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3日讯】外界对中国开放新闻媒体一直抱有莫大的期望，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媒体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以来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卢跃刚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言书，也凸现原有的控制新闻媒体的机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然而新闻出版总署官员日前公开言论，实在耐人寻味，他说：中央确定改革试点的8家报纸进行的合作改制，都仅是在经营领域里，”无论怎么改，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能变”。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稽伟来电问了四个问题： 1、如果党管媒体不能变的话，怎样进行改革呢？是否除了经营方面，内容、人事等任何其他方面就不能改革呢？2、但在党管资产不能变的前提下，经营领域里的合作改制是否能成功进行呢？3、党管资产不能变的做法，是否有一个谁是经营改革受惠者的问题呢？说白了，会不会导致以后党的干部贪污更方便呢？4、在您看来，在党管媒体不能变的方针下进行改革试点，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改呢？

我认为，前面三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她的问题中了，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中共因新闻传媒市场改革面对国内外日益加剧的压力所作的一个回应。从积极的方面看，他是在为将来与国际接轨作经营上的铺垫，中共的报纸过去都是”党报”，并采用一元化的方法管理，一切度被管起来了，一切也都被“包”下来了，舆论一律的同时，政府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负着巨大的财政补贴包袱。自经济开放改革以来，中共就试图在维持原有党报性质的同时，放松媒体的经营权，鼓励其自负盈亏以帮助政府是卸去经济上包袱，小报养大报、报刊娱乐化、报业集团、乃至媒体以多种经营寻找自救之路……，除了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因素，也与中共卸包袱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新闻出版总署官员的最新言论，也还是这一思路的惯性。

然而，媒体引入外资（媒体自身以外的国内外资金）及其经营方式的改变，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各种资本抓住各种机会、以各种方式追求其最大利益，乃是其本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过去有刘宾雁、胡绩伟、钦本立，如今仍再三涌现焦国标、卢跃刚，将来这个基础变动以后，其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定然会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这一点，相信目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官员已经心知肚明，然而许多事情在中共的政治机制里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新闻总署官员的最新言论，当属于在交代中共现行新闻出版政策的底限——明文规定。

就像BBC记者所提的问题，答案已经一目了然，焦国标、卢跃刚代表的民意及其文明进步的潮流，也是再清楚不过得了，但是现任当权者似无意进行一场触动根本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主事者尚未足够的权力，或者沈溺于现行体制的陷阱中无法自拔，依然亦步亦趋“摸着石头过河”。在朝市场化趋势发展的大环境下，经营改革自然是风险最小的，况且过去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也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也许让原来的”事业单位”体制，正式改变为准”企业单位”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助于避免”南都案”那样的悲剧再度重演。

然而新闻总署官员的言论也透露了相当消极的资讯：一则是中共控制新闻舆论的本质是不容许有丝毫改变的，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二则是明确重申党管资产的观念，这是六四后太子党贡献的主张，基于台湾政党轮替的教训，作为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媒体资产的控制已然成为其重要命脉，被视为“百年之后”赖以东山再起的续命丸。他的其他权力和利益释放出去以后，这也可能会成为他最后坚守的底限。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过去的一种判断：中国新闻媒体的资产所有权，表面上是属于执政党的党产，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国有资产”，由于它的行使和处置一直掌握在少数特权寡头手里，类似其他国有资产被侵吞，经过某种形式的“转手”之后，它会先变成主管媒体的党政领导人或他的亲信们的个人（少数几个特权集团成员）的私产， 也只有到那一刻，才会真正与外资合作，才可能真正开放媒体市场——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媒体市场已经被几大特权寡头控制的媒体集团瓜分、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闻改革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媒体资产变国有或党有为特权寡头所私有的过程。新闻总署官员的最新言论，只是为这个过程盖上了一块遮羞布而已。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