，到处是绿草红花，大街小巷一尘不染，郊外别墅花园错落有致。温哥华市有250万人口，却有70%的人住别墅，港区停放着许多私家游艇，有别墅、小汽车者比比皆是，可有私家游艇者才是真正的富人。在加拿大根本看不到我国南方城市非常普遍的防盗网门窗，许多别墅是落地式铝合金门窗，花园仅是由花草相隔，行人们皆来去匆匆，几乎看不到游手好闲的人。

周末，切尔森律师特意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中做客，他家已有80年的历史，但室内装修超五星级，门前后各有个花园。一进他家，令我赞不绝口，门厅、客厅、书房、餐厅、主人房、仆人房，装修得无论从颜色、家俱、情调均雅而不俗，给人予浪漫、温馨、温暖之感。他请我吃的主食是面包，外加色拉和罗宋汤，及一杯香纯的法国葡萄酒，在烛光中我吃了一生中最富情调的一个家庭便餐。

在加短短的20日，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礼遇，不仅仅是我衣冠楚楚，我深知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身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我是一名中国律师，来加拿大处理的是两国企业之间的法律争议，而非来这分享加拿大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财富的。也非来此洗碗、端盘子的打工仔，否则不可能受此礼遇。我想同样是人，我们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蠢，他们懂的会的，我们也会，也懂；至少我能讲他们的语言而他们却对汉语一窍不通，更不用说对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了解。那麽他们能富国富民，为何中国人就不能富强起来。“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我们贡献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问问自己，我能为美国做点什么？”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不也应当问问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吗？

93年3月12日，我扛着一箱书从温哥华乘直飞香港的班机取道广州回国。不料因班机晚点两小时，无法接上由香港继飞广州的班机，害得我当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长凳上，象个流浪汉一样地睡了一夜，其间两次被香港警察弄醒查身份证，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偷渡客吧。我发现如果你讲英语，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他们讲英语还不如我流利呢。次日飞机抵广州，一出机场，我的感觉浑身不自在，怎么到处烟尘飞扬，脏乱不堪呢。因买不到近日的机票，我只好去坐广州──福州的长途巴士，那种脏乱更甭提了。我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当我迷迷糊糊地坐到半夜一点，车停在汕头市区，车上上来三个壮小伙子，叫车上每人补交100元车费，我知道遇上了“文明”抢劫，车上所有的人都主动地掏钱消灾。车行上云霄境内，驾驶员将车停在一个破脏不堪的饭店，说是吃饭，店主殷勤地招呼乘客就坐，我要了一碗汤面，可算账时店主一改那温和面孔，凶相毕露，每人30元！其实那碗面最多值5元！回到福州，那种归国的愉悦心情，豪情壮志已被破坏无遗，然而比我更吃惊的倒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因为他们决未料到，郭国汀竟然回国了！真是傻的可以！

（下）

“我是时代之子呵，但在过去的岁月里，谬误象迷雾迷住我的双眼。如今眼前的迷雾已然消散，自由、祖国，唯有你们才是我的信念！”

——雨果（法）

1994年底，省司法厅律协经英语考试，选出六名律师分赴香港六家律师行实习工作半年。我趁去香港办案之机，分别向四家专业海事律师行发出自荐函，结果Richards Butlet律师行的合伙人Stokes和Hughs先生约我面谈，我按时赴约，谈了半个小时他们当即决定接受我到他们律师行的海事诉讼部工作。其余五名律师的律师行则均由侯立安排妥当。

原拟订于95年2月出发，结果因我在办理鱼粉上诉案中得罪了某律师，他告到司法部，部里有人责成司法厅里叫我检讨，否则甭考虑去香港。我则认为自己并无过错，结果全体赴港律师陪着我拖至6月3日方成行，那还是我先后写了两份“情况说明”才得以勉强通过。

从温哥华归国后，本想考托福出国留学，可工作一忙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尽管我已有上百万字的译著，通读过近百部原著小说、诗歌、历史、地理、哲学、科普读物、法学专著，然而会应用英语是一回事，考托福过600分完全是另一回事，许多中学生都能考出600分的成绩，可让他读懂原著恐不那麽容易，让他翻译并出版专著更非轻而易举。一拖就是一年，既然有机会赴港到英国人的律师行工作，也能取得留学的效果。

1995年6月3日，我、许兆甯、魏飞、颜云青、周宏星等六名福建律师跨过罗湖桥，住进了福光基金会位于维多利亚公园边上的一套公寓，集体学习参观了一周后，各自到事务所开始了半年的实习工作。在国内我已是高级律师，到齐伯礼律师行则成为Trainee，（实习律师）。

