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3日讯】（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星期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就此，记者含青邀请美国卡特中心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刘亚伟，和在美国的经济界人士陈劲松，进行了讨论。

记者：首先请问陈劲松先生，杜青林这篇文章中说，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在农业领域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初步形成完整的农业政策体系，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他所谓趋势性的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陈：我想他指的趋势性变化，是相对于去年或前几年农业严重滑坡的情况所出现的说法。因为在去年，粮食的播种面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创下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农民的收入也非常的低，体现出来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不同。在江泽民时代，对农业、农村、农民非常不重视，甚至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来填充城市的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在这个基础之上，胡温上台以后有所纠正，在农业上，在弱势群体上，有所偏重，这是相对于前几年所出现的一个趋势。

记者：刘亚伟先生，您怎么看呢？

刘：我同意刚才陈先生所讲的，如果你要看朱镕基做总理二次记者招待会，头一任和第二任被问到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他就说最头疼的问题是农民的平均收入不能上去。你现在要看讲什么东西，实现了什么转变，或实现了什么发展，大陆一般新闻说，农业的危机是很严重，一个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其次是抛荒料荒的问题。因为农民的负担重，所以大家不愿意种地。所以今年开始所谓的调控，就是如果你种粮的话，就给你补助。

记者：说到种粮给予补助的问题，杜青林在他的文章里也说，中央这一系列加强农业调控政策的实施，是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出现了农民抢包、承包地，耕地抛荒现象大幅度减少，许多农民把今年中央出台的支农政策与当年的大包干政策相提并论。刘亚伟先生，您怎么看？

刘：所谓这次的农业宏观调控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发了多少年的一号文件，使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了，如果把这个和大包干相提并论，我觉得好像有点过分了。大包干开始时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是农民没有积极性，要把这个积极性重新提高起来的话，仅仅靠这一点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提高，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国家也在做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大家希望的效果，包括农民的健康、卫生条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刚才陈先生也说了，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中国今后要往前发展，农业、农民的问题解决不了，改革深入就很难。

记者：陈劲松先生，您对这点有什么补充呢？

陈：目前这种变化的比较基准是去年，因为去年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在历史上创下了新低。今年可能因为“三补一减”，征收减赋的状况，使农民跟去年相比，收入增加了2%，官方的数据说是比城镇的人的收入还高一些，这仅仅是跟去年比，因为去年是最低点，今年跟去年来比较还看不出有多大的意义。目前看来这样的措施还是政策性的，还是没有脱离人治的巢臼。这样的政策是否稳定，是否能对农民长远的权益有所保障，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在中国的民意机构–人大政协里面，也没有能够代表农民说话的民意代表，使农民的权益和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从目前短期的，和去年相比的数据来看，要下出结论说农业有多大的提高，农村农民的积极性有多大的提高，我认为是一个未知数。

记者：陈静松先生，您对宏观调控和农业发展未来的走势怎么看？

陈：看上去还是很严峻。一方面相关政策除了政策的稳定性值得疑问以外，也许会引起一些新的争议。比如说农业的补贴，是否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执行有关规定会相违背，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现在粮食非常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现在也有一个争议就是，究竟进口粮食划算，还是自己种粮食划算，这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牺牲了几十年作为基本重工业。在开放的过程，曾经在最初，农民得到了短暂的实惠，以后又为城市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成了一个牺牲品。经过这两个阶段，长达半个世纪的牺牲，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我想还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上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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