头日Stokes合伙人安排我暂坐一个合伙人的空房，那感觉真棒！真有大律师的派头。次日调至另一间合伙人房多了一位律师助理坐位，倒也心理平衡。刚开始我每天主动问各位律师有否活干，有否需要我做的事。合伙人抱给我几大卷厚的卷棕，我耐习地分析并且认真地读了几个卷棕对英国律师的办案程式有了基本了解，并开始随意阅读海商法专著。

赴港之前，因我曾两次考取海商法研究生，办过数十起涉外海事海商案件，发表过数十篇海商法论文、案析、翻译出版了《现代提单》在福建省号称海商法“专家”，我也洋洋得意自以为是那麽回事。可是一到齐伯礼律师行，望着书架上那闻所未闻的30多部厚厚的海商法专著成千上万个海商法判例，八套系列判例，数十种海商专业杂志，数百篇国际海商法权威专论，几十种提单格式、租约格式，上百种海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几十种海运专业杂志，我才知道自己实在是井底之蛙。在海商法领域我只能算是个小学生。我深知望书兴叹十分容易但无济于事，于是不论上班还是下班，开始硬啃那一部部比砖头厚的海事法专著，每天至少读书工作16小时。每日清晨5:00起床至维多利亚公园跑步一万米，负责煮早餐的稀饭，边读英文专著，9点上班至晚上10点回寝室，半年如一日，竟通读了21部法律专著，利用每天乘地铁的功夫，读了四十余册海运专业杂志，还研读了数百个判例，几十篇论文，并为十八个涉及中国的海商，贸易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苦于时间太短，若再有半年，我完全可以将那30几部海商法专著通读一遍。

在齐伯礼律师行工作了一个月后，我便被调至助手位，而那个合伙人位则让给 了一位英国姑娘，她也仅是一个trainee，虽然我心里不高兴，可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也未说什么。谁料又过了两个月，该所行政部主任，一位40多岁的中年英国女人，竟然擅自作主，把我的工作位调至秘书位，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本想找合伙人交涉，后想想，英国人很实际，你既然未直接为其创收，凭什么你占据好工作位呢。事后我与Bill，一位英俊潇洒的年青英国律师谈起此事，他打抱不平地说，那老女人没文化，英国人一样势力眼，越没文化者越瞧不起人，他让我找合伙人谈谈。并请我去喝啤酒，我们来到另一幢高级写字楼下的一个酒吧，里面全是白领老外，酒吧装修古朴、典雅、整洁，生啤也相当便宜，比国内的酒吧还便宜得多。Bill把我介绍给好些其他律师行的老外律师，那晚我酒喝了不少，却十分开心，认识了一位元新朋友，那种受歧视的不快心情也一扫而空。

次日我迁到紧邻影印机的秘书位。如此一来我学会了操作电脑控制的影印机。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好象又回到了知青时代，公开复印各种资料。于是，数十部专著，上百个海商判例，数十篇专论，几十种格式全变成了我的私有资料。我由一名律师变成了“小偷”，未经向任何合伙人请示我公开复印了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潜意识中纯属对那女人的报复，但客观上看却成了恩将仇报，因为歧视我的并非律师，而是行政主管。事实上，该所律师们对我均十分友好，不少人成为我的好友，我诚恳地为我这一不成其理由的小偷行为忏悔。究根朔源，则应验了“贫穷才是罪恶的根源”这句至理名言。因为若我全买原著，那麽我这半年不吃不喝，将工资全部用于购书，也无法买回这些资料。若我有足够的钱，我宁愿全买原著，而决不愿偷偷摸摸地复印。

就在被调至秘书位的次日，我一怒之下买了7900元一套的西服，3000元一个的手表，1200元/双的皮鞋，1200/件的衬衫，400元/条的领带，400元/个的袖扣。我把自己全付武装起来，走路昂首挺胸，目的仅在于给自己自信，中国律师决不比你们差，你们做得到的，我们同样能做到，而且将来一定比你们做得更好！现在想起来，都快40岁的人了，还那麽孩子气，还真有点难为情。

我在18岁以前从未拿过他人一针一线，在母亲的教育下，我知道偷窃是很卑鄙的罪恶。可下乡的第一天晚上，老知青们带着我到附近的花生地里拔花生，夜黑风高，当然不是收割时节，而是拔农民种的花生。我忍不住一直想偷笑，那晚我们拔了一脸盆花生，煮了吃得香极了。次日我与另一名知青各背一支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上原乱葬岗上的西瓜地里看守我们自种的西瓜，结果一夜下来，三个20几斤重的大马兰瓜在我们的肚子里牺牲了。在下乡的三年多时间里，附近农民田地里的地瓜、蔬菜、土豆、山药，都曾被我们无偿地“借吃”，我们唯一未干的仅剩没有偷鸡摸狗而已。我真应当向那些贫穷的农民兄弟们道歉，我时常想对当地农民做些什么以补偿我们当年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我下乡所在的知青林果场10个工分仅值8分人民币，我每天的工值是8个工分，每天劳动所得理论上有6.4分，可劳动三年我从知青场分文未得，连平日伙食费均需由家里供给，后我业余做木工，每日工值0.8元，临走时场里欠我30多元，我全部让给那些欠场里钱的知青抵债了。若不是那麽穷，知青们也不至于什么菜都偷，是故，贫穷才是真正的罪恶根源！

在齐伯礼律师行工作了数月后，我开始渐入佳境，用英文撰写的案情报告，合伙人已极少改动，阅读法律专著、专论也日益轻松，甚至思考问题也可以用英文直接进行，律师朋友也多了起来，每日中午均泡在楼下的法律专业书店，对书的爱，贪婪的占有欲，使我对上千元近两千元一部的专著情有独钟，以致归国时，16000元港币变成了数十部海商法专著。

正当我日夜刻苦攻读，满怀信心朝目标进发之际。一日侯立主任来到香港告我：“×厅长已发话，必须就鱼粉案做出深刻检讨，否则你的律师资格将再次被取消！”得知如此好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那北京×律师因香港信报记者不客气地披露案情真相而恼羞成怒，因而利用其老子的关系，向司法部施加压力，继尔司法厅强行责令我作所谓检讨。而指责我的罪名是“擅自请境外记名旁听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泄露国家机密”。其实记者是经法定程式，经层层审批经外办、省高院同意后才旁听的，而所谓泄密则事关本案的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省武警总队在1989年6月4日学潮后曾书面通知各边防严加防范学生领袖外逃。该传真系便函书就，既未标明是秘密文件，亦未注明机密等级，况且1995年开庭审理之时与1989年的学潮之时隔六年。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对于那种不但不支援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的正当做法，反而屈服于上级高压的做法不以为然。于是我愤怒地对侯立说：“让××等一百年！我再给他写检讨”，是晚我扛了两箱啤酒与诸位兄弟们痛饮，结果一位平日宣称他一人能干倒我们四人的酒仙，到后来竟至不敌，输给了我。可是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这样一来，使我再度产生远走高飞之念。

1995年12月中旬，我只身飞赴新加坡，给当地60家大律师行和大公司发出求职函后，便独自一人观光旅游，在半个月内几乎把新加坡跑了个遍，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四季如夏、繁花似锦、绿荫如盖，作为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果然名不虚传。现代化的高层建筑高耸云天，造型美观的花园别墅比比皆是，到处呈现一派繁荣富裕之景。接着我又拜访了新加坡最高法院及数间律师行，随后又陆续收到30余封回信均十分客气，十二分礼貌地婉拒了我的求职，说是十分敬佩我的才干，但目前没有空缺，已将我的资料输入电脑，一矣有合适位子，便会通知我云云。新加坡的一个律师朋友则明确告诉我，要在新加坡当律师，除非有当地大学文凭或是英美大学法律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欲获当地大学文凭，少说也得花四年，再考取律师资格则得花6年，若要成为合伙人则得10年。

一位过去的客户表示愿意赞助我在新定居，这对我具有相当诱惑力。思前想后，我把回国与到国外闯荡两途作了详细比较，列出利与弊，后得出结论：我的事业在中国，若想干事业则回国，若想享受清闲舒适则应出国。原因十分简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的律师业务在国内已达到相当水准。1994年已是高级律师，若在国内再干十年，肯定可以成为全国一流的大律师，而在国外那怕苦干20年，充其量仅能当个高级打工仔而已。何况随着近年来大量阅读古圣贤书，被孔、孟思想所深深吸引，使我日益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伟大，因而我的思想也日益由上大学时代的崇洋逐渐发展成热爱故国，尊重世界各国文明，也逐渐体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真谛。我们虽然没有资本妄自尊大，但也没有丝毫必要妄自菲薄。既然如此，何不回国试试，看看能否过关。届时真被再次取消律师资格再出国不迟。

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上级的压制、打击，迫使我冷静地思考回顾自己是否真有哪些作得不对之处，或许我思想过激，态度过生硬，接人待物过冷，还是不懂人情世故，有人曾善意地笑我是活在天上的人，也有人说我是不食人间烟火。我想这些批评、指责不无道理，理想应与现实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原则必须以灵活机动的方式方有可能坚持，一个人只有与社会熔为一体，与时代潮流同步前进，方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难免被时代所弃，历史上有无数超越时代或落伍的不被理解，被历史埋没的贤才。理想则不用说连小命都难保。一位哲人曾说过：“失败了不要埋怨别人，不要埋怨环境，应检讨自己”！

环境对造就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环境决定一切。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应当主动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利用环境。中国的大环境应当说是相当好的，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绝好时机，中国正大踏步迈向21世纪，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中国正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法治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而律师正是实现民主与法治不可或缺的主力军。正因为如此，中国律师大有可为。在国家需要人才之秋我们更应该为国效力，于是我下决心回国，无论等待我的是什么。1995年12月底，我从香港带回七箱图书资料，满怀在律师界干一番大业之豪情又回到了福州。

为取回已被厅里“保管”半年的律师执业证，我先后写了三份“关于代理百万美元鱼粉案的情况说明”，甚至为了过关，最后还把“情况说明”置换成“检讨”，可仍无济于事。此时的我真后悔到了极点。我一生从未写过什么检讨，尽管逼迫我写检讨的次数不少。后来还是由我的合伙人执笔写了一份检讨，由我签名了事。尽管如此，我的执业证仍无法取回，为此我不得已找到了×长，慷慨陈辞，为辩我的无辜，对×律师仗势欺人既愤慨又无奈，并公开对他说若再不还我执业证，我将请求调离福建，赴北京上海或海南、深圳当律师，假如国内没有我当律师之立锥之地，我将再次出国，浪迹天涯，说到伤心动情处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为了不舍“中国律师”之职，竟在×长面前痛哭流涕。也许是被我真诚的泪水所感，也许是真的理解了我，总之在我不顾一切地摊牌之后，次日我便取回了我的律师执业证。

我是个多情善感的男儿，少时看《英雄儿女》、《卖花姑娘》之类的电影都会热泪盈眶。1989年6月3日—9日出差上海办案，每日在外滩看那些传真、传单也会热泪横流，不过在26岁以前从未真正地痛哭过。我第一次泪如倾盆大雨似地痛哭是在1984年2月18日之夜，当我意识到自己被误当作精神病，感到理想的破灭、前途的黑暗、一生的毁灭之际，当着班主任和两位同学的面，因想起母亲而热泪长流，人到伤心处，泪水真能似倾盆雨呵。第二次此种痛哭的经历则是1990年4月25日，我母亲在劳苦一生未享一天清福，也未曾得到过我一天照抚之时突然撒手人寰。当我从东山岛昼夜兼程赶回长汀时，她已永远闭上了双眼。我因为开庭连世上最亲爱的母亲临终也未能看上一眼，那种刻骨铭心的后悔令我在母亲的灵柩前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即使今日，每思及吾母，我都会止不住地热泪长流，后悔不已。我是个不孝之子，过去整天惟有书在手上，事业在心头，惟独没有把为养育我成人的父母放在心上。只到无可挽回之后，才知道孝道，才知道敬老爱幼的中国传统美德之重要。如今的我惟有在每年清明时节，遥祝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或在母亲坟前默衰致敬。

爱国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不爱自己祖国者永远没有灵魂的故乡。爱国者必定热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个不爱父母者，不可能是个爱国者。祖国永远是儿女永恒的靠山，母亲是儿女的精神支柱、力量的源泉。在大学时代，班上就有人说我崇洋媚外，其根据就是我整天读外语，讲英语。其实外语仅是一门实用的工具，借助外语我们可以打开通向世界之门，打开浩如烟海的知识之窗。我虽崇洋，但从不媚外，我更爱祖国。中国人决不比西洋人低等，中华文明决不比西洋文明次，中华文化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文化，中国律师当然也决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律师逊色。如果我们炎黄子孙，不论是在大陆还是身在西洋，都能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都能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倘若我们中华儿女皆能从今日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始，相互真诚以待，相互帮助，支援、鼓励。假使我们中国人都能挺起腰、擡起头，不论从事白领职业，还是蓝领职务，或是做工，或是务农，都能尽心尽责尽职，中华民族何愁不兴，国家何忧不强，人民何恐不富。少争权夺利，少耍小聪明弄权术、玩厚黑学、戒利欲熏心、抛妒贤疾能之心，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崛起、不复兴，天地不容，鬼神不依！

无私才能无畏，大智才能大勇，大律师必有大智慧，优秀律师绝非那些一心向钱看，能够把黑说成白的创收能手。我毕生努力的不外乎成为一名对加速祖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有所贡献的大律师。至于能否实现这一理想，并不重要。只要在天堂召唤我的钟声敲响之时，我能问心无愧地说：上帝呵，我已尽力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